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本来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学生花名册可以说是班主任工作的路线图，谁进步了，谁退步了，谁的费用该退该补，需要找谁的家长来谈话，如此等等，班主任都会在花名册上做出各种各样的符号。这天康小双把花名册铺在办公桌上勾勾画画，几分钟后，外面有人叫她，叫得很急，像是说她班上有人打架，康小双没来得及把花名册收起来，就起身出去了——花名册上记录着学生的详细资料，包括父母姓名、所在单位、联系电话。正因为这样，班主任绝不将其示人，侯校长说的保管好学生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保管好这本蓝皮封面的册子。普通班当然无所谓，火箭班和重点班就非常精心了，生怕被人看了去，透露给了外校，把他们的“尖儿”掐掉了。七班属理科重点班，平时康小双随便走一步，都把抽屉锁上，今天大概是外面的事情紧急，她神经短路，就疏忽了。
当时，办公室里有好几个教师，除徐瑞星，别的教师面前都围着一大堆学生，很热烈地跟老师讨论猜字母法，他们都没注意到发生在康小双身上的所有细节。但徐瑞星注意到了。其实徐瑞星与康小双相隔很远，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康小双背门而坐，徐瑞星向门而坐，可徐瑞星不仅看到了她拿出的是学生花名册，还看到她出办公室以后，疲惫的身影在门口闪了一下就消失了。康小双爱穿红衣服，她那身红也显得很疲惫，像烧了很久又无人守着的火，烧得很没意思，只想快点熄灭。徐瑞星无法对自己说清楚的是，当康小双一闪即逝的时候，他怎么就想上厕所了，而且急不可待；他更无法说清的是，办公室是两扇门，东头一扇，西头一扇，他完全没必要从东头绕到西头去。可是他就这么去了，路过康小双办公桌的时候，他迅速朝花名册上扫了一眼，这一眼，他看到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叫汪文强。虽然七班只是重点班，但班别档次是几个月前分出来的，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现在的汪文强已成为仅次于火箭班里谢家浩这种级别的尖子生。
徐瑞星不仅看到了汪文强的名字，还看到了附在那名字后面的电话号码。
他只是用一眨眼的工夫看了那个电话号码，可那七个数字，每个数字都像一根锋利的钉子，狠狠地扎入他的心里。他不动声色，进厕所后，从包里摸出笔和一张卫生纸，将那个号码记到了卫生纸上。
当他把那片写着号码的卫生纸撕下一角，重新揣进包里去，感觉内心里发生了某种震动，眼里看到的事物，耳朵里听到的声音，本来都是他习以为常的，这时候全都变得陌生起来了。
他问自己，这是咋回事呢？
他不能回答，也不愿深想。
接下来的两三天里，他在学校见到任何人都有别后重逢的感觉，那份夸张的亲热，让他自己也觉得吃惊。特别是对康小双。康小双是英语教师，只有四十二三岁年纪，却脸色枯黄；她是一个极其好强的人，八年前从另外一座城市调来，来之后，她每次从高一教到高二，都不让她教高三，又把她放下去，从高一教起。为此，她不知去校长室流了多少眼泪，把眼睛都哭烂了，她表白自己不仅有能力教高三，而且一定能教好，但校长心里没底，任她怎么哭也不心软。那时候还不是侯校长，侯校长上任后，康小双从头做起，常常主动去请侯校长来听自己的课。侯校长是物理教师出身，并不懂英语，但他被康小双的精神打动了。康小双没有哪节课不拖堂，上午二三节课之间该学生做眼保健操，只要第二节课是康小双在上，她就不让学生做操，继续听她讲课。广播里声音很大，她要把那声音压下去，就哑着嗓子喊，嗓子被撕成一绺一绺的，带着血腥味儿。不仅如此，她还要求学生每日三餐都缩短十五分钟，她早早地去教室等着，学生一到，立即开讲。侯校长真的被打动了，多次在教师大会上表扬她，说当教师的，就该有康小双同志的敬业精神。就这样，康小双不仅教了高三，还当了重点班的班主任。平时，徐瑞星不大喜欢这个人。主要是不喜欢她身上的那股“忙”劲儿——随便去哪里，哪怕是去保温桶前接开水，康小双都一路小跑；她的眼神永远绷得直直的，目光里有一种烧焦的煳味。因为不喜欢，没有必须的事，徐瑞星很难得跟她搭腔。可现在不一样了，他好像觉得自己欠着康小双很大的人情，不有事无事跟她说几句话，就过意不去似的。
不仅在学校，回到家里徐瑞星也是这种心态。以前，他在家里感受到的是蔗糖一样的甜味儿，厚实、柔和、平静、安详，现在却不是这样的，亲密的外衣底下，多了一层怜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啥也没干嘛！
的确，他啥也没干。汪文强家里的电话号码，安安稳稳地沉睡在他的身上。只不过，他不是随随便便地揣在荷包里，而是压在手机电池背后的。压进去之后，他就再没取出来过。
但他并没有忘记。那七个数字，依然钉子一样扎在他的心里。有好几次，他都对自己说，忘记它吧！可他就是忘不了。关键是，即使真的忘了，那片写着号码的卫生纸还在呢。他似乎不愿正视这一点。他的灵魂总是响起两个声音，一个说，你应该把那片纸扔掉，现在就扔；另一个声音却什么也没说，只是发出噪声，把前一个声音压下去。
十天过去了，徐瑞星终于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不仅如此，藏在手机里的那片纸上，还又多出了两个学生的号码！一个是三班的，一个是五班的，都是文科重点班，也均是新州市赫赫有名的尖子生。跟上次一样，徐瑞星是利用这两个班的班主任偶然的麻痹，把他们的信息弄到了手里……
这天夜里，儿子早就睡下了，妻子邹静又在客厅里剥瓜子，看电视，徐瑞星则来到书房，将门闭上了。他本来想再备一会儿课，可事实证明他啥也干不了，东摸西摸，五心不定。不知过了多久，书房门被推开了，但徐瑞星没发现，他眯着眼睛，任思绪在他自己也不认识的道路上奔跑。门口的邹静喊了一声，徐老师。邹静的声音湿漉漉的，水似的柔软，可在徐瑞星听来，却像突然炸出的响鞭，抽得他措手不及。他有些恼怒，说你怎么还没睡？其实邹静那时候早已经上床，但她翻来覆去睡不着，她要等着丈夫来，在他宽厚的胸膛上偎一会儿，跟他好好地缠绵一会儿。他们已经很久没这样了。可丈夫就像忘记了隔壁还有张等着他的床，床上还有个等着他的女人，于是邹静就过来叫他了。邹静穿着水粉色的睡衣，从脚趾丫到头发梢，都显得那么细腻柔滑，春情荡漾，只是徐瑞星通通没注意到，他说，你自己去睡吧。
邹静出去了。进来的时候，她被某种东西充盈着，出去的时候，那种东西就被抽空了，让她单薄得像一具影子。
徐瑞星又冥想了好一阵，终于把纸片从手机里取了出来。
三个号码前面，都没有名字，但谁是谁的，他记得格外清楚。
他试了几次，终于把电话拿了起来。
只响了一声，黄川就接了。这证明他也没睡，而且从显示器上看出了是徐瑞星的电话。
徐瑞星说出了一个名字，只说了一个，是三班的，叫花远辉。
黄川一听这名字就兴奋起来。虽然南城和北城的学校没什么往来，但城区内各校有哪些尖子生，彼此都了如指掌，有的学校还在高三火箭班和重点班的后墙上，贴着外校尖子生的姓名，给学生圈定这些人是必须超越和战胜的目标。新州五中就是这么干的，花远辉上了他们重点班的后墙。黄川很兴奋，却把兴奋压抑住了。他怕自己一兴奋，就把徐瑞星在深夜里沉睡的自尊心唤醒了，他就不会捅出真正有用的信息了。同时黄川也想，人家把张泽君都弄过去了，一个花远辉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只是平淡而不失热情地说，好，徐老师，他家的电话是……
徐瑞星讲了。
黄川记下后，非常认真地又说了一些话，徐瑞星却一句也没听进去，更没有对黄川的话发表任何意见。
放了电话，徐瑞星看着书桌玻璃板底下自己的照片说，你——我——并不是为了钱！
手里有三只熟透了的桃子，徐瑞星当然不会一次性地让黄川摘走，他需要一次试探。首先把谁给黄川，徐瑞星是很费了一番考量的。既然第一个弄到的就是汪文强，那就给汪文强好了，但徐瑞星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他无法想象康小双在失去汪文强后会是一种什么情形。为了这届学生，康小双真是付出了全部心血，这学校里的人，从没看见过她跟丈夫散过步，上过街，也从没看见过她买过菜，所有的家务活，都是她在市回收公司上班的丈夫包下来的。他们的儿子在成都电子科大读书，康小双把儿子爱得恨不能捧在手里，可今年儿子放五一假回来，她硬是没时间陪儿子在校园里走上两圈！想起这些，徐瑞星实在狠不起来。不给汪文强，就给五班的江玲吧，但江玲的班主任岳兴明的妹妹前不久住了院，听说是肾上的问题，很严重，他妹夫在澳大利亚读书，一时回来不了，妹妹的女儿只有半岁，这一住院，就全靠哥哥嫂嫂了，如果再摊上那档子事，岳兴明怎么应付？比较了半天，最后徐瑞星才决定首先把花远辉给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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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学校里，花远辉的班主任何维跟徐瑞星关系最好。
他对自己说，我把好朋友的尖子生给出去了……
次日深夜，他和黄川在南城一家茶楼包间里见面，黄川推给他一个信封，说徐老师，五千块，你点点。徐瑞星隐约地记得昨天夜里黄川说过这个数目，但并没形成意识，现在，一沓百元大钞就摆在面前，它不仅是一个数目，还带着厚度和质感。他想怎么会有这么多呢？他没去动信封，说，花远辉不是还在二中吗？为了不让自己的嗓子变调，他把声音控制得很小，是从齿缝间挤出来的，很扎实，很硬。黄川说，只要提供了信息，就是这个数，具体能不能把花远辉父母的工作做通，那是我们的事了，与你无关。然后黄川又说，徐老师，真的，像你这么讲信用并为对方着想的人，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话，无异于往徐瑞星心窝里捅刀子，他没把钱抽出来点数，将信封往裤兜里一塞，逃跑似的出了茶楼。
回家的路上，他把手插进裤兜，将信封攥得死死的，攥得几根手指都酸了。
第三天一早，花远辉没来上学。他暂时失踪了。
几个小时后，就知道了他的下落。
然而，再也把他收不回来了。从新州二中的角度说，他永远失踪了。
学校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教学大楼依然耸立，钟声依然按时响起；下课后，由于教师无止境地拖堂，学生依然连上厕所的时间也没有，只能夹住，夹得脸都变成猪肝色；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睡眠严重不足，学生昏头涨脑地在墙壁上撞破额头的事情，依然在某一处发生；太阳出来的时候，依然照耀这一小块呈提壶形的土地，白云飘过，飞鸟掠过，东风跑过，只是这一切也跟往常一样。依然与这学校的师生没有任何关系。学校以它固有的节奏，在那根无形而又强蛮的指挥棒下运转——然而，在它最敏感也最要命的肌体上，已经溃烂了一块！
高三领导小组如临大敌。侯校长（兼高三领导小组组长）每天跑高三办公室的次数，已经没法数了。校长室在二楼，高三办公室在六楼，作为他那个年纪的人，跑这么多趟很不容易。而且他不仅是校长，还是校党支部书记，领导的不仅是高三，而是整个学校。他一上来就骂人，既骂五中，也骂花远辉的父母。最让他感到愤怒的是，他把五中没有办法，把花远辉的父母同样没有办法，根本就与花远辉的父母联系不上，找上门，人家也不接待。这与五中在张泽君父母那里的遭遇，完全是一样的。桂主任就更不必说了，他本来就是个惊惊乍乍的人。高三办公室有侯校长和桂主任的专座，但自从花远辉“失踪”后，桂主任上来就从未坐过，眼看他到那位子上去了，正准备坐下，突然又把椅子一撂，快步走到某个教师面前，说上几句悄悄话。他对何维说得最多，何维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他的大脑袋和板寸头，都似乎在表明他是没什么心计的，是不愿意藏什么秘密来让自己受累的，因此平时桂主任对他说悄悄话的时候，他表情坦然，回应时也把声音说得很大。可现在他把桂主任的悄悄话听得特别地上心，特别地当一回事，仿佛桂主任的每句话他都能够领会，都觉得非常重要。这两天来，他的脸始终是潮红的，像一个老肺病患者。
桂主任找徐瑞星说话之前，他如同梦游。他没有心思去同情自己的好朋友，他只是感到害怕。很有可能，他不仅仅是“给”了一个学生，还“给”掉了更重要的东西。
但桂主任及时地安了他的心。这天，桂主任走到他面前，手肘支在他的桌面上，凑近他的脸说，龟儿子，五中在报复！
徐瑞星愣了一下，说，嗯，对，肯定是报复……可他们是用什么手段把花远辉弄过去的呢？
五中厉害，桂主任说，特别是他们那个教务主任黄川，狡猾得很。说到这里，桂主任眼视别处，若有所思，好像在把自己跟黄川相比较，之后接着说，前两年，他们把四中和十一中的尖子生弄了好几个去，四中和十一中花那么大的力气找原因，结果啥原因也没找出来，眼看着那几个尖子生为五中挣名誉，挣生源，自己喷嚏也打不出一个。
徐瑞星说是这样啊……未必就那么算了？
桂主任说怎么会算呢，不可能算的！
话说得很强硬，眼里却全是无奈。
桂主任离去后，徐瑞星望着他的背影，心想：你怎么就不想想你把人家张泽君都弄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