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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里管秀芬，谭招弟她们高兴得唱起了《我们工人有力量》，大家跟着唱了起来。余静也唱了。杨队长虽然不会唱歌，他也忍不住腼腆地跟着大家一道唱：
我们工人有力量，
嗨！我们工人有力量！
每天每日工作忙，
嗨！每天每日工作忙，
盖成了高楼大厦，
修起了铁路煤矿，
改造得世界，
变呀么变了样……
杨队长就是中国共产党长宁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杨健。三反运动基本结束以后，区委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的指示和统一的部署下，成立了区的五反运动委员会，区委李书记担任主任委员，集中一批干部，加紧训练，学习五反运动的政策方针，研究私营企业的“五反”材料，准备行动。区委统战部只留下少数干部在部里处理日常工作，其余的人由杨健带着都参加了区的五反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区的五反运动委员会指定杨健担任“五反”检查队第一队的队长。当陈市长在天蟾舞台宣布全市伟大的五反运动正式开始的前四天，杨健带着“五反”检查队第一队参加了全市七十四户的典型厂的检查工作。中共上海市委亲自领导这七十四户，典型先行，取得经验，然后逐步展开，使五反运动稳步进行。杨健被分配检查的对象是本区的振兴铁工厂。经过检查，胜利地解决了战斗，做了总结，回到区上。区的五反运动委员会认为沪江纱厂是本区私营大型企业，五毒行为很严重，资方又很狡猾，并且和市里的上层资本家代表人物有往来，检查这样一个单位是非常复杂而且十分艰难的。李书记决定由杨健带第一队的全体干部到沪江来。
杨健走到办公室门口，余静指着站在那里的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对杨健说：
“这是梅佐贤厂长。”她同时对梅佐贤说，“这是杨队长。”
杨健点点头，说：“我们认识，在区里开会时见过。”
梅厂长长方型的脸庞上露出两个圆圆的酒窝，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色框子的眼镜，低头弯腰说：
“欢迎，欢迎，杨队长请里面坐。”
梅厂长伸出冰冷的左手向办公室里一指，请杨健他们进去。梅厂长今天早上到厂里来以后，就听见外边人声闹哄哄的，他以为出了事，走到窗前，打开窗户一看：库房里的工人，饭厅里的工人，保全部铜匠间的一部分工人，托儿所的保育员，还有办公室里的许多职员都站到外边去了，从办公室一直排到大门口那边。他心里已经有点数目了，但是还不敢完全肯定。他走到厂长室门口叫人，一个人也没有，都到外边去了。厂里除了车间里的工人和往常一样在紧张进行生产以外，差不多都出去了。他找不到一个人。外面尽是人，他又不便去找。他一个人在厂长室里不安地踱来踱去，一会儿走到窗口去望望，生怕被人发现，连忙退回来。其实谁不知道梅厂长在楼上呢。在里面走了一会，还是不放心，又走到窗口去，他看到余静陪着杨健进了大门。杨健他们的左边胳臂上都有一个白底红字的“五反”检查队的臂章，这还用怀疑吗？他们终于来了。他们要来的，是在梅佐贤的意料之中；等他们真的来了，又有点出乎梅佐贤的意料之外。他听到工人们高呼“欢迎‘五反’检查队”，他问自己：要不要出去欢迎呢？出去欢迎，人家会不会说：你是资方代理人，也神气活现出来欢迎“五反”检查队哪！不去，留在厂长办公室里。仔细一想，不行。人家更会说了：你看，“五反”检查队到厂里来了，梅佐贤厂长都不出来欢迎，不是有意抗拒“五反”，不愿意接受检查吗？这可吃不消。正在他进退两难的当口，听到欢呼声越来越近越来越高，在空中飞舞着的帽子在窗口也清清楚楚看到了，得赶快拿主意，迟了，就来不及了。
“去！”他对自己说。
他踉踉跄跄跑出去，几乎是从楼梯上滚下来的。他听到那种排山倒海似的集体的强大的呼声，他的心急遽地怦怦跳着，赶到办公室门口站着，上气不接下气，两腿发软，手冷冰冰的了。他看见数不清的人向办公室门口涌来，他的大脑已经失去指挥自己行动的能力，也不晓得上去迎接杨健余静他们，木头一般的站在那里不动，愣着两只眼睛发痴地看着前进的人群。等余静指着他介绍给杨健，他才清醒过来，低头弯腰欢迎他们进来。
杨健和他的队员们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梅佐贤挑选靠会客室门口的那张木椅子坐下，低着头，望着一条条赭黄色的发光的地板，别的地方也不敢看一下。他感到所有“五反”检查队队员都在注视着他。他们心里一定都在骂他这个不法的资本家。他想声明：他只是沪江纱厂的厂长，徐义德的代理人，并不是真的资本家。他又一想：现在声明有啥用场呢？
“徐总经理来了没有？”
他知道是问他。他不得不抬起头来，望见杨健正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余静坐在杨健旁边。杨健望着梅佐贤微微发青的长方型面孔，等待他回答。他低下头去，小声地说：
“报告杨队长，徐总经理还没有来。要不要请他来？杨队长。”
“徐总经理今天会来吗？”
“不一定，他可能到总管理处去。”
“沪江纱厂的账簿是在厂里还是在总管理处？”
“历年的账簿都在总管理处，总账在那边，厂里只是流水。”梅佐贤的眼睛还是望着地板，一点也不敢移动，小心地问，“要拿来吗？杨队长。”
“好的。”
“是我自己去拿呢，还是杨队长派人去取？”
“你去也可以，”杨健又加了一句，“工会派一个人陪你去。”
“工会派一个人陪我去很好。”梅佐贤的头低得几乎要碰上自己的肚子。
“赵得宝同志陪你去。”
梅佐贤完全同意余静的意见，他说：
“那再好也没有了。”
赵得宝和梅佐贤坐上那辆小奥斯汀到了总管理处。梅佐贤一边通知勇复基把历年的账簿清理出来，一边打电话告诉徐义德“五反”检查队已经进了厂，希望他早点来。徐义德换上那身灰咔叽布的人民装，匆匆忙忙赶到总管理处，带着账簿，随梅佐贤、赵得宝一道坐上那辆奥斯汀。因为有赵得宝坐在车上，他不便多问梅佐贤“五反”检查队进厂的情形，但是有点不放心，就催司机开快点。车子一开到沪江纱厂的办公室门口，徐义德首先跳下了车。赵得宝帮助梅佐贤拿着账簿。他们一同走进会客室。
余静把杨健介绍给徐义德。徐义德上去紧紧握着杨健的手，很沉着地说：
“早就盼望你们来了。你们实在太忙，今天才来。欢迎，欢迎！”徐义德向全体“五反”检查队的队员望了望，关心地说：“同志们辛苦了。”
梅佐贤把十几本洋装的厚厚的账簿放在会客室当中的长方桌上，他仍然坐到门口那张木椅子上，不过头没有刚才那样低了，有时他还微微抬起来，但不敢对着杨健和余静，只是望着那些队员们。
杨健把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所发的检查长宁区沪江纱厂的检查证交给了徐义德，然后根据陈市长开展伟大五反运动的报告，向徐义德详详细细谈了谈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五反运动的政策方针，打破他可能有的一些顾虑。最后，他很诚恳地说：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坦白从宽；第二条路，抗拒从严。请你仔细考虑，要慎重地选择你的道路。我们是希望你走第一条道路，并且愿意帮助你走第一条道路。
不过，你的道路要由你自己选择。”
徐义德凝神听完了杨健的话，他点头称是，说：
“陈市长的广播报告我就是在外边场子上听的。经杨队长这样详详细细的一解说，我更加明白了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如果让资产阶级这样猖狂进攻，自由泛滥下去，真的像陈市长所说的，我们国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不能建设成功，人民的生活也不可能改善，社会主义的前途更不可能实现。国家国家，没有富强的国，家也就成问题了。中国过去受外国人的欺侮，我们工商界吃够了苦头，现在谁不巴望国家好起来？为了抗美援朝，我们厂里捐献过三架飞机。政府每次发行公债，我都是踊跃认购。税款，厂里都是按时缴纳的。根据共同纲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敝厂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方面，多少尽了一点微薄的力量。我们工商界，爱国不甘后人这一点，杨队长是清楚的。政府有啥号召，我没有不响应的。这次‘五反’是人民政府在挽救我们工商界，在改造我们工商界，实在是太适时了，太好了。再不改造，哪能配称为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工商业家呢？老实讲，我过去确实不大了解，听了陈市长五反运动的报告，特别是今天听了杨队长的谈话，我是完全了解了。”
“徐总经理做了一些有利于国家的事，这方面，我很清楚，从来没有怀疑过，并且给予足够的评价。”杨健说，“不过，这次五反运动，你要是真的了解就很好了。”
“我确实完全了解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也知道选择我应该走的道路。坦白从宽是光明大道。人民政府这样宽大，再不坦白，实在是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首长们的好意。”他心里想：人民政府就是再宽大，别说是违法所得一千万元也算基本守法户，就是放宽到一个亿十个亿也宽大不到徐义德的头上。他感到人民政府越是宽大，自己就越孤立。因为一般有轻微违法行为的工商业者都团结到人民政府那方面去了，留下来最少数像徐义德这样的严重违法户不是孤孤单单举目无亲了吗？徐义德表面却装出衷心感激的神情，望了望杨健和余静，继续说，“我一定交代我的不法行为，来报答杨队长和同志们的关怀。”
徐义德又望了望会客室里的全体队员们。
杨健站了起来，很冷静而又严肃地对着徐义德说：
“我们希望你从行动上表现出来，——你慎重考虑考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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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主要问题是在徐义德身上。我们要把力量集中对付徐义德。只要徐义德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我们沪江厂的五反运动便可以取得胜利了。”余静说到这儿停了停，她怕自己的见解没有把握，又加了两句：“杨部长，你看怎么样？”
杨健微微低着头，燃起一支中华牌的香烟，抽了一口，静静地望着乳白色的烟在袅袅地向上飘浮而去。他陷入沉思里。
杨健从会客室回来，立即在工会办公室隔壁那间俱乐部储藏室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沪江纱厂支部委员会的大会，并且吸收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沪江厂支部委员会的骨干分子列席了大会。他带来的“五反”检查工作队的全部党员当然都参加了大会，就是非党干部也列席了。杨健首先宣布“五反”检查工作队的党员和沪江纱厂的党员共同成立临时支部，选举支部委员会。选举结果：支部书记是杨健，支部副书记是原来沪江纱厂的支部书记余静。余静向支部大会报告了沪江纱厂最近的情况，资方的动态，高级职员的想法，工人群众的情绪和本厂的五毒罪行。根据她的了解，提出对本厂“五反”的看法。赵得宝见杨健没有做声，便说了几句：
“杨部长一到，徐义德的态度就不同了。我觉得他比过去确实有了一些的改变。”
杨健认为余静提出的问题关系到沪江纱厂“五反”整个部署问题，关系到“五反”成功与失败的问题。这样重大问题，必须在党内思想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步伐才不会乱。他没有马上表示意见，只是说：
“这个问题需要讨论一下，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同意余静同志的意见。问题主要在徐义德身上，首先要集中力量对付这个坏家伙。”张小玲气愤地说，“只要解决他的问题，别的问题都好解决。”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工问：
“徐义德自己会坦白吗？”
他是严志发。区增产节约委员会为了组织“五反”检查工作队，曾经向各厂抽调了一批干部到这里来训练，然后编到队里去工作。严志发就从庆祥纱厂抽调来，编在杨健这个队里。
赵得宝说：“从今天的情形看，徐义德大概会坦白的。他不是对杨部长说，一定要交代他的不法行为，来报答同志们的关怀吗？”
“对，”张小玲充满信心地接过去说，“杨部长来了，他不敢不坦白，不坦白也得坦白。要是集中力量对付徐义德，我报名参加一个。”
“是不是把徐义德估计得过于低了一些？”和杨健一同参加振兴铁工厂“五反”工作的叶月芳提出了问题。
“这个，”余静给叶月芳一提，马上想起上次在区委统战部里听杨健所说的话：你很年青，余静同志，你不了解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她想了想，自己在“五反”这个重大问题上不能太老实了，但想起刚才徐义德对杨健说的那些话，徐义德准备坦白不是很明白了吗？但是要提高警惕。她说，“徐义德自己对杨部长是讲了要坦白，我们不花力量，我想，他不会彻底坦白的。要是他能够坦白，下面的人就好办了。”“我有一个经验，”严志发直率地说，“资产阶级的话不可靠。可是我讲不出理由来。”
“是的，”钟珮文说，“资产阶级的话是不可相信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如果每句都是真话，那就不叫资产阶级了。”
叶月芳接上去说：“那便是工人阶级了。”
“还是请杨部长谈谈吧。”余静说完了，望着大伙，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