《半个世纪的改革变迁: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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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的改革变迁:世道- 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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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了,种的全是杂交高粱。人们议论说:“要叫石大夯,想不通绝对不种。”
  昨晚郭松着凉,突然想拉肚子,就让人们在路旁抽烟歇会儿,自己钻进庄稼地里拉屎。没想到里面种的全是玉米。他像吓着似的提着裤子跑出来,气愤地大声叫着:“李碾子,李碾子!”
  碾子知道包子露了馅,心里并不慌张。现在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就是批我斗我,这玉米也变不成杂交高粱了。他装傻充楞地问:“郭主任,是不是碰上蛇了?怎么提着裤子出来了?”
  “我问你,这地里怎么全是玉米呀!”
  “不可能吧?”碾子仍在装傻,“种子是公社统一买的,杂交高粱咋会变成玉米了呢?”
  郭松把碾子拉进地里,指着满地的玉米,气急败坏地说:“你看看,这是杂交高粱吗?”
  碾子暗暗窃喜。他冲着这大片玉米故做惊讶地说:“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兴许是种子出问题了吧!”
  “不可能。别的大队没问题,怎么单单你们有问题?”
  “这我就不知道了。”
  李碾子本想搪塞过去,郭松却把人们都领进地里看那片玉米。严肃地说:“大家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农业学大寨,是伟大领袖的号召。学不学大寨,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学大寨就必须大种‘两红’即红高粱、红薯)。东堤下大队却阳奉阴违,对抗学大寨运动,这是严重的路线斗争。回去告诉韩天寿,立即把这事给我查清,找出幕后策划者,进行大批判!”
  李碾子心里笑了,“郭主任,你甭想刨根问底,就是神仙也查不清楚了。”
  一路上,郭松一直在琢磨,这是谁的主意呢?他的脑子突然一闪,问碾子:“是不是鲁子凡在背后捣鬼?他可是有名的老右了。”
  碾子摇摇头,“郭主任,老鲁是来劳动改造的,他才不会管这闲事呢。”
  “要不就是大夯。”
  碾子使劲地卜愣脑袋:“大夯戴着帽子,他才懒得管这事呢!他傻吗?”
  “那这是谁的主意 ?莫非是韩天寿?”
  李碾子见他猜这猜那,就把这事揽到在自己身上:“这事谁也不怪。我是主管生产,要批你就批我。”
  “你?”郭松瞪了碾子一眼,“你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典型。你要能想出这鬼点子来,那就不是碾子了!”
  碾子见郭松满脸疑惑,便说:“年年种杂交高粱,社员们都骂我祖宗三代了。我怕再挨骂,又怕公社查出来,就在地头路边搞了点鬼。该批该斗该检查我顶着。”
  “你认为,这事批批斗斗就没事了?没那么便宜!”
  碾子见郭松抓住不放,心里敲起了小鼓:“还要怎么着?”
  郭松把眼一瞪,恶狠狠地说:“给我把玉米全部拔掉,改种杂交高粱!”
  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这个新上任的郭主任真的要下绝手。这一百多亩玉米是全大队社员们半年的口粮,如果拔掉那将绝收。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做。他嬉皮笑脸地与郭松软磨:“郭主任,我错了,检查还不行吗?”
  郭松受了捉弄,满肚子是气,怎么肯放过去呢,这也太便宜了。再说,如果不认真对待这事,今后的工作怎么开展?他把脸一沉,强硬地说:“李碾子,限你们五天内把玉米全部拔掉,一律种上杂交高粱!”
  “拔掉?”李碾子为难地抓起脑瓜皮,“这玉米都长半人高了,拔掉多可惜呀!”
  “这是资本主义的苗,坚决拔掉,种杂交高粱。”
  “现在都啥节气了,还能种高粱吗?”碾子觉得这个郭松太不懂生产了。
  郭松想想,“发动社员移栽。”
  李碾子一听傻眼了。他故作笑脸地说:“郭主任,别逗了。移栽一百多亩高粱,要用多少苗子呀,到哪儿弄呀?就是有苗儿,这一百多亩,还不栽到驴年马月啊!”
  “这我不管。”郭松断然说,“先把玉米拔掉,然后再栽杂交高粱。完不成任务,拿你是问!”
  李碾子把这事向韩天寿一汇报。韩天寿抱怨说:“我早就对你说,这办法不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吧。公社要处分,你可兜着!”
  其实,这事李碾子跟韩天寿商量过,韩天寿吃杂交高粱也怵头。他天天让由福满给他抠屎,由福满就骂。因此,碾子一出这主意,他举双手赞成。现在公社追究起来,他却一退六二五,抱怨起碾子来。碾子老大地不高兴,心里说,有了成绩你揽过去,出了问题脱干坯!他心里这样骂着,嘴里说的却是:“韩主任,我可向你汇报了,大主意你拿。”
  韩天寿不假思索地说:“那就听公社的,发动社员拔玉米。”
  碾子见韩天寿如此不负责任,把脖子一拧,不满地说:“拔?说得轻巧。拔了秋后吃什么?让社员们喝西北风啊!”
  “郭主任不是叫移栽杂交高粱吗?”
  “到哪儿弄这些苗子呀!”李碾子眉头一皱,“再说,现在高粱都半人高了,也移栽不活呀!”
  韩天寿见碾子不听指挥,生气地说:“说你目光短浅,还不认账。我们看问题不能光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公社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至于高粱苗子,那是你的事!”说罢,扬长而去。
  千斤重担压在了李碾子身上。这是关系到社员生活的大事,决不能稀里糊涂,晚上他又去找大夯商量。
  石大夯在思谋着,旱烟抽了一袋又一袋。他深深叹口气说:“现在又像大跃进那年了,到处是瞎指挥。公社不关心群众死活,是怕丢了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吃的是皇粮,管凉不管酸。社员们挨饿是大事,遇事要有主心骨,一定得挺住。为了社员们,就是吃点苦也值!”
  碾子听大夯的,豁出去了,不就是挨批挨斗吗?大不了也给戴顶帽子!
  碾子迟迟没有行动,公社天天打电话催。韩天寿怕丢官,就想先把玉米拔掉,他亲自给队长们开会布置。队长们骂他:“你光知道向上舔,也得为社员们想想啊!”
  东堤下大队的玉米依然在地里长着,而且越长越高,渐渐长天穗了,怀胎长棒棒了,吐红缨缨了,十分喜人,成了全公社的一道亮丽的景观,谁看了谁说这玉米长得好。只有郭松黑虎着脸。他批评韩天寿无能,韩天寿骂李碾子不听指挥。郭松要撤李碾子的职,碾子说:“我早就不想干了。”
  郭松下不了台,转不过脸,只好让李碾子到公社作检查。
  正巧,地区拉着各县主管农业的革委副主任来滏阳县检查生产。杨旭听郭松汇报过东堤下大队偷梁换柱种玉米的事,怕地区领导批评,就想绕过东堤下村。地革委副主任陈列夫却执意要那里看看。石大夯办社和那年发大水时,他都来过这村,想看看现在的情况。杨旭拗不过,只好硬着头皮等着领导批评。不料陈列夫见东堤下大队的玉米长势很好,异常高兴地说:“看来玉米也能增产嘛,何必非种杂交高粱呢?这东西社员们都不愿吃。”
  杨旭、郭松和韩天寿没想到这位地区领导不仅没有批评他们,还肯定了他们的做法。陈列夫拍拍杨旭的肩膀,兴致勃勃地说:“老杨啊,看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让这个大队给大家介绍介绍经验吧。”
  杨旭附在陈列夫的耳朵上,悄声说:“这个大队主管生产的副主任,为这事正在公社做检查呢。”
  郭松一看,这回又砸了,心里一个劲地瞎嘀咕。
  陈列夫问郭松:“这是怎么回事?快把那同志叫来介绍经验啊。”
  韩天寿这才屁颠屁颠地赶紧到公社请李碾子去了。
  李碾子没有向地区领导倾诉自己的冤屈,只是实事求是地讲了自己的想法。最后,他对陈列夫说:“我认为,农业学大寨要学根本,不能光学皮毛,更不能照猫画虎,生搬硬套,要从实际出发。”
  “好!”陈列夫带头鼓掌叫好,“当前我们不少社队学大寨学偏了,有的甚至把学大寨当成了一根整人的棍子,这就大错特错了。李碾子同志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值得表扬。这么好的同志怎么能停职检查呢?赶紧恢复他的工作。”
  众人鼓掌,李碾子羞得脸红了。他说:“实话告诉大家,这功劳不能记在我的账上,这是石大夯的意见,鲁子凡同志支持。我可没这么大胆子。”
  陈列夫一听乐了。看来鲁子凡并没有被运动吓倒,石大夯也没被那顶帽子压垮。他俩还在为群众着想,心里不由地一喜。他想去看看老鲁,可一时又离不开。于是对碾子说:“你给老鲁捎个信儿,让他抽空到地区找我一趟。”
  鲁子凡听说陈列夫找他,激动得一夜没睡好。他想地委可能要安排自己的工作了,天不亮就坐公共汽车到地委去了。没想到陈列夫不跟他谈工作安排,而是让他到省委党校去学习。
  对于上党校,鲁子凡很不感兴趣。这几年,党校的学习跟着运动跑,变来变去的没个定盘星。上次刚学了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下次就进行批判。还是那些老师,还是那几张嘴巴,今天这么讲,明天又那么讲,越学越糊涂,简直白浪费时间,他不想去。可陈书记指定滏阳县就让他去,只好遵命了。
  进党校学习,鲁子凡早有戒备。尽管每次都重申“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扣帽子,结果总是出头的椽子先烂。反右时,他因如实反映了农业社的一些问题,就挨了十几天的批判。要不是历史清白,工作积极,差点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他遇事加了几分小心。然而,山难改,性难移。大跃进那年,县里逼着他们公社放卫星,他不满地说了句“简直是发烧说糊话”,反右倾时再次挨批判,并受了严重警告处分。这两次教训太深刻、太沉重了。他再也不敢掉以轻心,随便开口说话了,遇事慎之又慎。会上会下都要管住自己,一是情绪,二是嘴巴。无论开会还是学习,他从不主动发言。就是领导点到自己头上,也是人云亦云地应付几句,决不敢掏心窝子说话。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有人旧事重提,给他扣了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罢了他的官,大会小会批斗了若干次。后来是因造反派起内讧,打派仗,才把他这只“死老虎”扔下。因为他为人和气,不摆架子,人缘极好,“查三代”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才没有受什么处分,只是让他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次来党校学习,他再次告诫自己,处处谨慎,多加小心,在政治上再不能裁跟头了。他抱定这样一种态度:多学多想,决不外讲。
  在开学典礼上,他却觉得这期党校与往常不同。学习内容不再跟着当前工作跑了,要学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毛主席的《实践论》。省委书记在开学典礼上讲,“我们党是靠‘两论’起家的。在工作中却只注意了《矛盾论》,忽视了《实践论》。工作不从实际出发,习惯于凭想当然办事,解决问题也是简单地一斗了之。结果阶级斗争抓过了头,经济建设却落了后。要想把工作做好,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一定要补上这一课。”
  鲁子凡从省委书记的讲话中,捕捉到了一种信息,感到了一种令人兴奋的变化。在人们的议论中,在报纸广播里,他曾听到过一种新的声音,感到了一种新的气息。他把这些看作是夜幕的星光,是黎明的希望。然而,这些新意见、新观点刚一露头,就遭到了迎头痛击。《人民日报》刚登了一篇支持包田到组、包产到组的文章,不几天就有人公开质问:这是不是党中央的精神?有没有红头文件?并断言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觉得这颗刚钻出来的小星,又被厚厚的乌云遮住了。星光能否再闪烁?天空能否放晴?他一时看不出。现在省委组织县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到党校学习《实践论》,让人们学会用这把尺子衡量工作,判断是非。这个动作非同小可。这话出自省委书记之口,肯定是党中央的精神。那天他激动得一夜没睡。激动之余,他想到了整风反右,因而再次警告自己:这次学习绝不能太幼稚,太天真,太书生气。要以百倍的警惕,注视着党校里和社会上的一切动静。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习的深入,在不知不觉中,他那颗提吊的心慢慢放了下来,紧张的情绪也松弛了。学习虽然安排得很紧,气氛并不像过去那样紧张。无论领导讲话,还是老师辅导,没有像过去那样上纲上线,都能用实践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去衡量与检查过去的工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恰如其分地指出一些偏差、过失和错误。有时甚至涉及到伟大领袖。开始他感到后怕。否定伟大领袖,就是现行反革命,是要杀头的。然而,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是非就看得清清楚楚。他真正感到了《实践论》的伟大,是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是发现问题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是判断是非的标尺。他越学越用心,越学越上瘾。星期天也舍不得上街。过去上党校脱产学习,是一种休闲。离开工作岗位,没有了繁杂的工作,也没了各种烦人的应酬。只是单纯的学习,而且以自学为主。即便集中辅导,每周也只有一次,其余时间全是自学和讨论。自学靠自觉,凭良心。鲁子凡却觉得比在机关工作还紧张,还辛苦。听讲他特别认真,非常专注。自学他一丝不苟,逐字逐句地咀嚼。课下和晚上,他不是整理笔记,就是到或阅览室查阅资料。他感到这次学习收获很大。
  在结业的那天晚上,哲学系的曲章老师把他叫去小叙。老曲长他三岁。五十年代曾在滏阳县委党校工作过。那时,鲁子凡在五区当区长,经常向他请教。两人又都是竹筒倒豆子的脾气,很谈得来。反右时,耿直的曲章因直言敢谏遭受批判,鲁子凡去县委给他求情,才没有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为此,曲章把他视为知己。这次来省委党校学习,老朋友多年不见,曲章坚持让他在家吃住,鲁子凡婉言谢绝了。一来党校纪律不允许,二来怕给老曲一家添麻烦。
  曲章执意要他来家坐坐,以酒为他送行,同时叙叙离别之情。鲁子凡觉得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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