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安有两岁多。他瞪着黑葡萄似的大眼睛，瞅一眼石大夯，“大舅，我跟娘来的。”
“你娘呢？”
“在那边。”
石大夯顺着小平安指的方向望去，见李月萍正在棉花地里猫着腰擗棉花叶子，不禁皱起眉头，“月萍，你怎么擗棉花叶子呀！”
“这蚜虫闹得太厉害了，根本治不住。”李月萍见大夯走过来，问道，“听说你去县里开会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在街上无意中听到的。”李月萍出身地主，除了下地干活，从来不串门儿，村里的大事小情一概不闻不问。
大夯兴奋地说：“月萍，咱村往前就要办社了。”
李月萍不知道办社是什么，也不问。只是说：“还没吃早饭吧？快回家吧。”
大夯瞅瞅月萍地里的棉花说：“你这棉花蜜得太厉害了。”
月萍无奈地叹口气，“光说‘要发家，种棉花’。这蚜虫治不住，怎么会有收成呢？”
“你把叶子都擗下来，这棉花怎么长啊！”
“不擗又有什么办法！”
“你这法儿太笨了。”大夯责备一句说，“这次在县里开会我学了一手，回头我教你。天快晌午了，回家吧。”说着，把小平安抱起来。
“你先走吧。”月萍命令平安，“快下来！”
大夯知道月萍怕村里人说三道四。小平安紧紧搂着大夯的脖子说：“我就跟大夯舅走。”
月萍拧不过儿子，就嘱咐小平安：“听话。”
“嗯。”小平安点点头，骑在大夯的脖子上，得意洋洋地说：“骑大马喽！”
月萍望着大夯和儿子远去的背影，轻轻叹了一口气……
因在路上耽误了一会儿，石大夯到家已经快晌午了。娘见他肩上扛着被窝卷儿，怀里抱着小平安，累得满头大汗，心疼地接过孩子，说：“你爹等着你呢。”
大夯问：“什么事？”
娘神秘地小声说：“你爹说的那门亲，码头镇那边等你去相亲哩。”
石大夯不以为然地说：“这着啥急！”
娘把嘴一撅，“你爹说了，这回说啥也不能听你的。”
大夯忙把这事岔开，“娘，快吃饭吧，我的肚子都饿瘪了。”
“吃饭急啥！”
“在县里开了三天会，村里的事攒了一大堆，我忙着哩。”大夯说着，从饭篮里拿了个高梁饼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看你这急样儿！”娘说，“饭熟了，我去给你盛。”
这时石老大正在北屋里抽烟，他在生儿子的气。今天本来该轮到自家浇地，大夯却胳膊肘子望外拐，让他窝了一肚子气。
石大夯狼吞虎咽地吃了三个高梁饼子、喝了两碗面汤，就往外走。
娘拦住问：“你又去干啥？”
大夯像没听见，脚不打站地走了。
娘见大夯不理相亲的茬儿，着急地追出来：“你爹还等着你说事呢！”
“回头再说。”大夯头不回地走了。
他去找韩天寿商怎么贯彻县委会议精神。韩天寿却说：“等区里布置了再说吧。”
大夯着急了：“这是大事，不能等。”
韩天寿拧不过石大夯，只好依他。俩人商定，晚上先开个党团员和互助组长会。地点定在村公所。
东堤下村村公所原来是地主丁龙飞的家。会议室原来是丁龙飞的五间大北屋，为了开会方便，把隔山墙打通了。
土改后这是第一次在这里开这么大的会。这些骨干都是刚翻身的农民。他们知道石大夯到县里开会去了，想听听上级又有什么新精神，一推饭碗就来了。有的从地里回来晚了，没顾上回家吃饭，就直奔这里。
平时人们都忙着伺弄自己的庄稼，没空儿串门，开会好不容易碰到一块儿，像多日没见似的，显得特别亲热，说家长里短的，问地里庄稼的，打听集上行市的，研究棉花治虫的，简直像蛤蟆吵坑，快把屋子抬起来了。
韩天寿在台上点了一下人数，向大伙儿摆摆手，大声招呼说：“静一静，静一静！”屋里立即静下来。他说：“我和大夯到县里开了个会，今天大夯传达一下。”
石大夯走上前去，说：“我先给大家传达，有说不全的地方，天寿补充。说错了，让他改过来。”接着，就把县委书记讲的、耿长锁介绍的以及在五公参观的情况，简明扼要地讲起来。人们听着挺新鲜，特别是对五公农业社的事感兴趣。屋里雅雀无声，都仄着耳朵用心听着。
石大夯讲完，韩天寿跑到台前说：“大夯讲得很全面，我只强调一点：办社强调自愿，不强迫。”
石大夯不满地白了韩天寿一眼，怎么单单强调这个呢！于是说：“办农业社，是为了大伙儿共同富裕。苏联已经成立了集体农庄。咱们也要像苏联那样，走集体化的道路。五公村耿长锁早就把社办起来了，把土地、牲口都伙起来，在一块儿干活，耕地还用上了拖拉机……”
人们静心听着。有的脸上喜气洋洋，特别是年青人，一个个满脸喜色；有的思想并不专一，好像这事与己无关；有的好像不理解，瞪大了吃惊的眼睛；有的皱起了眉头，在认真思考。不知谁问了一声：“把地和牲口都伙起来，吃饭也伙起来吗？”
韩天寿答非所问地说：“人家苏联吃的是面包，喝的是牛奶。”
人们一阵哄笑。韩天寿不知笑什么，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低声嘟嚷了一句：“人家就是吃面包，喝牛奶嘛。”
“韩村长，你喝谁的奶呀？”
不知谁跟他开玩笑，韩天寿红着脸冲台下狠狠地骂了一句：“回家吃你老婆的奶去吧！”
大夯站起来维持会场：“别闹，谁有不明白的提出来。”
“吃饭是不是也伙起来呀？”
“这个问题，耿长锁在访苏报告中没讲，我们在五公参观也没见人家吃饭。”韩天寿含含糊糊地说，“大概是吧。”
“几十口子人在一块儿吃饭，那要多大的锅呀？”
“用杀猪锅呗。”
下面又是一阵哄笑。
大夯说：“这事我在五公问了，农业社只是把土地、牲口和大型农具伙起来，小农具还是自己的，吃饭不伙。俗话说，‘人多没好饭，猪多没好食’。再说，一个人一个口味……”
又干又瘦的李贵九坐在前面。这个五十多岁的汉子，打土改就像换了魂似的，事事往前站。他原来靠扛长活、打短工维持一家人半饥不饱的生活。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翻了身。不管什么事，只要是党说的，毛主席叫干的，他就积极响应。县委号召建互助组，他主动与孤寡户互助，还把疯疯癫癫的老福存地里的活全包起来。现在号召成立农业社，他越听越入耳，不顾小青年们七嘴八舌地嚷嚷，站起来说：“办社好，把土地、牲口和水井都伙起来，省得争呀抢的，按照季节，该浇的浇，该锄的锄，不误农时，保准丰收，我报名。”
李碾子见爹带头入社，甭提多么高兴了，笑着向爹点点头。
人们没想到，拙嘴笨腮的李贵九平时不言不语，今天却打了头炮，都说：“咱们也学五公，赶快办社吧。”
李大昌说：“办社对我这号人的心思，算我一个。”
李大昌外号“二迷瞪”，好吃懒做，人们都拿他开心。
“二迷瞪，你把地都卖了，拿什么入社呀？光入张嘴白吃呀！”李根大戏弄了他一句。
“谁说我卖地了。”李大昌咕哝一句。
人们瞅瞅穿得破衣烂衫、脸上五马六道的二迷瞪，觉得有些好笑，讥讽道：“二迷瞪，就算你有二亩地，要是光吃不干，入社也养不起你。”
大夯见人们拿二迷瞪开心，便说：“咱们不能隔着门缝看人，人都会变的。既然大昌叔想入，咱们就欢迎。看大伙儿还有什么不清楚的，接着提吧。”
“地里收的东西咋个分法呢？”
韩天寿抢着说：“按地分，也按人分。”
有人不明白，“到底是按地呢，还是按人呢？”
大夯接过话头说：“不是按人分。是既按地分，又按工分，土地和劳力都参加分红。”
“那么，记工按什么？”
大夯答道：“凭干的多少，活的质量，还凭技术……挺复杂的。”
韩天寿脑袋乱哄哄的，心里有些腻烦了，没好气地说：“今天主要是给大家传达会议精神，咋就问起来没完没了！总共开了三天会，有些事哪问得这么清楚呀！”
石大夯觉得，大家提的问题越多，说明对办社越关心，不能泼冷水。他说：“今天先给大家透个气，交个底，将来区里还要具体布置。这是党的号召，也是农村发展的方向。我想挑头办个社，有愿入的欢迎。至于具体问题，到时候咱们再商量。”
“我也办一个！”韩天寿本来没想办社，可他爱出风头。一看石大夯抢了先，又怕在这事上落后了，领导瞧不起自己。县里散会前，区委书记杨旭曾单独找他谈过，告诉他这是党的号召，是大事，不仅党员要带头，干部也要带头。看来这事不仅可以出风头，还可以捞点政治资本，领导会更器重自己。再说，他早就看上李月萍那漂亮脸蛋了，想接近她又没有恰当的理由。要是自己办个社，把她拉进来，这块肥肉岂不可以吃到口了？尽管他还没顾得权衡利害关系，在众人面前也不甘落后，必须表现得比大夯还积极。于是说：“不管区里开不开会，我看这条道非走不可，还等什么呀？咱们说干就干，有入我这社的，我拍双手欢迎！”
支书和村长都带头办社，会场上却没出现大夯想象的那种争先恐后的场面，而是你瞅我，我看你，谁也不言声。他正纳闷，不知谁喊了一声：“石老大，你怎么坐在最后呀？大夯说带头办社，你支持不支持呀？”
人们的视线不约而同地集中到最后一排那个干瘦老头身上。那里坐着石大夯的爹石老大。过去无论开什么会，石老大都坐在最前面，今天却坐在了最后面。在昏暗的灯影里，他埋头抽烟。尽管有人点他的名，他也没有开口的意思。
韩天寿知道石老大把地看成命根子，肯定舍不得把地入社。他想给大夯弄点难堪，就走到石老大身边，故意问：“大叔，今晚开了半宿会，你老还没吱声哩。大夯要挑头办社，你倒是同意不同意呀？”
石老大翻白了韩天寿一眼，“哼”了一声，抬屁股走了……
人们看着石老大那倔乎乎的举动，望着他远去的背影，脑子里不禁划了个问号：这老头子今天怎么啦？
石老大在会上的表现，大大出乎石大夯的意料。原来他估计，办社的阻力可能来自一些殷实的中农和富裕中农。他们地多、农具多，牲口也壮，可能怕入社吃亏，持消极态度。做梦他也没想到爹会这样。
散会后，石大夯回到家里，见北屋的灯还亮着，就推门进去。
娘守着那盏昏黄的棉油灯在纳鞋底。见大夯进来，抱怨说：“你们散会太晚，都啥时辰了！”
他没有理会娘的责备，瞅了一眼在炕上倚着被卷儿抽闷烟的爹，轻声问：“爹，你咋提前回来了？不舒服吗？”
“没。”爹的话很冷。
“咋看你不高兴呢。”
“我高兴不上来！”石老大冷不丁扔出这么一句。
老伴儿责怪说：“有话好好说。”
“爹，今天这事是我不对。”大夯虔诚地自责，“这事我该跟你老商量……”
“你眼里哪还有我这个爹！你当了支书，翅膀硬了。”石老大把积压在心底的火气一古脑喷出来，“土改后，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总想给你积攒点儿家业成个家。你可好，到县里开了几天会，回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要成什么社，就要把土改分的这点家业共出去，胆子也太大了！”
娘见老头子这么生气，停下手里的针线问大夯：“你又折腾啥呢，惹你爹生气！”
“娘，没事。”大夯耐心地对爹说，“‘组织起来’是毛主席的号召，是为了发展生产，让大伙儿都过上好日子。你感谢党的恩，事事走在前头。我想你一定会支持我办社，就在会上表了态，没想到惹你发这么大火。”
大夯对爹的奖褒是实情。石老大对党从来没有二心，只要是党的号召，从来没说过“不”字。这次县委号召办社，他却想不通。叹口气说：“大夯，土改把地分给咱才三年多，在手里还没焐热乎哩，怎么又要收回去？早知这样，何必当初！”
爹的扣儿原是来背在这地方。大夯知道，爹把地看成命根子，种地像摆弄花一样上心。谁要踩了他的地，毁了他的苗，他瞪着眼珠子跟你吵个没完。怪不得爹舍不得把地入社呢！都怪自己把爹的思想觉悟估计得太高了，耐心开导说：“爹，你老吃了一辈子苦，有些道理比我懂得多。土改后你过日子心盛，咱家的小日子越过越红火，可有的户就不行，像李大昌……”
在东堤下村李大昌是名人。清末，他爷爷李冠儒是举人，也是有名的富户，号称“地有百顷，骡马成群。”他爹杨继业却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硬是把祖宗留下的家业折腾了个精光。到李大昌这辈儿，就只有个空名了。李大昌是李家的独根苗，从小娇生惯养，可谓要星星不给月亮。没学什么本事，却落了个好吃懒做的毛病。媳妇劝他不听，一气之下抛下不满周岁的女儿月萍上吊了。媳妇的死也没能使他改邪归正，还是醉生梦死，成天横吃竖喝，迷迷瞪瞪地过日子。没两年就把家里仅剩的一点家产变卖光了。家里没了东西，就到处借，借不来就赊，仍然去吃去喝，成天喝得醉儿咕咚，眼上总长着眵目糊，像睡不醒似的。因此，人们给他起了外号——二迷瞪。
土改划阶级成分，按解放前三年家庭的情况，他家应定地主。当时李大昌仅剩下二亩祖坟地，又不会耕种，一年年没有多少收成，成了全村最穷的户，怎么能定他地主成分呢？土改工作队几经讨论，最后请示县委，才按当时的实际情况给他定了个贫农。他不以穷为耻，反而到处宣扬说：“在东堤下村，我要不是贫农，就没有贫农了。”土改后，他恶习不改，还是好吃懒做，穷困潦倒在全村有名。最近听说他又要卖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