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义德问余静：
“我们筹委会是不是今天通过清估方案？”
“要是大家没有意见了，可以通过这个方案。”余静说，“四十二万‘五反’退款不必剔除了，我已经和纺管局商量好了，全部‘五反’退款转为公方投资，这样一来合营以后的现金周转也没有问题了。”
“那再好也没有了。”徐义德一直操心这四十二万，转做投资，以后不必为这四十二万发愁了。他喜形于色，腮巴子下边的肉褶也高兴得一跳一跳的。筹委会通过清估方案。他对勇复基说，“那你们快去把账册誊清。”
勇复基站起来，挟着那本重甸甸的账册走了。韩云程和郭鹏见事体谈完，也跟着走了。徐义德喝了一口茶，望着厂长办公室墙上的文征明山水和室内陈设，对这次清估工作十分满意。连自己最操心的办公室里的私人财产，也划出清估范围之外，那张捐献条子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得意杰作。字画、沙发和写字台这些东西放在这里，再也不必操心了。现在办公室还增加了一张长方桌和十把椅子。这是余静提出的建议，梅佐贤亲自布置的。坐在这里开起会来，倒是很有气派。他赞赏地说：
“这次清估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梅厂长和汤阿英功劳不小，当然主要的还要归功于余代表，领导的好。”
“政策是党制定的，工作是大家做的，怎么能归功我个人呢？”余静说，“徐总经理，我不赞成你这个意见。”“当然是因为公方领导的好。”徐义德说，“余代表，你太谦虚了。你们不管做了多大的工作，都归功于党，归功于群众，个人从不邀功，实在令人钦佩。其实，要是没有你的领导，向工人同志做动员报告，再三讨论党的政策，又及时了解检查，那一定会出偏差的。有些厂的干部，宁左勿右，清产定股中左得厉害，把资产估低了。我们厂，你掌握政策很稳，一丝一毫的偏差也没有出。”
“别的厂也不会出偏差，都有政策管着，中央的政策是统一的。”
“那是的，那是的。就是有点小的偏差，一定也会马上改正的。”徐义德顿时转了话题；“最近，棉纺业公会举行全业合营学习座谈会上，曾经酝酿过人事安排问题，公会也提过初步意见，局方指示，人事安排问题要在基层协商。现在还有时间，是不是谈一谈？”
余静从纺管局那里已经看过棉纺公会提的初步方案，她想了想，说：
“大家都在这里，谈谈很好。你有啥方案，可以提出来谈。”
“方案？”徐义德看余静单刀直入地问他，心头一惊：余静老是处在主动的地位，啥事体都要他提，而她事先一般不大表示意见，叫人摸不清她的意图。人事安排是一件大事，定股定息不过是几年的事体，人事安排可是决定终身的大事呀！定职就是定薪。而定薪也就是定心。他曾经和梅佐贤商量过这件事。照他看来，正职当然非他莫属，这是毫无疑问的。梅佐贤担任副职，这大概也没有问题。他亲自当面许了愿的。余静怎么摆法？倒是个问题。论资格，不过是一个年青的女工，一个黄毛丫头，能懂得啥呢？谈管理经验，谈技术，更提不上。但她是共产党员，厂里党委书记，如今又是公方代表，不摆个副职，似乎说不过去。他这个方案，认为是自己让了步的。他摇摇头说，“我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余代表一定有方案了，不妨拿出来协商协商。”
“我们没有方案，只有一个原则，参酌原有情况，量才使用。具体方案，要请私方提。”
“私方提，”徐义德认为这是真主意假商量，公方一定早就有了方案，只是不拿出来，让私方瞎摸。公方既然有了方案，他又何必提呢？他说，“那你可为难我了，这问题我想也没想过，一时怎么提呢？倒是有点意见：希望全部实职人员一律安排，而且不要降低职位，因为这些职员，多年在厂里工作，原来的薪金也不太高，这次合营，有些人嘴上不说，心里有波动的。如果合营时能做到原职原薪，大家一定欢天喜地。”
梅佐贤坐在长方桌的斜对面，不断对徐义德的话点头。原职原薪，他这个副厂长的位置大概没有问题了。他表哥裘学良一直重病在家，挂着厂长名义拿干薪。虽说他过去实际上就是厂长，可是拿的是副厂长薪水，负的是厂长的责任。合营后，他能做个名符其实的副厂长，也满意了。他说：
“总经理对职员的心理了解透彻，大家当面不说，背后都议论这桩事体。合营了，担心降职降薪，怕生活维持不了。”
“至于我个人，一点问题也没有，心里也不波动。”徐义德谦虚地说，“我能力不强，水平不高，社会活动又很忙，不必安排实职。我们厂里的主要职位，应该一律由公方代表担任。余代表，你觉得怎么样？”
没等余静回答，严志发插上来问：
“徐总经理，你说的主要职位指的是啥工作？”
“指的是经理厂长这些工作，正职应该一律由公方代表担任。”徐义德说完了，等候余静的回答，暗暗注意她面部的表情。
余静的面部没有表情。她心里怦怦跳动，思潮汹涌澎湃，正职一律由公方担任？这话说得多漂亮，显然不是真心话。她想了半晌反问道：
“为啥正职一律要公方代表担任呢？”
徐义德猜不透余静的心思。如果坚持下去，黄毛丫头没轻没重的接受下来，对于人事安排的协商有莫大的影响啊！他不露痕迹地慢慢改变了口吻：
“公方代表能力强，威信高，掌握政策稳，当然应该担任正职。政府人事安排的原则，刚才你提了：参酌原有情况，量才使用。我觉得这对公方代表也适用。当然，有些合营厂，私方能力很强，技术很高，贡献很大，也担任了正职，在工商界影响很大，不单在同业中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在国际上也发生很好的影响。有些外宾和外国记者到上海访问资本家，一听到资本家在合营后还是担任厂长经理的正职，就赞扬共产党对资本家改造政策实在太好了。不过我们厂的情况不同，我本人能力很差，不能和那些厂的私方比。”
“这么说，总经理未免太客气了。”这是梅佐贤的声音，“我想，余代表一定不同意总经理的意见的。谁不晓得，沪江纱厂是总经理一手创办的，锭子虽然不算多，沪江出产的成品，谁都说好，过去在市场上大家抢着要。总经理不仅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在棉纺技术上也十分精明，韩工程师都说技术上有啥问题，总经理一看就清楚了。棉纺公会有事，都要找总经理商量商量，一致公认总经理是上海棉纺界难得人才。我觉得，总经理过分谦虚了。我们对待问题应该实事求是，不要客气才好。”
徐义德和梅佐贤画龙而没有点睛。汤阿英听徐义德口气在卖弄自己。梅佐贤接着吹牛拍马，她按下心里对他们的厌恶，直接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们根据党的原则办事，量才使用，哪个当正职，哪个当副职，大家讨论，领导批准，一定不会安排错的，能力技术重要，政治更重要。没有政治，没有路线政策，单有技术也不行啊！”
“我赞成汤阿英的意见，道理很清楚，谁都明白。梅厂长有啥意见，爽爽快快掏出来，讲话不要绕弯子，叫人摸不着头脑。”秦妈妈说完了，盯着梅佐贤望。梅佐贤脸上显得十分尴尬，他眉头一动，嘻着嘴，说：
“还是听徐总经理和余代表的意见好。嗨嗨！”
徐义德不满地望了梅佐贤一眼：觉得在重要关头梅佐贤不敢正面直接提出意见，反而往他身上推，未免太滑头了。继而一想：梅佐贤是资方代理人，不正面直接表示态度也好，说了，余静以为是他授意的。他迅速地把问题推给余静：
“还是请余代表提吧，我们完全服从公方领导。”
余静听了大家的意见，特别是汤阿英那句话：根据党的原则办事，给了她很大的启发，梅佐贤的话，使她对徐义德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徐义德不仅在区里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就是在市里，也是有名的人物。梅佐贤虽然是徐义德的人，可是有一定能力，在管理生产上，她不如梅佐贤。组织上决定她到沪江来担任公方代表，她感到有些吃不消。她担任正职更不恰当。她对徐义德说：
“公方领导是一回事，协商人事安排又是一回事。希望你不要客气。把你初步考虑说出来，我当然会提意见的。”
“提吧！”赵得宝刚才有点替余静担心，不知道怎么应付这个局面。徐义德和梅佐贤非常狡猾，分明有意见，可是不肯说，逼余静表态。余静很老练，不慌不忙地催徐义德，使他放了心。他说，“有意见提出来好了，客气啥？”
徐义德摸不清余静的意图，想到别的厂也是私方先提，不好再推了。他试探地说：
“合营后，经理这一级要不要保留呢？沪江虽说不是大企业，可是麻雀虽小，五脏齐全，向来有总管理处的。如果保留吧，也有它的好处。余代表，你看呢？”
“保留好了。”
徐义德见余静回答的果断，肯定，他心上一块石头落下来了，总经理的位置大概没有问题。他进一步对余静说：
“要是保留总管理处的话，我想正厂长应该是余代表，佐贤做你的助手，担任副厂长；同时你最好能够兼任总经理才好。”
“你自己呢？”汤阿英看徐义德虚情假意，有意问他。
“我挂个董事名义就差不多了。”
“你做挂名董事？”秦妈妈不信任地歪着头看徐义德。“大概问题不大。”徐义德轻松地笑着说，“我做个董事还不行吗？”
“行，当然行，就是太委屈你了，你说，我们会同意吗？”
严志发说，“还是直截了当把你的意见说出来好！”
徐义德身上感到一种压力，余静那锐利的眼光仿佛看到他的灵魂深处。他不能再绕弯子了，收敛了脸上的笑容，严肃地说：
“那我当个副总经理也可以。”
“这也委屈了你。”余静说，“你仍然是总经理，梅佐贤可以担任厂长，这几年来，裘学良一直生病，不能工作，梅佐贤实际上做了厂长的工作。裘学良保留原薪，给他一个顾问的名义，照顾他的生活。等他病好了，再参加适当工作。”“你想的太周到了。”徐义德喜出望外，焦急地问：“你呢，担任副厂长未免太委屈了你？”
“我经验不多，能力有限，除了副厂长的工作以外，我还要管厂党委的工作哩。”
“韩云程，郭鹏和勇复基他们原职原薪不动，好啵？”
“赞成你的意见。”余静对徐义德说。
“严同志也要安排一个职位。”徐义德说。
“可以安排。”
“做啥工作好呢？”徐义德向严志发打量一番。
“他念过初中，有些文化，做过工，对纱厂又熟悉，在厂长办公室做个秘书倒不错。”
“那太理想了，我完全赞成。梅厂长大概也不会反对。”徐义德望了梅佐贤一下。他点头同意。徐义德说：“快点把今天协商的人事安排方案写好，和清资定股方案一同送到纺管局去批，梅厂长。”
梅佐贤听到“梅厂长”三个字和过去有了不同的感受。他做梦也没想到是余静而不是徐义德提他担任厂长，这简直是喜从天降。他感激地望着余静，发痴一般的竟说不出话来。徐义德大声催他，他像地苏醒过来一般的说：
“我马上去办，我马上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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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黑色的林肯牌轿车缓缓地驶进沪江纱厂。在煤碴路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开到办公室门口的辰光，坐在司机旁边的梅佐贤，迅速跳下车子，过去开了后面的车门。徐义德让余静先下来，他最后走出，对余静说：
“楼上坐一会吧！”
他们一同上楼，走进厂长办公室，坐了下来，徐义德精神焕发地说：
“今天是我生平最快乐的一天，最值得纪念的一天，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自从陈市长给我们讲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我就日夜盼望沪江快些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今天总算如愿以偿了。今后我再也不必为这个企业忧虑风险了，也不必为儿孙操心前途了，合营了，有了国营经济的领导，有了公方的领导，就是晚上睡觉也比过去安心了。”
“那可不，不说别的，就说我这个当厂长的吧，过去，单是劳资纠纷就把我的头闹大了。我是资方代理人，工人同志对我总是另眼看待，这也是应该的，可是我呢，事体就难办了，许多精力花在这上面，吃力不讨好，有时还要挨骂，这也不怪工人。我是资方代表，代表资方利益说话，工人当然要反对我的。现在好了，劳资关系比较简单了，我们是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说起话来，也比过去方便的多了。”
“劳资关系问题，其中有是非问题，并不因为是资方代理人就不好话说。资方代理人代表资方说话，只能代表资方合法的正当利益。如果和资方一道进行非法活动，工人当然要反对的。”余静不同意梅佐贤混淆是非的说法。
“我刚才讲的确实有语病，余代表这么一说，给我很大的启发，打开我的眼界，把过去看不清的问题看得清清楚楚了，我这个人整天埋在事务堆里，过去许多问题都看不清爽。今后在余代表领导下，要好好向您学习。”
“合营最大的好处是改变了生产关系，发展了生产力。工人做了企业的主人，生产热情会比过去大大提高。”余静说。
“余代表经常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看问题总看到本质上，不像我看的表面，还是从个人利害出发，”徐义德自愧不如余静，说，“我也要向你学习学习。”
“不要这样客气，你们有空的辰光，倒应该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我们有空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过时断时续。在我们工商界里，马慕韩学习比较好，他抓的紧。今天马慕韩在会上讲的那番话，要资本家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觉得讲得不错，看出来有点马列主义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