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招了多少新生？”邓有梅说：“四十二个。”舅舅说：“你数数看，怎么只有二十四个。”邓有梅说：“别人都请假了。”舅舅说：’连桌子椅子也请假了？老余，马上要搞施行《义务教育法》检查，不要到时弄得你我都过不去哟！”邓有梅红着脸不说话。余校长一边连连点头。孙四海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张英才把这些全看在眼里。回头整理余校长给他腾出的一间宿舍时，他瞅空问舅舅这三人之间是不是面和心不和。舅舅要他少管这些闲事，并记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舅舅说，在这儿他和他们算不上是一个民族的，他是外来人，他们会将他看成是一个侵略者。张英才对这话似懂非懂。
房间的壁上挂着一只扁长的木匣子。张英才取下来打开后，才知道这是一只琴，他没见过这种琴，一排按键写着12345671，底下是几根金属弦，他用手指拨了一下，声音有些沙哑，像余校长的噪门。他问：“舅舅，这是什么琴。”舅舅看也不看，边挂蚊帐边说：“那上面写着字呢！”他摘下眼镜细看，果然琴盖上印着凤凰琴三个字，还有一排小字是：北京市东风民族乐器厂制造。房间收拾好后，张英才将那本《小城里的年轻人》拿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边。
正好余校长来了，他看了看书说：“这个作者我认识，他以前也是民办教师，我和他一起开过会。他幸亏改了行，不然，恐怕和我现在差不多。”张英才正想问点什么，舅舅说：“老余，你这不是泼冷水吗？”余校长忙说：“我还敢摆弄冷水？我这身风湿病再弄冷水，恐怕连头发都要生出大骨节来。”
这时学校放学了。张英才后来才熟悉这学校的规矩，因为学生住得散，来得晚，走得早，所以一天只有两节课，上午一节，下午一节。一些学生往山凹跑，一些学生往山上跑。张英才不明白，邓有梅告诉他，上下都是去采磨菇，扯野草。余校长叫他们去吃饭。正吃着，学生们都回来了，将野草和蘑菇分别放进余校长家的猪栏和厨房里。张英才望着直纳闷，这不是剥削学生欺压少年么？正想着，余校长起身离座走进厨房。听动静，像是在里面给学生打饭，果然就有许多学生端着饭碗从里面走出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了，跟着余校长双手捧着一盆菜出来。舅舅开口叫：“老余，你等等。”说着转身叫张英才回屋去将那些油条拿来，交给老余，让老余分给学生。张英才看见学生们大口大口地吃着分到手的半爿油条，心里有些不好受。舅舅问余校长，哪几个孩子是他自己的，余校长指了三下，张英才连续三次想到电视里的非洲饥民。舅舅尝了尝学生们的菜后，脸色阴冷地说：“老余，你老婆已拖垮了，再拖几年恐怕你全家都得垮。”余校长叹气说：“我不是党员，没有党性讲，可我讲个做人的良心，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拖个十年八载，未必村里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来么？到那时再享福吧！”
张英才听了半天终于明白，学校里有二三十个学生离家太远，不能回家吃中午饭，其中还有十几个学生，夜晚也不能回家，全都宿在余校长家。家长隔三差四来一趟，送些鲜咸菜来，也有种了油菜的每年五六月份，用酒瓶装一瓶菜油送来。再就是米，这是每个学生都少不了要带来的。
吃罢饭，张英才的舅舅要进房里去看看余校长的老婆。余校长拦住坚决不让进门，口口声声称谁见她那模样，准保要恶心三天。拉扯一阵，动静大了，惊动了房里的人，那女人就在里面蔫妥妥地说：“领导的好意我领了，请领导别进来。”作罢后，余校长就劝张英才的舅舅下山，不然赶不上太阳，黑了就不好办。舅舅说：“是该走，你们都陪着我，都不去上课，学生们都放了鸭子。”停了停又道：“我这外甥初出茅庐，就此托付三位了。”邓有梅抢在余校长前面说：“已研究过了，高低都不就，就中间，让他跟孙主任两个月，然后接孙主任的班，孙主任再接余校长的班，余校长腾出来抓全盘工作和全村的扫盲工作。”舅舅第一次笑了。邓有梅见缝插针，猛地问：“万站长，今年还有没有民办教师转正的名额？”张英才听了心里一愣，他见旁边的孙四海也竖起耳朵等回音，舅舅想也不想，坚决地回答：“没有！”大家听了很失望，连张英才也有点失望。
看见舅舅走运了，张英才忽然感到孤单。旁边的邓有梅忽然说：“快去，你舅舅在招呼你呢！”一看舅舅在招手，他连忙跑过去，到了近处，舅舅说：“忘了件事，他们要问你这眼镜是几多度，你就说是四百度。”张英才说：“我还以为你跟我说什么秘密事呢？”舅舅没理，走了。
剩下他和他们三个时，他们果然问他的眼镜多少度，他不好意思说，但最终仍说是四百度。孙四海借去试了试，然后说，“不错，是四百度。”张英才见遇上了真近视，不由得有些后怕，同时佩服舅舅想得真周到，这样的人，犯了错误也不会让别人察觉。
下午仍然只有一节课，张英才陪着孙四海站了两个多小时。孙四海怎么样讲课他一点也没印象，他一直在琢磨六年级分三个班，这课怎么上。中间孙四海扔下粉笔去上厕所，他跟上去趁机问这事，孙四海说，我们这学校是两年招一次新生。返回时，教室里多了一头猪。张英才去撵，学生们一齐叫起来，说这是余校长养的，它就喜欢吃粉笔灰，孙四海在门口往里走着说，别理它就是。往下去，张英才更无法专心，他看看猪，看看学生，心里很有些悲哀。
山上黑得早，看着似黄昏，实际才四点左右。学校放学了，没有走的留在余校长家住宿的十几个学生，在一个个头较高的男孩带领下，参差不齐地往旁边的一个山凹走去。眼里没有学生，只有猪，张英才感到很空虚。他取下那只凤凰琴，拧下钢笔帽，左手拿着拨弦，右手按那些键，试着弹了一句曲子，不算好听，过得去而已，弹了几下，就没兴趣。他歇下来后，忽地一愣：怎么音乐还在响？再听，才知是笛子声，张英才趴到窗口一望，见孙四海和邓有梅一左一右背靠背靠在外面的旗杆上，各人横握一根竹笛，正在使劲吹着。
山下升起了雾，顺着一道道峡谷，冉冉地舒卷成一个个云团，背阳的山坡铺着一块块阴森的绿，早熟的稻田透着一层浅黄，一群黑山羊在云团中出没着，有红色的书包跳跃其中，极似潇潇春雨中的灿烂桃花。太阳正在无可奈何地下落，黄昏的第一阵山风就吹褪了它的光泽，变得如同一只绣球，远远的大山就是一只狮子，这是竖着看，横着看，则是一条龙的模样。
吹出的曲子觉得很耳熟，听下去才搞清是那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节奏却是慢了一倍。两支笛子一个声音高一个声音低，缓慢地吹出许多悲凉。张英才心里跟着哼一句试试，那节奏，半天才让他哼出“幸福的歌儿”几个字。他也走到旗杆下，道：“这个曲子要欢快些才好听。”他们没理他。张英才就在一旁用巴掌打着节拍纠正。可是没用。张英才惆怅起来，禁不住思索一个问题：能望见这杆旗的地方，会不会听见这笛声？
忽然哨声响起，余校长叼着一只哨子，走到旗杆下，跟着那十几个学生从山凹里跑回来，在旗杆面前站成整齐的一排。余校长望望太阳，喊了声立正稍息，便走过去将带头的那个学生身上的破褂子用手理理。那褂子肩上有个大洞，余校长扯了几下也无法将周围的布扯拢来，遮住露出来的一块黑瘦的肩头。张英才站在这个队伍的后面，他看到一溜瘦干干的小腿都没有穿鞋。这边余校长见还有好多破褂子在等着他，就作罢了。这时，太阳已挨着山了。余校长猛地一声厉喊：“立正——奏国歌——降国旗！”在两支笛子吹出的国歌声中，余校长拉动旗杆上的绳子，国旗徐徐落下后，学生们拥着余校长、捧着国旗向余校长的家走去。
这一幕让张英才着实吃了一惊。一转眼想起读中学时，升降国旗的那种场面，又觉得有点滑稽可笑。邓有梅走过来问他：“晚上有地方吃饭没有？”张英才答：“我在余校长家搭伙。”邓有梅说：“你是想回到旧社会么？走，上我家去吃一餐，习惯得了，以后干脆咱们搭伙算了。”张英才推了几把，见推不脱就同意了。
路不远，只是要翻两个山包。邓有梅的老婆长得很墩实，左边生了个疤拉眼。见张英才老看她，就说：“她本是个丹凤眼，前年冬天我在学校开会没回，她夜里来接我，半路上被狼舔了一下，就落下个残疾。”张英才说：“这么苦的事，我舅舅他们了解么？”邓有梅说：“都是余校长嘴严言辞短，什么苦都兜着不说出去，从不跟上面汇报，还说万站长在这儿呆了十年，他还不知道这儿的底细么？不说人家心里会记着，说多了人家反会计嫌。”张英才说：“我舅舅是常挂惦着你们，所以才特地放我来这儿锻炼的。”邓有梅说：“你锻炼一阵就可以走，我是土生土长的哪怕是转了正，也离不开这儿。”说着忽然一转话题：“万站长一定和你交了底，什么时候有转正的指标下来？”张英才说：“他的确什么也没说，他是个老左，正派得很。”邓有梅的老婆插嘴说：“疼外甥，疼脚跟，舅甥伙的中间总隔着一层东西。”邓有梅瞪了一眼：“你懂个屁，快把饭菜做好端上来。”复又说：“我打听过，我的年龄、教龄和表现都符合转正要求，现在一切都等你舅舅开恩了。”
香喷喷的一碗腊肉挂面端到张英才面前。邓有梅说：“不是让你搞酒么？”老婆说：“太晚了，来不及，反正又不是来了就走，长着呢，只要张老师不嫌，改日我再弄一桌酒。”邓有梅说：“也罢，看在小张的面上，不整你了。”张英才听出这是一台戏，在家时，来了客，亲和母亲也常这样演出。一般人做客这碗里的肉只能吃一小半留一多半，张英才饿极了，又知道邓有梅有求于他，就将碗里全吃光了。直吃得满头大汗，才记起这是夏天。山上凉得很，刚出来的汗不用擦马上就干了。张英才打了个喷嚏，他伯得感冒，就起身告辞。邓有梅拿上手电筒送他。
路上，他忽然介绍起孙四海的情况，他说孙四海打着勤工俭学的幌子，让学生每天上学放学在路边采些草药，譬如金银花什么的，交到一个叫王小兰的女人家里，积成堆后再拿去卖。孙四海不结婚就是因为从十七八岁起，就和王小兰搞上了皮绊，王小兰的丈夫得了黄瓜肿的病，就是慢性黄疽肝炎，什么事也做不了，一切全靠孙四海。邓有梅最后说要是哪天半夜听到笛子响了起来，那准是王小兰在他那里睡过觉，刚走。
要是没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一定会讨厌孙四海这个人。有后面这句话，张英才觉得孙四海活像他那本小说里那小城中的年轻人，浪漫得像个诗人。有一句话，他掂量了一番后才说：“邓校长，我舅舅他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打小报告，他说这是降低了他的人格。”邓有梅听了他编造的这句话，就不再说孙四海了，回头说自己有哪些缺点。这时他们爬上了学校前面的那个山包，张英才就叫邓有梅回去。
回到屋里点上灯，拿起小说看了几行，那些字都不往脑子里去。搁下书，他拿起琴，将《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弹了一遍，有几个音记不准，试了几次。到弹第五遍时，才弹出点味道，山空夜寂，仿佛世外，自己弹自己听，挺能抒情。
这时，门被敲响了。拉开后，门外站着余校长，欲言又止的样子。张英才问：“有事么？”余校长支吾着：“没有事。山上凉，多穿件衣服。”张英才想起一件事：“正想过去问你，这琴盒上写着的明爱芬同志是谁？”琴盒上写着：赠别明爱芬同志存念1981年8月。余校长等一会几才答：“就是我老婆。”张英才说：“用她的琴，她会生气么？”余校长冷冷说：“你就用着吧，什么东西对她都是多余的。她若是能生气就好了。她不生气，她只想寻死，早死早托生。”张英才吓了一跳。
睡不着，他想不出再给女同学写信用怎样的地址。半夜里，低沉而悠长的笛子忽然吹响了。张英才从床上爬起来，站到门口。孙四海的窗户上没有亮，只有两颗黑闪闪的东西。他把这当成孙四海的眼睛。笛子吹的还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吹得如泣如诉，凄婉极了，很和谐地同拂过山坡的夜风一起，飘飘荡荡地走得很远。
夜里没有做梦，睡得正香时，又听到了笛声，吹的又是《国歌》。张英才睁开眼，见天色已亮，赶忙爬下床，披上衣服冲到门外。他看到余校长站在最前面，一把一把地扯着旗绳，余校长身后是邓有梅和孙四海，再后面是昨天的那十几个小学生。九月的山里晨风大而凉，队伍最末的两个孩子只穿着背心裤头，四条黑瘦的腿在风里瑟瑟着。张英才认出这是余校长的两个孩子。国旗和太阳一道，从余校长的手臂上冉冉升起来。
张英才说：“我迟到了。怎么昨天没人提醒我？”余校长说：“这事是大家自愿的。”张英才问：“这些孩子能理解么？”余校长说：“最少长大以后会理解。”说着余校长眼里忽然涌出泪花来。“又少了一个，昨天还在这儿，可夜里来人将他领走了，他父亲病死了，他得回去顶大梁过日子。他才十二岁。我真没料到他会对我说出那样的话。他说他家那儿可以望见这面红旗，望到红旗他就知道有祖国、有学校，他就什么也不怕。”余校长用大骨节的手揉着眼窝。孙四海在一旁说：“就是领头的那个大孩子，叫韩雨，是五六年级最聪明的一个。”张英才知道这是说给自己听的。
张英才感动了，说：“余校长，这些事你该向我舅舅他们反映，让国家出面关心一下这些孩子。”余校长说：“这山大得很咧，许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哪能顾到教育上来哟。”又说：“听说国家派了科技扶贫团来，这样就好，搞科技就要搞教育。孩子们就有希望了。”邓有梅插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