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少数能做到和大众的娱乐感官有直接联系的作品。
口述影像：地面以下的大众狂欢
《地道战》本是军教片
1963年初，军委总参指定八一电影制片厂来拍摄《地道战》的时候，是当作民兵传统教学片来拍的。目的是要体现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还要让观众能学到一些基本军事知识和对敌斗争的方法。虽然是军教片，但总参要求我们运用故事片的形式，因为故事比较吸引人，而厂长陈播知道我擅长拍故事片，就指派我参加由八一厂和工程兵组成的剧本创作小组。创作组到冀中地区进行采访之后，先由工程兵的两个参谋写提纲，他们不懂电影，写了两次都没通过审查。1964年底陈播又找了一个专业编剧来写，可他20多天写到3万多字还没看到“地道”两个字。到了1965年3月，陈播很急，对我说：“按你的设想写，想怎么拍就怎么写吧。”
高平村是高家庄的原型
1945年5月，高平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民兵队长刘傻子带领村里七八十人打退了1000多个日本鬼子，而且还打死了50多个。战争结束后他去打扫战场，结果被敌人打了回头炮。刘傻子就是影片中党支书高老忠和民兵队长高传宝的人物原型。按照剧情设计，高老忠最后和敌人同归于尽了，有人说是导演让他死的，这是不对的，因为刘傻子也牺牲了。
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冉庄就是《地道战》中的高家庄，实际上我在影片拍摄之前从来没有到清苑冉庄采访过。1963年，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到北京、保定、石家庄等地的20几个村寻找拍摄素材，直到到了正定县的高平村，我才产生了灵感，也就是说高平村才是事实上的原型。因为高平村没有适合的拍摄场景，1965年我们四处选择外景，第一次来到冉庄，才发现它也是一个因为地道战而闻名的村庄。高平村比冉庄打得好，是“抗日先锋村”，但是没有冉庄保存得好，尤其是冉庄的十字街头和街心的三棵老槐树，很有古朴村庄的风貌。邻近的唐庄有三棵300多年的古杨树，李庄有很古朴的砖房和整齐的街道，我就把这三个村庄合而为一，定为“高家庄”的主要外景拍摄场地。
地道不是真地道
选好外景地之后，怎样将地道的规模、地道的战斗设施形象地体现在银幕上，成为一个最困扰的问题。采访中只在焦庄户发现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地道还保留着原始模样，另外一条在高平村的，看上去不像地道，倒像一条地下排水沟。幸亏总参的杨成武副总长派人给我送来了一本《冀中平原地道战争总结》的书，内容很丰富，有文字、有画图。最初设想是选一块地，开挖成地道断面，但估算了一下，觉得工程太浩大，成本太高，只好放弃。所以，实际上银幕上所有地道内的镜头画面都是在厂内搭景拍摄的。大家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巧妙运用摄影镜头和剪辑手法，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真正的地道战斗网。
删除“调味品”
刚开始我觉得，电影不能像课堂上课一样“干干巴巴”的，应该有点“调味品”、“水粉色彩”之类的东西，在第一稿剧本中我设计了许多“博观众一笑”的细节，但是都在审查时被删除了。例如：民兵队长和未婚妻子在地道里谈情说爱，大康和妻子在地洞里生孩子，淘气儿和素云吃烙饼逗乐子，牛娃从射击孔拽拉伪军腿等等。它们都被认为是没有任何教育价值，反而会冲淡主题，扭曲革命历史的真实性，脱离《地道战》主线的累赘。
因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人民战争思想充分体现出来，那么我们对于人物的塑造，情节和素材的提炼都要从政治效果出发，凡是不符合这个准则的，都要毫不留情地一律砍掉。军教片没有故事片的任务，人物不需要有个性。我在塑造高传宝这个民兵队长的形象的时候，也只是想让观众一看就觉得他是自己的民兵队长。这部影片发行了2800个拷贝，现在无论我到哪里，发现凡是50岁以上的人，都看过《地道战》，而且看了不止一遍。我自己对这部影片很满意，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63年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
悟历史于一刹 寻大道于一生
《中国电影发展史》迄今还是电影史写作的一个高度，并且一如既往地展现着电影作为学术的重量。几位著者为之倾尽心血，有人甚至因此在“文革”期间遭遇牢狱之灾，这些已经沉寂的传奇故事最终成为我们眼中一个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中的事件而显影。时隔40余年，也许此刻我们已经能够具备足够的冷静和客观，来看待这部经历了历史沉浮，和中国电影、中国电影理论研究及中国电影人紧密联系的著作。
在历史的荒原中失落想象的翅膀
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来说，1966年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之前，中国电影曾经的辉煌尚有据可查，这一年之后，历史便只能在想象中进行了。这年7月，一场针对《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运动最终演变为一场浩劫。陈荒煤1980年在再版序言中说：（当时，）被诬指为大毒草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纸型被毁掉，所有已经印好并已发行的书要收缴、追回，打成纸浆，全部销毁；紧接着，作者经过十多年搜集起来的有关中国电影的资料，也被用数辆卡车全部掠走（至今大部未能查明下落）。
在那些卡车上，应该装着1913年的《庄子试妻》，1920年的《春香闹学》，说不定还有1905年的《定军山》；应该有18集的《火烧红莲寺》，13集的《荒江女侠》，6集的《啼笑因缘》；应该有更多的张石川，更多的张善琨，更多的胡蝶，更多的上官云珠……那些车里胡乱堆着的电影画刊上，中国电影正在自顾自地热闹着……
那才是程季华、李少白们的宝贝，和这两卷本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比起来，这些宝贝是活着的历史，是随时可以说话的历史，是他们辛苦十数年的真正成就。对于长期困扰于路线之争的中国电影来说，后世因为它们有了重新评价的可能。它们的失落，意味着中国电影史的失落。
现在我们只能透过《中国电影发展史》附录的影片目录来想象历史。这目录已经足够惊心动魄，任何一个人，只要能为1905年以来的中国电影保留这样一份完整的目录便已是功德无量了。面对这样一个包含公司、片名和人名索引的庞大电影目录，任何研究者无法不叹为观止。
仅仅按照这个目录上所列，从1905年到1937年，中国就有1100部以上可考证的电影（只包含故事片、戏曲片、动画片，不含新闻片、纪录片、科教片）。这1100部片子中，至少有1080部是在1920年到1937年的17年间拍摄的。也就是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平均每年故事片产量约六七十部；而在1921年到1931年的十年间，中国每年的故事片产量达到上百部。需要注意的是，这上百部影片大部分是民营公司的产品。在1925年前后，中国有175家影业公司，其中拍片的不少于50家。即使和当今中国比起来，民营电影在当时的兴盛也是惊人的。
因为这个目录，我们得以重新理解程季华、李少白们的良苦用心。就好像经过一次纷繁芜杂的拼图游戏，一具绣像终于在背景上隐现，透过《中国电影发展史》具有时代特色的言说方式，目录提醒我们，历史的轮廓依然清晰。但是也仅仅是轮廓而已。因为失落了那些在卡车上自顾自热闹着的图景，历史的荒原失去了探索的途径。我们的想象在轮廓上滑过，重新跌入无法起飞的泥底。
程季华：为《中国电影发展史》披挂“罪名”
远见卓识的一项决断
自1950年起，我着手收集中国电影史料，开展电影历史的研究，这个动议最早是由陈波儿提出的，她创办了培养演员的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并提出应该开设有关中国电影历史的课程，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教，她决定自己教，找我做助手来整理和收集电影资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1950年前苏联的《大百科全书》（第二版）需要“中国电影”的条目，宣传部把这个任务交给陈波儿，我协助她收集并初步整理相关史料，大约一万多字。后来该书出版后，发现这个“中国电影”的条目被删去很多，刊出的部分也是错误百出，而寄出的原稿至今未能要回。这篇文章其实是第一篇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论文。
“写作大纲”出炉
收集资料是以文化部电影局的名义，发信给各地的文化局的，于是有关电影的各种资料首先被集中到地方的文化局，然后打包集中寄到我们这里。四间大屋子里全是书架排满资料，甚至有些还有副本，当时有条件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与资料齐全有很大关系。除了这些书面资料以外，我们还开始尝试做一些类似于现在“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找了许多当时还在世的中国电影早期的演员，派记者记述他们过去的情况，《中国电影》杂志（《电影艺术》前身）专门有一个栏目叫“昨日银幕”刊登这些采访。另外，还约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等早期电影艺术家写回忆录，后来也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以丰富电影史料方面的内容。
到了1955年左右，觉得有必要进行一下总结，于是起草了一份“中国电影史写作大纲”，后来在当时羊市大街的“影协”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和“影协”主席蔡楚生听取了我的口头汇报。他们给予肯定，于是这份“大纲”就成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分期和章节的雏形。
内部发行改为公开
1958年至1962年，花了4年时间，电影史初稿完成。排出清样后，请夏衍、陈荒煤、蔡楚生审定，决定出版。现在可以看到《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扉页上有“初稿”二字，是因为还觉得不够成熟，多次重印这两个字也一直保留着，作为一种纪念。1963年，《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陈荒煤决定把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这在当时的电影界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分别给阳翰笙和田汉送书，他们都很吃惊，不知道怎么不吭不响的这么一套电影史的书就做出来了。
出版后，文化部要召开几次座谈会听取修改意见，首次座谈会选择在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上海召开，本来上海方面已经同意了，但是很快又传来消息表示经有关领导指示，不同意在上海召开，原因是座谈30年代经验，是在对抗“写十三年”（1949—1962）社会主义文艺。
被打成“大毒草”
1966年《中国电影发展史》被打成宣扬所谓30年代文艺的大毒草，并被说成是“伪造历史”。当时这部书的纸型被毁掉，所有印好并已发行的书要收缴、追回、打成纸浆，全部销毁。甚至因为有的人手里有这套书就被打成是现行反革命。紧接着，十几年来搜集的电影史料也都被全部掠走，大部分被“四人帮”销毁，能够找回的是很少的一部分。
1967年6月13日，我被逮捕，“罪名”特别强调编写了一部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变天账。我被强制戴了8个多月的手铐，披着棉衣过了一个冬天。直到1975年4月23日，我被解除将近8年的“监护”，从秦城监狱回家。1981年《中国电影发展史》重版，决定完全按照1963年版重印，只加入陈荒煤的《重版序言》，重版印到了35000多册，后来又多次重印。1983年我也重新被聘为研究员，负责“影协”电影史研究部的学术工作。
口述影像：李少白：《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发展中看历史
双重原因促成治史
1958年文化部搞艺术科学研究规划，这个研究规划中的重头就是中国电影史，这是最初的一个想法。因为1958年各行各业都在搞“大跃进”，所以这个项目的电影科研方面就更强调了，一开始是准备1959年为建国十年“献礼”的，所以这个项目就正式上马，初步设想10个月左右完成，后来反对“浮夸风”、“共产风”，这个计划也就慢慢降温了。
负责这个项目的程季华在50年代初就负责电影出版社的电影史小组工作，搜集和积累了不少史料。当时《中国电影发展史》编著者之一的刑祖文是《大众电影》驻上海记者站的记者，对电影非常熟悉。我当时并不是搞电影史的，是艺术研究部唯一一个专职的研究人员，同时也做一些行政工作。另外，最初的编写者中还有原来电影史小组的王越。
其实这个研究规划的背后还有比较深层的原因，其实与1957年“反右”有一定关系。1956年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鼓励大家创作，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尊重传统”，对此发表意见的有上海的吴茵、吴永刚等一些老电影人，后来他们也因此受到了批判和反驳。首先是反驳提出的“今不如昔”的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讲传统，传统有两个，一个是一般的电影传统；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电影传统。一般的传统中一方面肯定了如郑正秋、周剑云的那种“社会派”传统，其他乌烟瘴气的电影传统就不能继承；另外一定要继承的是3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电影一个革命、进步的传统。所以写《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深层原因就是要写中国电影的现实，肯定思想战线、意识形态上的现实意义，回答当时的革命意志或者主流意志所要坚持的电影传统。
现代艺术史的先行
《中国电影发展史》在现代艺术史方面是最早出版的，差不多时间出版的只有唐彛鞅嗟摹吨泄难贰罚笔币衾质贰⒒婊贰⑾肪缡范蓟姑挥凶龀伞�
一开始有解放后的部分，准备从1949年写到1959年，当时的分工是刑祖文和王越写解放前部分，我负责解放后部分。后来王越病重退出，这样就只有刑祖文和我两个人来写，只好缩短战线，集中做解放前的部分。写作期间其实有很多的反复，在1959年时还没有找到好的方法，到1960年才真正走向正轨。1961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现在想来或许不困难还完不成，没有任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