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时，高山和林一楠的腿却在桌子底下缠在一起。高山突然觉得苏红可怜又可悲。女人的友谊，真是可怕。
高山又请了假，偷偷去火车站送林一楠。火车开动前，林一楠扑在高山的怀里说：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那一瞬间，高山有些感动，心想这就是久违了的爱的感觉吧。
送走了林一楠，高山若有所失，几乎是神情恍惚地过了好些日子。
突然接到林一楠的电话：高山，我怀了你的孩子。
高山心里猛地一沉：那打掉啊，难道你要把他生下来？
林一楠在电话那边哭了：医生说我已经大龄，如果做掉，很可能失去做母亲的机会。
那怎么办呢？高山有些恐慌了。
我要你离婚！林一楠清晰地说完，挂了电话。
接下来的几天，高山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但是林一楠还是来了。
林一楠说：怎么办？
高山想用缓兵之计，说：先把孩子打掉吧，离婚也不是说离就离的。
林一楠冷笑了两声：不想离不是？我找苏红摊牌。调头走了。
高山想起了那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高山从没打算离婚，即使和苏红频繁的争执，高山认为也是人民内部矛盾。
高山想林一楠是要把事情闹大的，早早地回到家里，打算争取主动，获得苏红的谅解。等待苏红的过程，用“度日如年”来形容是再贴切不过了。苏红终于回来了，高山吞吞吐吐地开了场，把整个事件说给苏红听。苏红手里的几个盘子便争先恐后地来到了地上，并且改变了样子。
离婚是苏红提出的，态度坚决。高山见大势已去，只好在协议上签了字。作为过错一方，高山很内疚，放弃了所有财产，独要了孩子。
好在还有林一楠。高山想。
而林一楠，却拒绝了高山想见面的邀请。
两个月后，苏红重新披上了婚纱。听参加苏红婚礼的同学说，新郎是个胖子，伴娘很漂亮，叫林一楠。
高山便想起了那条鱼。
小镇人物
孙方友
雷老昆
雷老昆是北街人，解放前被人尊称为雷三少。土改那年虽未枪毙他，但让他给死囚陪过罪。所谓“陪罪”，就是开宣判会时，给陪罪者插上亡命牌，然后与死囚犯一齐拉到法场。事先知情人全保密，陪罪人并不知晓。雷老昆当时以为自己要死，结果枪声还没响，他就吓得尿了裤子。从此，就落下小便失禁的毛病。
听上辈人说，雷家先人曾是镇上首富，连皖地界首城里都有他们的生意。雷老昆的父亲叫雷大宇，不务正业，吃喝嫖赌一齐上，不久就将家业败了大半。亏他死得早，总算给雷老昆留下上百亩好地。雷老昆掌家之后，惨淡经营，一心想兴家置业，光复宗室，不想时赶兵慌马乱的年月，家没兴起，土改时反倒落下顶地主帽子。挨斗争不说，还过了一回“鬼门关”，虽然保住了性命，却整日活得提心吊胆。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雷老昆已年过花甲。由于属“地富反坏右”之列，仍要下大田干活，接受改造。每逢开会，还要拉到台上亮相。有一回，造反派斗争一个地主婆，让其他坏分子陪斗。他看到“革命群众”先让那地主婆“坐飞机”，然后揪她的头发。头发带着血丝，一缕缕地被揪下来，“寒”得雷老昆又尿了裤子。散会后回到家中，眼睛里还满是恐惧，脑袋里全是那地主婆带血丝的头发。他偷偷试着揪自己一缕儿，学着造反派的狠劲儿，猛地往下一拽，直疼得钻心，头发也没拽下。雷老昆捂着头皮揉了揉，禁不住更加害怕。他甩起大步跑到理发店，说要剃光头。理发员瞥他一眼，问：“你不是北街的雷老昆吗？”雷老昆点头又哈腰，说：“是是是。”理发员说：“上头有指示，五类分子一律不准剃光头！”雷老昆一听这话，面色顿时苍白如纸，惊恐地望了那理发员一眼，急忙跑回家，对大儿子说：“快，快！快给我剃光头！”儿子不解地问：“你剃光头干什么？”雷老昆说：“你没看今儿斗那地主婆，头发全被揪光了！说不定哪一天就轮到了我们，咱要有个防备。不但我剃，咱全家都要剃！”大儿子说：“没剃头刀子怎么办？”雷老昆想了想说：“镰刀，用镰刀！”父子俩翻腾半天才寻出一柄锈迹斑斑的镰刀。儿子迟疑了片刻，退去镰柄，在石头上“噌噌噌”磨了两个时辰，才将生锈的镰刀磨得飞快。
雷老昆摸摸光头，放心了不少，心想就是轮到自己挨斗，别人也休想揪他的头发。接着，他命令老伴与儿子们都剃光头。老伴儿见他头上像刚褪去毛的猪皮，一片惨白，白了他一眼说：“你们男的剃光头好说，我一个女人家剃了光头咋出门？”雷老昆厉声说：“你知道个啥？西街那地主婆今儿个满头头发被揪了个精光，一缕儿一缕儿的都带着血丝儿！我离她最近，看得最清，满头都是血珠子！你若不怕你就别剃！”老伴儿听得脸色煞白，连说我剃我剃！雷老昆又说：“另外，他们还让那地主婆坐飞机——坐飞机你们知道不？就是这个样儿——”说着他就开始表演“坐飞机”：将双手平伸，使劲儿朝后翘，头颅朝前，像个欲飞的大鸟。由于用劲过猛，差点儿摔倒。这时候，他才知道“坐飞机”也极残酷，应该先练一练，便对两个儿子说：“来，帮我练习坐飞机。”说着就伸出了两只胳膊，“要下恶劲儿朝后扳！”两个儿子不忍心，怏怏地不敢上前。他一看儿子踌躇，很是动怒，吼道：“你们下不去狠手是不是？可到了那时候，没人会可怜你！从今天开始，不但我练，全家人都要练！我告诉你们，没一身硬功夫，怕是都过不了这个坎儿！快过来！”两个儿子拗不过，只好走上前，同时架起了他的双臂，朝后掀，又用另一只手扳着他的头颅。看扎好了架式，雷老昆喝道：“对，就这样！使劲，使劲！”可是，儿子们仍是下不了狠手，为此他很泄气，大骂儿子不懂世道儿。最后他只得寻来一根木棍，架在自己肩上，将双臂缠在上边，昂起头——他顿觉五脏六腑全都挪了位，双目里金星乱冒，差点儿背过气去。
这一下，他方知道“坐飞机”比揪头发更残酷，心想若这一招儿练不好，到台上被人批斗一回，非完蛋不可！从此，他便天天练习这一招儿。
可令雷老昆料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秘密被一个名叫二旦的人发现了。二旦姓胡，叫胡二旦，与雷家是隔墙邻居。这胡二旦是造反派里的小头目，他发现老地主天天练习挨斗又命全家人都剃了光头，很是可疑，便汇报给了更大的头头儿。大头头们一听，觉得这雷老昆心中肯定有鬼，要不，为何要时刻准备着挨斗？是不是家中的浮财在土改时没挖净？是不是与台湾有什么联系？如此一上纲上线，阶级斗争的目光一下就亮了许多，当天就准备召开批斗大会，不但要将雷老昆揪上台，而且还要揪出他的全家，要他们交待出浮财和手枪，要他们交待出电台和密码，从中寻找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不想事情不凑巧，恰在这时候上头来了紧急命令，说是从北京方向来了一群“5·16”分子，要全体造反派到公路上拦截。于是，斗争雷老昆的事儿就搁浅了。尽管如此，但还是有知情人将此消息偷偷告知了雷老昆，说是今晚的批斗会必开无疑，要他做好心理准备。雷老昆一听，顿时眼睛里放出光芒，用极有预见性的目光望了望老伴儿和两个儿子，骄傲地说：“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说过，命全家人不准吃饭，要加紧练习“坐飞机”，并说：“这叫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接着还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打无准备之仗！”除去雷老昆；全家人早已陷入了恐怖之中。他们先用镰刀又将头刮了一遍，然后就到院里练习“坐飞机”。就这样一直练到半夜，仍不见有人来揪他们。大伙儿都有点儿坐不住，尤其是雷老昆，更显得迫不及待，仿佛是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新兵，心中又紧张又激动，耐不住地在院里来回“走柳儿”。一会儿将大门拉开一道缝儿朝外窥视，一会儿又像狗一样将耳朵贴在地上听声音。
那时候已近午夜，老伴儿和两个儿子熬不住，都和衣而卧了。惟有雷老昆，毫无睡意，等待的心情越来越强烈，满脑子全是批斗会上的情景，想象着造反派们揪他头发揪不住的尴尬，让他坐飞机他胜似闲庭信步，把不住暗自得意。由于这种稳操胜券的心理作怪，他越发渴望那一刻早点到来，最后索性将大门洞开，将室内的灯点亮，一副迎接批斗的得意之色。只可惜，大门外一直很静，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也全不是要发生什么事情的那种。雷老昆急得头上冒火，在大门外转来又转去。就这样一直捱到东方发亮，他再也捺不住了，仰天大喊：“我早已准备好了，日你妈，你们为什么不来斗我呀——！”
不想憋在心中已久的话一经喊出，脑袋一下胀大，失去了控制；似长堤崩溃一般，一泻千里，好生痛快！，而且越喊越想喊，越喊越不能自已——他从东街喊到西街，又从西街喊到东街，声音越喊越凄厉，直喊得一镇恐怖。
王洪文
王洪文是个修鞋匠，和“四人帮”中的第三号人物重名重姓。文化大革命后期，上海的那个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我们镇上的王洪文仍在大街上掌鞋。王洪文的掌鞋摊子在十字街右侧的一个电线杆子下，赶巧电线杆子上有个广播喇叭，每逢中央开会或接见人，里面说到“参加会见的还有王洪文”时，他老好在下边“有”一声。为此，还开过他的批判会，并命令他改名。王洪文说，广播匣子里的那个王洪文才三十几岁，我比他大十几岁，要改他改！弄得造反派们哭笑不得，最后一想这种事儿也传不到北京去，只好由他去了。
我们镇上的王洪文比起中央的那个王洪文，可谓是形象丑陋型。他不但又小又瘦，而且走路还有些伸头，像鹭鸶一般。记得他的小名叫横，为什么起这个怪名字，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的女人又高又胖，如果上秤称，能顶他两个重。打起架来，王洪文老占下风，往往被他那个又高又大的女人拎着破鞋追得满街躲藏。生意人有意逗乐，皆不“窝藏”王洪文，而且还齐声喊叫：“打倒他！打倒他！”——可见镇人当时“反动”的程度了。
王洪文的老爹就是个掌鞋匠。掌鞋在江湖中称“掰臭”，意思就是天天掰臭鞋。王洪文的父亲叫王老三，很老实。一九五七年是大跃进的前夕，掌鞋的也要联营——一群掌鞋匠全集中在两间门面房里，腿上都搭着破帆布，排开坐了，有活干活，没活闲聊。王老三老实，没活就打盹，像是永也睡不够似的。有活时他就做得很认真。可能是上了年纪，他掌鞋时脑袋老是一摇一摇的，看着很让人引起怜悯心。
后来王老三在某一天突然离开了人世，又小又瘦的王洪文埋葬了父亲之后，就子承父业坐在了大街上。那时候，联营组已经散伙，随着“三自一包”的政策，又开始单干。王洪文虽然又小又瘦，但人很精明，嘴巴也会讲，两个眼睛似鼠眼，看人晃来晃去的，给人某种不诚实感。他的中午饭多在大街上吃，送饭的是他的女儿，用的是黑陶罐儿，上面坐一个粗釉碗。他的女儿也像他，个子很矮，拎着沉沉的饭罐儿西歪东倒趔着身子走动的样子很好笑。饭来了，王洪文就停下手中的活计，取下双膝上搭的破帆布，也不洗手，接过黑陶罐放下，取下粗釉碗，倒一碗，吃了，再倒一碗，吃了。王洪文吃杂面条爱就葱白，所以他的女儿另一只手中总拿着两棵剥好的大葱。王洪文边喝面条边伸手，女儿就把葱递过去。王洪文接过来还好在大胯上擦一擦，本来很干净的葱白上就会沾上一些很灰的印记，王洪文看都不看，就朝嘴里送，咬葱的声音很响，给人一种很“恨”的感觉。
后来，他的大女儿不知不觉长成了大姑娘，出嫁了，接着就由他的二女儿给他送饭。王洪文的二女儿说话有些不清晰，常常把“爹”喊成“鳖”。王洪文一听二女儿喊“鳖”，就瞪着眼睛说：“你不要喊我鳖，咱姓王，叫王八，省劲儿！”常常惹得一街两行的人大笑不止。
再后来，他的二女儿也出嫁了，就由他的三女儿给他送饭。那时候，黑黑的陶罐儿早已被保温饭盒所代替，只是女儿手中的大葱没有变。等三女儿到了出嫁年龄的时候，王洪文也老了，有一天午后，王洪文突然患了脑溢血，三天以后就死了。
众人都很惊奇：王洪文那么瘦，为啥也得脑溢血？
懂行的人说，主要是他不爱活动造成的。你们想想，他还不到六十岁，却在大街上坐了四十年。四十年，谁受得了？那可要个功夫！
王洪文死后，他的儿子还正在读初一，没人承业，十字街头的那根电线杆子下面就出现了一片空白。王洪文的那个又高又大的老婆深怕别人占了地盘，便每天照常将王洪文修鞋的家什摆在那里。她不会掌鞋，就坐在那里空守着，单等儿子初中毕业后子承父业。有时她家中有事儿没空闲，就亮出一块木板放在那儿，上写：王洪文在此，诸神退位。
众人看到“王洪文”三个字，似看到了他的幽灵，竟生出不少怕意来……
关学亮
关学亮在东街住，比我大几岁。他家成分高，出身恶霸地主。也就是说，他的上辈为富不仁，作恶多端，所以才落下这个恶名。听我父亲说，关学亮的爷爷和两个伯父都是被共产党镇压的，他的父亲也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仍为专政对象，土改时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论说，一般人遇到这种境况总会灰心丧气的，而关学亮却不向命运低头。他属乡间那种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遇到了困境不气馁，总想为自己拼出一条生存之路。据说在初中的时候他就爱上了文学创作，曾在县报上发过两首新民歌，后来又开始摸索着写小说。他说他很崇拜一个名叫浩然的作家，特给自己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