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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我？”汤阿英奇怪杨健和余静怎么已经知道她的事哩。
“唔，谈到你，最近厂里准备召开大会，想请你在大会上再诉一次苦……”
“再诉一次苦？”汤阿英吃了一惊，不禁脱口说出。在小组上诉苦已经给她带来了复杂的家庭纠纷，还没有解脱，哪能再诉苦？她摇摇头，说，“我不诉了。”
郭彩娣和管秀芬感到诧异。钟珮文莫名其妙。余静发现其中有问题，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杨健没有吭声。他注意到汤阿英眉头隐隐皱起，一定有心思，诉苦可能给她带来了麻烦。是不是车间的姊妹有人看她不起，郭彩娣和管秀芬和她谈的很好，细纱间也没有反映呀。他试探地摸她的思想情况：
“在大会上诉苦，和在小组上一样，只是再诉一遍，不要准备的。”
“这个，我晓得。我不诉了。”
“有困难吗？”杨健耐心地问。
“说出来，杨部长好帮你忙。”郭彩娣见汤阿英不啧声，便催促她。
汤阿英还是不做声。她的眼睛向大家望望。杨健懂得她眼光的意思，说：
“没关系，都是自家人，有啥事体，你说好了。”
汤阿英迟迟疑疑的，见了杨健和余静感到有了依靠，又不愿当着管秀芬她们的面把家里的事说出来，怕成了她们的话柄。郭彩娣看她嘴嗫嚅的想说又不说，有意给她点破：
“杨部长，刚才我看阿英满面忧愁，肚里一定有心思，问她，又不肯说，真把人急死了。天大的事，阿英，有杨部长给你撑腰，你怕啥呀？”
“我个人么，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杨健微笑地说，“不过党有这个力量。天塌下来，党可以把它顶住；地裂开了，党可以把它补起。党就是领导斗争的。阿英，你有心思，说出来，没有解决不了的。”
“不是这个意思。”汤阿英急得有点口吃，讲话结哩结巴。杨部长是她最尊敬的首长，五反运动的领导，没有一个工人不服帖的。她没有理由闪开不谈，等了半晌，便把昨天回家的情形原原本本地向杨健和余静说了，最后道，“我回不了家了。”
“为啥？”郭彩娣劈口问道。
“人家笑话。”汤阿英低着头，羞愧地说。
“笑话谁？”钟珮文不解地问。
“当然是笑话我呀。”汤阿英对杨健说。
“不，”杨健肯定地说，“该笑话的不是汤阿英，而是巧珠奶奶和张学海。严格讲起来，也不能完全笑话巧珠奶奶，她究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一直蹲在家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她当然会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这方面，我也有责任，你诉了苦，没有考虑到你家里的环境，如果早派人给巧珠奶奶和张学海谈谈，也许不至于有这场风波。不过，坏事走向反面，也可以变成好事。余静同志，看来，工人家属的工作，我们要抓一抓。”
“是呀，尽忙运动了，不说别人家，就讲阿英吧，我和巧珠奶奶可熟悉啦，从前他们住在草棚棚里，还可以经常碰头。自从她们搬到漕阳新邨，我就去过一趟，最近没有去。我了解工人家属的情况，这方面工作没做好，是我的责任，不能怪你。”
“我也有责任，如果事先抓一下，或许会好些。”“你们别老是自我批评了，”这是郭彩娣焦急的声音，“快给阿英想办法吧。”
“你说的对，”杨健想了想，说，“这桩事体，看起来，张学海是受巧珠奶奶的影响，首先要和他谈通，然后再一起同巧珠奶奶谈就容易了。”
“争取张学海，孤立巧珠奶奶，然后形成家庭统一战线，最后取得胜利！”
钟珮文暗暗欣赏自己这个分析。他说完了以后，觑了管秀芬一眼。她却一点表情也没有，使他怀疑她是不是完全听见了。杨健完全听见了，他对钟珮文说：
“你的统一战线政策可用到家啦！”
杨健把钟珮文说得心痒痒的。连杨健都称赞他，管秀芬会不引起注意吗？她还是没表情。钟珮文安慰自己：她一定很高兴，只是不便流露出来，怕人家知道。钟珮文谦虚地说：
“我还差的远哩，要向杨部长学习。……”
“杨部长，张学海是死心眼，”汤阿英插上去说，“他倒是个好人，就是有时听信别人的话，死心塌地信到底，要把他说服过来，可不容易哩。”
“这样的人也有他的好处。阿英，把他思想打通了，也是死心塌地信到底，比那些拿不定主意的人好办的多。有种人表面答应得好好的，转过脸去就变卦，说话不算话，反而难办。”
钟珮文一见杨健住口，立刻跟上来说：
“我们厂里就有这样的人，犯了错误，深刻检讨，坚决不改。杨部长说的对，对一切事物要看两面，这就是马列主义……”
杨健没有理睬钟珮文，转过来，对余静说：
“看样子，要先找张学海谈谈，干脆把阿英诉苦的全部内容都告诉他，免得别人传来传去，加酱油加醋，走了样子。给他谈通了，找巧珠奶奶就好谈了。”
“这事要我自己去，”余静站了起来，走到门口，回过头来，对汤阿英说，“你先在厂里休息休息，暂时别回去，等我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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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深蓝色的天空上，繁星闪闪。徐公馆那条幽静的马路上，越发显得幽静，附近花园洋房的灯光像星光一样闪闪。朱筱堂躺在弹簧单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到了上海，姑母待他不错，守仁经常带他出去白相，姑母又告诉他台湾那边的一些消息，但听口气，好像那边暂时不会反攻大陆，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时又打不起来，使他未免有点失望。上海生活固然比乡下好多了，老这样住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娘在乡下还等他的音信哩。他想向姑妈借点钱，早点回去。想到这儿，他眼皮慢慢合起，沉沉入睡了。
一阵阵急促的铃声把朱筱堂惊醒了。铃声响后，是啪啪的打黑铁大门的声音。他警惕地爬了起来，想起自己在上海好久了，一定走漏了风声，说不定有人来抓他了。他惊愕的睁着眼睛，凝神谛听窗外的动静。
哗啷一声，老刘把黑铁大门开了，朱筱堂的窗户上忽然闪现手电筒的光芒。这光芒说明了一切。他霍地跳下床来，走到窗口，隔着鹅黄色的纱布窗帘，望到两个人民警察手里拿着手电，一边照着楼上，一边向屋子走去。不容他有丝毫怀疑，不是来抓他的，人民警察来做啥呢？黄豆大的汗珠马上从他额角上渗透出来。
他连忙退到屋子当中，又摸到窗前，在纱布窗帘的空隙中往外一看，黑铁大门敞开着，外边是街灯，没有一个人影。他眼前现出了一线希望：从窗口跳出去，赶快逃走。再往窗下一看：他踟蹰了，楼房那么高，下面是光滑的水门汀，跳下去，不摔死，也一定跌伤。他望着窗下水门汀的地轻轻叹息了一声。
另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闪过：打开卧房的门，冲出去，逃走。他蹑着脚走，走到门口，听外边的动静：外边的脚步声好像正向他的卧房走来，打开门，不是正好给抓到吗？他向卧房环视了一下。这间卧房原来是徐公馆的客房，一些内亲往来住的，白天看起来，相当宽敞，现在却感到十分狭小，竟没有朱筱堂容身的地方。他感到待在这里非常危险，却又没法离开，转身看到卫生间，好像忽然得救，立刻退到那里面去了。马上把门锁上，他觉得还不够保险，顺手抓起卫生间里那张白漆小凳子，双手把它举起，雄赳赳地冲着门站着。准备万一两道门给打开了，他便用凳子打人民警察，拼个你死我活。
奇怪的很，卧房里没有一点动静。他想一定是打听他住哪一个房间，或者正在找钥匙。他屏住呼吸，紧紧抓着凳子的腿，在准备迎击。
人民警察确实走进客厅，可是没有上楼。楼上的人给刚才一阵铃声和打门声惊醒了。徐义德穿着一身紫红色绸子的晨衣，走下楼来，望见两个人民警察，兀自一惊，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满地瞪了老刘一眼：
“有人来，怎么事先也不通报一声？”
老刘吓得退后一步，怯生生地说：
“是两位同志自己进来的……”
“当然是自己走进来的，这还用说！”
“是，是，……”老刘不敢往下说。
“以后要注意，”徐义德暗暗看了人民警察一眼，见他们站在客厅那里没动，好像知道他心中不满意，便进一步说，“我明天一早还要到政协开会哩。”
徐义德新选上长宁区政治协商会议的常务委员，他想用政协常务委员的身份暗中压一压人民警察，让他们知道徐家是不好随便动手的。人民警察并没有给吓住，毫不在乎地说：
“这不能怪刘同志，是我们自己进来的。”
徐义德放下笑脸，故做镇静地问：
“有紧急的事体吗？”
他心里怀恨朱瑞芳。朱筱堂在乡下好好的，为啥要同意他到上海来呢？来了，又要守仁陪他出去白相，招摇过市，人家会不知道吗？徐义德自己的事已经够忙了，再加上一个“窝藏地主”，这个罪名可不小呀！朱筱堂一到上海，他心头就蒙上一层暗影：料想会出事的，却没料到来的这么快，又这么突然，简直叫他措手不及。要是早一点知道，可以把朱筱堂送走，有事出在路上，他就不负责任了。现在人就在他家里，徐义德和朱筱堂能脱掉干系吗？这真叫人束手无策。他接着想到，今天夜里给抓去也好，虽然沾上一点嫌疑，凭他在上海各方面的关系，可以把问题说清楚，好歹他是朱瑞芳的内侄，把事情推在她身上。他稍微定了定神，看人民警察怎么回答。
“当然有要紧的事体，否则也不会来打搅了。”
徐义德不等对方说完，立刻插上来表白：
“最近厂里很忙，我不常在家，不大了解家里的事，有啥亲友往来也不大清楚……”
朱瑞芳听到外边的动静，连忙穿好衣服走到楼下来了。她听到徐义德的话，知道他的用意，接上去说：
“是呀，义德这一阵子可忙坏了呀，早出晚归，连我们也很难和他照面。有啥事体，你对我说好了。”
“我们找徐守仁。”年青的人民警察说。
朱瑞芳听到儿子的名字，惊诧地大声问道：
“徐守仁？”
中年的人民警察肯定地点点头。
“找他做啥？”徐义德不解地问。
“他做的案子告发了。”
“案子？”
“偷窃案，”中年人民警察说，“还有别的问题。”“偷窃案？”徐义德还是不相信，说，“不会的，你别找错了人。也许是同名同姓？”
“一点也不错，待一会，你就晓得了。”
徐守仁枕边放着一本《基度山恩仇记》。临睡前，他贪婪地读着这本小说，简直入了迷，一边看着，一边想着明天是礼拜六，准备换一身最漂亮的西装，早点溜出去，找楼文龙玩他一个痛快。他看着《基度山恩仇记》慢慢入睡了。妈妈上楼把他从甜蜜的梦中叫醒了。他睁开眼睛一看：房间里的电灯亮了，妈妈脸色慌张，不安地站在他的床前。他揉一揉惺忪的睡眼，不解地问：
“我睡的正好，叫我做啥？”
“快起来！”
他惊慌地跳下床来，扣着白底红条府绸睡衣的扣子。朱瑞芳严厉地问他：
“你偷了别人的物事吗？”
朱瑞芳衷心地希望得到否定的回答，她好和人民警察办交涉。徐守仁没有吭声，但是羞涩地把头低了下去。不用再问，她心里完全明白了。她气呼呼地瞪了他一眼：
“没有出息的下流坯！”
那天离开朱延年家，徐守仁带朱筱堂到南京路“大三元”粤菜馆吃了饭，徐守仁要朱筱堂先回去，他给楼文龙拉走了。他们两人走到大光明电影院隔壁又一村小吃店，里面人声嘈杂，乱哄哄地嚷成一片。他们走得有点疲乏了，肚子也饿了，便走了进去，叫了两笼包子和两碗鸡粥，一边吃着，一边向左右张望。楼文龙发现有个青年扶着一辆簇新的飞马牌自行车走到饭店门口，把车子放在门外，匆匆进来，也叫东西吃。楼文龙暗暗碰了一下徐守仁的大腿，眼光向门外一望，徐守仁会意地点点头。楼文龙叫他先走一步，楼文龙自己付了钱，站在那个青年面前，挡住他的视线。楼文龙慢腾腾掏出一包香烟，抽了一根出来，拿着那个青年桌上的洋火，擦了一下，没有点着，又擦了一根，才点燃了一枝香烟，叼在嘴角上，用劲吸了一大口，然后在那个青年面前吐出一阵浓烟，悠然自得地一步一步走了出来。
那边徐守仁已经迅速而又熟练地把飞马牌的自行车偷到了手，像是自己的东西一样，骑在上面，转到僻静的黄河路上去了。
楼文龙跨出又一村，飞也似的向黄河路上跟过去。徐守仁骑到北京路上才跳下车来，等到楼文龙赶来，他们两人脸上浮着微笑，得意地扶着那辆车子边走边谈。他做楼文龙的助手，偷自行车和别的东西已不止一次了。有时楼文龙帮他巡风，他自己动手。这次两人商量好，车子先让楼文龙骑回家去藏起来，第二天在新城隍庙碰头。
楼文龙设法给自行车改了装，原来是黑漆的，现在变成深蓝色了。楼文龙要徐守仁推到寄售商行里卖了一百万元，当天晚上两人又碰在一块了……
徐守仁跟朱瑞芳下楼，走进客厅。青年人民警察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逮捕证，给徐守仁看，说：
“你被捕了！”
“真的偷人物事吗？”徐义德问徐守仁。
徐守仁低着头，没啧声。朱瑞芳暗暗点了点头。
“人民政府不会冤枉好人的，我们有了人证物证才逮捕他的。”中年的人民警察说。
“那好，我也相信人民政府是不会冤枉好人的。大家应该依法办事。我在区里和市里也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