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怕什么？”酒壮人胆，李能三嗓门一下子提高了八度，“大不了撸了你这个副经理，还干自己的买卖。就凭老兄这两下子，怎么也比他们干得好。照常吃香的喝辣的。来，干！”
张文然知道，爸爸下午还要参加整风会议，怕他喝多了在会上说错话，就主动把酒杯端起来，说：“俺爸下午还有会，别叫他喝了。爹，我陪你喝。”
张文然的酒还没端起来，李能三就一饮而尽了。
这时，青茶又端菜来了，见爹喝得红头酱脸，便说：“爹，喝得不少了，吃饭吧。”
“吃饭急啥！”李能三不满地瞪了女儿一眼，“酒逢知己千杯少。今天我要和你爸喝个痛快！”
张文然看了爸一眼，张盛福摇摇头笑笑。他知道李能三心里不痛快，而且喝了不少，就示意文然不要劝他喝太多。张文然会意，让青茶拿来一杯凉白开水，以水代酒。他给老丈人倒满之后，主动把酒杯端起来：“爹，我敬你。”
这时，李能三也不管跟谁喝了，把酒杯端起来，一仰颏就干了。他咂摸咂摸嘴，脸忽地阴沉下来，把杯子往桌上一礅，说：“文然，你给我倒的是什么酒呀？”
张文然见老丈人发现酒是假的，不免心里有些发怵，张了半天嘴也没说出啥来。张盛福便赶紧给儿子解围：“老哥，咱喝了不少啦，我给你换了低度的。”
“不行。”李能三不满地说，“亲家，现在铺子虽然不是你自己的了，也不至于管不起我酒喝呀！我没醉，甭给我换酒，就喝这六十七！”
张盛福无奈，只好让文然陪他喝下去，一直喝了个醉烂如泥。
整风反右并没有出现李能三所企盼的“乱”，一夜之间社会却大变了，大街小巷的大字标语让他眼花缭乱：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议社会主义！”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
“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大放高产卫星！”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经历一冬一春的整风反右，城乡的空气好像变了。石大夯总觉着有一根无形的绳子在牵着他跑。他跟头趔趄地总觉得跟不上，简直喘不过气来。昨天，他还在和社员们讨论制订各种规章制度，巩固成立不久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天上级一声令下，就成立人民公社了。五区三十八个村一夜间成了统一核算的红星人民公社。原来的村也改成了生产大队，做梦他也没想到变得这么快。
耀眼夺目的大字标语，惊天动地的锣鼓和震耳欲聋的口号，使石大夯激动兴奋。兴奋之余，他又感到疑惑：社会怎么发展得这么快呀！初级社转高级社，他就觉得有些快，快得力不从心。他虽想不通，也带头搞了。他总觉得应该巩固一段，最少十年二十年。如今成立人民公社，说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他想不出是啥样子。这一年多，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使他始料不及，大为震惊。还没有实现经济飞速发展，社员们的生活甭说富裕，连吃饭问题都没有解决，就人民公社化了，到处捷报频传，到处卫星上天。鲁子凡虽教过他一星半点儿的革命理论，知道一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知识。但他弄不懂生产关系会对生产力有这么大的反作用，陷入一片迷惘之中。
天还不亮，韩大有就跑来砸石大夯家的门子。他赶紧出来开门，紧张地问：“出什么事了？”
“公社通知，叫你马上去开飞行会。”
飞行会，是那个特定年代的一种会议。大跃进提出“十年超英，十五年超美”，要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把理想变成现实。这就要打破常规，慢步走不行，快步跑也不行，要乘飞机，坐火箭，开会也要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开会地点。
大夯听了却不着急。天天开飞行会，他也皮了。不耐烦地问：“开什么会呀？”
“说是报产量，放卫星。”
一说放卫星，石大夯更烦。所谓放卫星，就是发烧说胡话，云里雾里瞎吹牛。他是实在人，说实在话，办实在事，一是一，二是二，钉是钉铆是铆，讨厌吹牛皮。他告诉韩大有：“叫韩天寿去开吧。他是大队长，分管生产。”
“公社强调支书去，不去不行。”
大夯无奈，骑上车子去了。
石大夯紧蹬慢蹬，赶到公社还是晚了。原来的五区如今变成了红星公社，大会议室已经坐满了人，仨一群五一伙地凑在一起聊天说闲话，满屋子吵得像个蛤蟆坑。他没心思和他们胡诌瞎侃，在最后一排椅子上坐下，卷个喇叭筒抽起烟来。
飞行会就是雷厉风行，不到一袋烟的工夫，人就到齐了。赵秘书招呼人们往前坐，公社书记鲁子凡宣布开会：“请杨部长给大家作重要指示。”
昨天晚上，县委书记陈列夫组织县委常委们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广播，原来徐水县八一人民公社小麦产量放了颗卫星，亩产超万斤。《人民日报》为此配发了评论，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县委立即讨论决定，也要放一颗卫星。农工部长杨旭爱出风头，就把这个任务揽到自己身上，连夜赶到码头镇红星人民公社，把鲁子凡叫起来，召开了这次黎明飞行会。
这个会因是临时动议，杨旭没有准备讲稿。他走到台前，双手往桌子上一拄，兴致勃勃地地说：“现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都在超英赶美，都在放卫星。我们农业战线也不落后。河北省徐水县有个八一公社有个生产队，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一万零五十二斤，放了一颗大卫星！……”
杨旭的话音刚落，人们便惊讶地唏嘘起来：
“哎呀呀，亩产一万多斤！这要装多少布袋呀！”
“少说也得近百条吧，咱连听也没听说过。”
“就是在场里铺，也得尺把厚吧？”
“准是瞎吹牛，简直是发烧说胡话！”
杨旭见人们嚷嚷，示意人们静下来。他说：“你们甭不信，这是事实。昨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了，报纸肯定也登了……”
正说着，院里传来一阵车铃声。赵秘书见送报的来了，赶紧拿了一张《人民日报》递给杨旭，报纸果然登了这条重要消息，不仅刊在头版头条，而且套红印刷。杨旭把那张报纸展开，在大伙儿面前晃了晃，异常兴奋地说：“大伙儿快看，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哩！”
人们伸长脖子不错眼珠地瞅着那张报纸。虽然看不清具体内容，但相信是中央电台广播的了。
杨旭提高嗓门说：“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共产党领导。为什么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不能做到？今天咱们就讨论这个问题，千方百计要放一颗卫星！”转脸对鲁子凡说，“你接着给大伙吹唬吹唬吧。”
鲁子凡像做梦一样，到现在也闹不清亩产万斤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放这颗卫星。然而，杨旭是代表县委来布置任务的，他不能唱反调。于是说：“同志们，杨部长向咱们提出了一个既伟大又光荣的任务，大家鼓鼓劲，争取也放它一颗卫星！”
各生产大队的支书不再言语了，一个个把脑袋低下去，恨不得钻进裤裆里，生怕叫自己表态。
石大夯像听了一个神话故事，并没有动心思去琢磨这事。他坐在后面，依然在悠然地抽着他卷的叶子烟。两眼直瞅着窗外，甬路两旁枝叶繁茂的洋槐已经开花了，白白的花一嘟噜一嘟噜的，煞是好看，上面围着一群蜜蜂在忙着采蜜。一阵风吹来，一股淡淡的清香飘进屋来。这盛开的洋槐花告诉他，现在正是麦收季节，而且是个好年景……
屋里的沉闷使杨旭尴尬起来。他来回走动着，一个劲儿地引导：“谁先说呀？谁先打头炮？”仍没人言声。他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严肃地说：“在这大跃进的年代，要想迈开前进的步子，首先要反右倾，破保守。咱们整了一冬一春的风，看来这右倾保守还没整掉。人家的麦子都收到一万多斤了，咱们才打二三百斤，这咋能交账哩！？”
各大队的支书谁也不说话，屋里静得掉个针都能听见。鲁子凡从杨旭手里拿过那张报纸，坐在一旁埋头看着，那眼光停留在那条放卫星的消息上，好像读不懂似的皱着眉头。
杨旭沉不住气了，大声说：“今天是叫你们来放卫星的，不是静坐的。”
鲁子凡见杨旭有些恼怒，便把眼从那张报纸上移开，站起来说：“大伙儿都说说自己的看法。”
杨旭纠正说：“不是谈看法，而是说咱们这颗卫星放多么大！”
鲁子凡接着说：“上级号召大跃进，我们就要解放思想。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什么叫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首先要敢想。只有敢想，才能敢做。对不对杨部长？”
杨旭点点头表示赞同。接着说：“敢想就是要有胆子。报纸评论员文章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简单明了两句话，就把胆量和产量的关系讲清楚了。真不愧是《人民日报》，就是有水平！”
东河头大队支书马有福站起来说：“杨书记，你说叫俺放多么大个卫星吧？”
“不是我说，是你报。”
“那我就放个亩产一千斤的，行不行？”
他的话没落，西河头的郭大才说：“俺响应杨书记的号召，放一千五！”
“俺放两千。”
“俺放两千三。”
各大队的支书见躲不过去，都抢着报数。鲁子凡见这阵势，不由地皱起了眉头，像不认识这些干部似的，觉得他们是在发烧说胡话。
杨旭见局面有了改变，脸上露出了笑模样。他说：“大家的思想开窍了，这很好。不过，你们报的这数字好像……”
“好像什么？”
“老和尚的帽子——平铺塌。”
“报多少才能达到领导要求呢？”
“你们报的这数我有一比……”
“比什么？”
“戴着草帽子亲嘴——差远哩！”杨旭又在调侃。
“啊？！”人们惊叫起来。
杨旭这么一说，大伙儿突然觉得像在深井里打扑腾——没底了，一个个像洋鬼子看戏——傻眼了。
杨旭瞅了半天才看见坐在最后的石大夯。大声招呼他：“大夯，咋坐后头呢，快到前边来。”
石大夯见杨部长点他，再也不能装傻充愣了。但他不愿到前边去，“我在这儿挺好，什么也听得见。”
杨旭说：“你这老模范怎么能坐后头呢，快前边来，这颗卫星就等着你放呢。”
“我可没那本事。”
石大夯嘟哝一句，因声音太小，谁也没听见。杨旭接着说：“大夯，去年你们的小麦在全县争了‘三个第一’，今年这颗卫星非你们放不可了。”
人们的眼光刷地集中到大夯身上。他那黑瘦的脸阴沉着，浓重的卧蚕眉紧皱着，不紧不慢地把手里的烟卷好，点着吸了两口。郑重其事地说：“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不错，大概能比去年增产两成多，一亩地也就是三百斤左右吧。”
他的话音一落，会场一片唏嘘，人们以为他是故意戏弄这位爱说大话的县委农工部长。杨旭气恼地说：“石大夯，这是在讨论工作，你怎么开起玩笑来了！”
石大夯一本正经地说：“杨书记，我哪敢拿这事当儿戏呀！我说的是实话。今年真要能收到三百一二十斤，就阿弥陀佛了！”
全公社联合评产，东堤下大队评了二百八十九斤，杨旭是知道的。石大夯的话他没法反驳，只是说：“原来咱们思想保守，认不清形势。现在总线路公布了，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大跃进啊！”
“大夯，杨书记给你戳上竿了，你就爬吧。”
不知谁这么戏谑了一句，石大夯突然感到自己像被杨旭玩耍的一只猴子。顿时，一种羞辱感涌上心头。他那铁青的脸忽地红了，把那支没抽完的烟啪地掷到地上。没好气地说：“我天生胆小！”
鲁子凡见杨旭的脸色变得那么难堪，怕他下不了台，赶紧站起来解围。他对石大夯说：“一时想不好，再好生想想，别的同志接着说。”
会场一下子冷清下来，人们都封住了自己的嘴巴。鲁子凡见这样讨论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就跟杨旭咬耳朵，老杨点了点头。他对大家说：“现在咱们分组讨论。”同时封了组长，指定了讨论地点。
“走哇，咱们放卫星去，看谁放的大！”东河头大队支书马有福，外号大扇车，一贯爱吹爱闹，一百个不在乎。他挥舞着胳膊，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西河头大队支书郭大才拍拍他的肩膀，“大扇车，悠着点儿，可别吹掉了底儿！”
“东风吹，战鼓擂，今天咱要对着吹！”马有福向郭大才竖起大拇指，煞有介事地说：“老郭，看今天这来头，不使出吃奶的劲吹，恐怕过不去。”
说是分组讨论，其实是单个较量——杨旭和鲁子凡分头和各大队的支书谈。在谈之前，杨旭召集公社党委临时研究了一下，把各大队的产量狠劲地估了一下，在评产的基础上提高了十倍。鲁子凡觉着这么做太玄。他用电话跟其它公社通了一下气，还是比人家差一大截子，弄得他心里没有底了。他对杨旭说：“老伙计，你给我交个底，到底弄到什么程度才行啊？”
杨旭说：“看样子不超过徐水的八一，陈书记不会满意。”
“你说超过一万？”老鲁瞪大了吃惊的眼睛，“这不是胡闹嘛！”
杨旭警告他：“注意你的情绪，当心再犯老毛病。”
鲁子凡因为思想右倾刚挨批不久，就不再言语了。他有气无力地说：“尽力而为吧。”
单个较量也没什么好办法，只是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往外挤——你报个数，不行就长点，还不行就再往上长。也没什么根据，就是说你这思想还有问题，太保守，太右倾。用大帽子压一压，就再把数长一长。这些支书们也不都是傻瓜。马有福特机灵，最擅长看风使舵。他见领导喜欢吹大的，张口就报了一万，喜得杨旭紧紧握住他的手晃悠了半天，叮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