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偶尔有卖唱本的背着书匣子吆喝：“买唱本、看书！”听见吆喝声，启功就跑出去选两本回来，先给大人看一看，允许买就买下，不许买就退回去。他记得小时候只准买过一本图文并茂的小书《猪八戒吃人参果》。
启功的祖父又是启功艺术爱好的启蒙者。小时候曾看见祖父信手在扇面上用笔墨点出些虫草、山水，扇面就成了生动的艺术品。这情形使他非常震撼，便暗下决心，将来要成为一名画家，做到和祖父一样。启功现在还珍藏着祖父的遗墨。
1924年，启功考入了位于崇文门内的北京汇文小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和老师都是牧师，教学方式和学习内容与在家中和私塾馆都大不相同。上课时先生讲，学生听；一个字先讲偏旁，后解字义。除了学习语文外，还有算术、外语，还要读读圣经，学生可以向老师提问题，进行交流。这种方式很能引起启功的学习兴趣，使他的思想境界开阔了许多。当时祖父的门生邵从恩和唐子秦先生，对启功的学习非常关心。邵先生怕他贪玩，允许他每个星期日到自己家来看一看，有时启功忘记去他家时，邵先生便亲自登门到启功家检查作业，看到启功有进步，他们都感到欣慰。一次唐先生看到启功作的诗，竟激动得流下眼泪。
小孩子在心情舒畅的氛围中很容易适应，不仅学习新知识，还结识了新朋友，学业大见长进。和启功在汇文小学同桌学习后来成为考古学家的贾兰坡、物理学家王大珩都是他的好朋友。
启功小学毕业后，又升入汇文中学的商科。为什么学商科？他只想尽快掌握一技之长，早些找到工作，好挣钱养家。他深知学习机会来的不易，他在日记中写道：“每见课余之暇三五相聚于藏书之室，切磋琢磨，同德共勉！”
启功从懂事起的这十几年中，在文学艺术修养上的成就，已经超过了他在小学、中学学到的。中学辍学后，他已经能出口成章、落笔成画了。经祖父老世交介绍，他除了从戴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还拜了贾羲民和吴镜汀学习绘画，老师经常带他到故宫博物院看陈列的古字画，观察古代名家作品。当时故宫博物院开放了几个书画陈列室，除了钟粹宫有些玻璃陈列柜外，别的展室或者把画幅直接挂在墙上，或者把卷册摊在桌子上盖上一层玻璃板，有的甚至什么玻璃板也不盖，可以使观众近距离观察、欣赏。当时门票是一块银元一张，在每月的一、二、三号改收三毛钱。重要的展品展出时间长一点，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等，都是启功在那时一再观察过的。有些老师和长辈随看随评论，这就使启功在国画鉴赏知识上受到不少启迪和教育，给他后来的书画鉴定打下了基础。如果遇到自己不能理解的问题，当场就请教老前辈，得到答案后，自己的疑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十几年中，在不幸中也有大幸，既有母亲、姑姑的百般呵护，也有长辈故友的仗义相助，他像一块吸水的海绵，师从百家，不拘一格地学习传统文化知识，且多有建树，奠定了他以后做学问的基础。
恩 师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启功先生的恩师可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师父。
这位恩师离开人世已三十年，现在的青年人对他可能已经不十分熟悉了，但在启功先生及成长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辈人中，他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学者，“循循然善诱人”的教育家，他是足以使启功先生一辈子忘不了的人。这位恩师就是北师大的校长——陈垣。
陈垣先生字援庵，一生治学严谨，教书育人。北洋军阀时期当过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时期任辅仁大学校长兼北大历史系教授。1949年，蒋介石曾三次派飞机接他同去台湾，但他坚持不走。解放军进城时，他和学生们徒步到西直门夹在欢迎的人群中挥动小旗，迎接解放军入城。他对启功说：“我这几十年，历尽沧桑，经历过多少次兴亡盛衰，多少当政者都是置民于水火吸民脂民膏，我渴望光明，可到处都是黑暗。共产党来了，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光明和真理了。”果然共产党很信任他，让他继续担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时，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又委任他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说过：“陈垣是中国的国宝！”“文化大革命”盛行批斗时，党中央又传下命令，陈垣是好校长，要妥善保护。
启功原来并不认识陈垣。1933年，启功初中毕业时，祖父的老世交傅增湘，拿着启功的作业去见陈垣，意在为启功找一个谋生的机会。傅先生回来后对启功说：“援庵说你写作俱佳，他对你的印象不错。可以去见他，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你只要多向陈先生请教，学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聘书还重要，一生是用不尽的。”
启功记着这个嘱咐去见陈先生。初见时，启功看到陈垣眉目间肃穆威严，未免有点害怕，但陈垣却一把拉住他的手说：“我的叔父和你的祖父是同年翰林，我们还是世交呢。”其实陈先生早年就参加了辛亥革命，对于封建科举关系虽已不那么重视，但这句话却一下子拉近了陈垣和启功的距离，好像拆开了一堵生疏的墙。
认识陈垣之后，启功得到了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授一班国文的职位。这对本来出生于教育世家的启功来说，当然是十分高兴的事，为人师表，对他来讲是世间最为高尚的事业了。但是好景不长，当时辅仁中学的校长过分重视资历，觉得一个中学还未毕业的人教中学不合制度，就把他解聘。1935年，陈垣又安排他在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掌管美术系大权的人还是那位中学校长，工作不到两年，仍以“启功学历不够”为由，又把他解聘了。当时还是北平沦陷时期，为了生活他曾一度教家馆，间或作画卖画，以维持全家生活。
启功在困境当中，又是陈垣向他伸出关怀之手，再次安排他回到辅仁大学。1938年秋季开学后，聘他教“大一国文”。这门课是陈垣亲自掌教的课，终于再也不会有人解聘他了。要不是陈垣先生慧眼识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聘用，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学问家启功。为了给学生以坚实的基础，陈垣亲自编课文，自己随时召集教员研究和指示教授方法。启功接受老师的“耳提面命”，从一篇文章的章法，到一字一词的改法用法或文章做法，都亲自给予示范；从一个学派的思想体系，到某些文章的风格特点，都十分具体地给以分析和指导。
在培养启功这一点上，陈垣显得那样执着，他似乎早已看出启功是个可造之材，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亲切地称启功为“小孩”。陈垣看到的不仅是启功的才气，而且十分注意诱导他走上真正的学问之道。他循循善诱，对这个学生充满爱。开始几年，陈垣几乎是手把手地把自己作为一名大学老师的知识，一一教给了他，可以说是揪着启功的耳朵一点点教出来的。后来启功回忆说，老师经常不厌其烦地对他历数为师之道——
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里教几个小孩不同，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
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
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点点好处，加以夸奖。
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发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收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钦佩。
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陈垣先生还多次说过，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
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做一篇。改多了他们也不看，要改重要的关键处。
要有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缺点都记下来，包括作文中的问题，记下以备比较。
发作文时，要举例讲解。缺点尽力在堂下个别谈，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尽力在堂上表扬。
要懂得疏通课堂气氛，你总在台上坐着，学生总在台下听着，成了套子。学生打呵欠，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或看小说，你讲的多么用力也是白费。不但作文课要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讲课时，写了板书之后，也可下台看看。既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有不会写的或写错了的字，在他们座位上给他们指点，对于被指点的人，会有较深的印象，旁边的人也会感兴趣，不怕来问了。
这些“上课须知”，启功说：“陈垣先生不止一次地向我反复说明，惟恐听不明，记不住。”
启功还记得陈垣先生曾在楼道里挂了许多玻璃框子，里边随时装入一些各班学生的优秀作业。要求有顶批，有总批，有加圈的地方，有加点的地方，都是为了标志出优点所在。这固然是为了学生观摩的大检阅、大比赛，后来启功先生才明白这也是对教师教学效果、批改
水平的大检阅。
启功回忆：“我知道老师并没搞过什么教学法、教育心理学，但他这些原则和方法，实在符合许多教育理论，这是陈垣先生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辛勤总结得出来的。”
严酷的现实，使启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学生，没有大学的学历，想要在这所高等学府待下去，并做出一些成绩来，必须比别人更加勤奋，以自己的真才实学，取得各方面的承认。从那时起，他即养成了在学术上务实、求真的精神，几十年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
他善于向前辈专家学习，在辅仁大学，他结识了一批他尊敬的前辈专家学者，像沈兼士、余嘉锡诸先生，当时都已是蜚声社会的学界名流，富有教学经验的饱学之士。沈先生是我国语言文字学的大家，在文字学、训诂学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沈先生平生最慕朱筠，提拔寒、乐道后学之长。当时年青的启功，也在沈先生的揄扬、提拔、鼓励和鞭策之中。余先生是我国著名目录学专家，读书广博、善辨真伪，能博学约取；他用功勤奋、持之以恒；做学问下笔不苟，引用资料，注重精确；对古人成说不盲从、不轻信，对启功也有较大影响。启功还结识了像于省吾、容庚、唐兰、郭家声等一些老先生，他们用功之勤、学问之博、治学之严谨、人品之高尚，都是启功学习的榜样。他善于向长者求教问学，不断从他们的身上汲取和继承优良的学风和教风。
他善于向同辈人学习。在辅仁大学，启功也结识了像牟润孙、台静农、余逊、柴德赓等一批当时还年轻却比他年长的同辈学者。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互相启发，确实收到解难析疑、相得益彰的实效，真是“谊兼师友”。启功在辅仁大学，第一位相识的是牟润孙，比他年长四岁。第二位相识的是台静农，比他年长十岁。他们在一起，有时饮酒、谈笑，也就常在这无拘无束的交谈中，谈论学术问题。启功曾回忆这些有趣的交谊说：“他们从老师那里得来只言片义，而我正在不懂之时，他们甚至用村俗的比喻解释一番，使我豁然开朗。”他们对一本书、一首诗、一件书画，也常常各抒己见、轻松地评论，有时见解十分周密、深刻，使启功获益匪浅。
启功从1933年教授附中一年级国文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在辅仁大学的讲台上，充分显露了他的才华，先后教授过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历代韵文选、历代散文选等课程。由于他学识渊博，讲究教法，深入浅出，无论教什么课，都能得心应手，独具风格，颇受学生欢迎。
辅仁大学有一位教授，在抗战胜利后出任北平市的某一局长，从辅仁的老师中找他的助手，想让启功去管一个室。启功去向陈老师请教。老师问：“你母亲愿意不愿意？”启功说：“我母亲自己也不懂得，叫我请示老师。”又问：“你自己觉得怎样？”启功说：“我少无宦情。”老师听了哈哈大笑：“既然你无宦情，我可以告诉你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老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委员，是官员。”启功明白了，立刻告辞回来，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那位教授对他的重视，又婉言辞谢了他的委派。启功拿着这封信去请陈垣先生过目，老师看了没别的话，只说：值三十元。这“三十元”到了启功的耳朵里，就不是银元，而是金元了。
陈垣先生不但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也是一位对中华民族怀有赤诚之心的爱国者。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他曾因辅仁大学拒绝挂日本国旗而遭威胁，然而他大义凛然：“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他更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咱不上街，咱好好教书，好好背课教书。”又说：“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陈垣先生的这种品质，对启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老师逝世时是1971年，那时还祸害横行，启功不能去探视老师，当时私撰了一副对联，曾向朋友述说，朋友都劝启功不要拿出，对联写的是：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
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
启功先生今年92岁了，至今每当提起陈垣先生他总是难以抑制对恩师的怀念之情。他说：“今天如果说我对文化教育事业有一滴贡献，那都是这位老园丁辛勤灌溉时的汗珠啊！”
老师去世后，启功总想找一种办法来纪念陈老师的教泽。
1991年，启功给学校捐出书法作品100件，绘画10件，自己捐出1万元装裱费。为了创作这些书画，他不得不住进自己出钱租下的招待所躲避干扰，他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勤奋创作，直至过度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