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想越窝囊，心一横把一包鼠药掺在饺子馅里。学校老师发现班里的一名学生接连旷课，便去家访，敲门敲不开，产生怀疑报了派出所，民警去打开门发现一家三口都死了。
与泰达挂钩因为死的一家之主是地产公司的职工。
这一事件是何总在紧急碰头会上宣布的。何总所讲比传闻简洁，却具有权威性：死者包某，男，四十七岁，地产公司机械队铲车工。家属曲某，女，四十二岁，华夏纺织厂下岗女工。小孩，男，十四岁，中学生。经法医鉴定死因是毒鼠强中毒，排除他杀的可能。
介绍完情况，何总开始布置善后，鉴于是自杀，遂不存在法律问题，又鉴于是全家人遇难，要做的事相对简单，一并火化而已，何总着重谈了对这一事件将在公司产生不良影响的应对，谈到这上面何总神情严峻，语气沉重。
他说：“人死不能复生，而我们公司还要生存发展下去，因此必须认真做好应对，把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不能由此引发出危机。具体事项，一是宣传处时刻与媒体保持联系，要不惜代价杜绝消息披露。二是地产公司开始人心不稳，机械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正在鼓动工人到市政府上访。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做好工作，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何总提出由公司派出得力干部，到地产公司做化解工作。
让吴桐没有想到的是这事竟然落到他的头上，自己是一会计师，这不在自己的职责内啊。是宫汉臣的提议，说他的叔弟在机械队，可做内应。吴桐嘴里不说，心里却反感“内应”一说，机械队不是敌营，叔弟也不是奸细。当然他心里也清楚宫推荐他去是鉴于他俩刚刚结成了“联盟”，他去他放心。
路上，小汪告诉他两年前机械队也闹过一回，何总和王梅一块赶去做工作，可工人不仅不买账，反倒把他们搞得十分狼狈。从此他们再也不肯去那里。别的领导也一样。
机械队不在地产公司本部，车行半个多小时才到，在门外只听车间里人声鼎沸。吴桐让小汪先进去把叔弟喊出来，很久没见着叔弟，也顾不上说家常，直接问工人有什么动向。叔弟说正在议论是先去火葬场开追悼会，还是先去上访后开追悼会。吴桐感到事态严重，忙掏出手机打到何总办公室，何总显得很激动，说要想一切办法阻止工人上访，告诉他们只要不上街别的都好商量。挂了电话吴桐怔了怔，像对小汪和叔弟，又像自言自语：咋商量，咋商量？小汪说让他们选出代表，和代表谈。吴桐转向叔弟问：谁是带头的？叔弟说是铲车班常班长。小汪问这人野蛮不野蛮，叔弟说没见过他耍野蛮。小汪说要是有人对吴总动手，咱俩得上。叔弟说这还用说，他是俺哥。吴桐并不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想的还是解决问题，他问叔弟工人赶在这当口闹事，除了同情死了的工友，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叔弟说要求补发工资，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吴桐问你也没发？叔弟说没。吴桐说你咋不早和我说？叔弟说对你说有啥用，也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公司要解散机械队，把人一鞭子赶回家，大伙不同意。吴桐不知道扣发工人工资，却知道解散机械队的事，宫讲过。他觉得都关乎工人的切身利益，工人有权利争取，而公司也理应负起责任。“商量”的基础在此。
坐而论道终不能解决问题，吴桐下了车，在小汪和叔弟的“护卫”下进到车间里。
许是工人情绪过于激动的缘故，没人注意到从外面进来了人。吴桐趁机观察形势，发现车间很是空荡，有限几台建筑机械孤岛似的矗立着。叔弟悄声说，大部分机械都被宫卖掉了，为解散机械队做准备。吴桐发现工人围在一辆铲车旁，听一个五十几岁的男人讲演，铲车上挂满了挽联和白纸花。叔弟说这台铲车是包师傅生前开的，大伙准备开着它去市政府。吴桐哦了声，问讲话的那个人是谁？叔弟说他就是铲车班常班长。群情激昂，声音嘈杂，一开始吴桐听不清常班长讲的什么，可他清楚情势紧迫，到一定程度常班长振臂一呼，队伍便会浩浩荡荡向市府进发，那时想阻止也阻止不了。可他一时又不知该怎样介入，惶惑中不由看看小汪，小汪朝他点下头，穿过人群走到常班长身前，先用手势打断他的讲话，然后贴着他的耳朵说着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众人眼皮子底下，顿时鸦雀无声。常班长顺着小汪指的方向看，大声说公司派人来解决问题了，我们倒要听听是咋个说法。小汪说是吴总会计师。有人吆会计师来给我们发工资，那我们欢迎。吴桐身上投过越来越多目光，他知道应该出面了，便穿过人缝走到常班长站着的地方，这瞬间他觉得眼前是电影里的场面，自己是电影里的角色。刚刚站稳，便有一个女工擎着一朵白花走到跟前，说和我们一起去给包师傅一家开追悼会吧。他没应声，从女工手里接过纸花。又听有人喊：为什么何绍光（何总）不来？王梅不来？宫汉臣不来？你来能解决问题吗？他转向常班长，向他伸出手，常班长不接“招”，用不信任的眼光看着他。他说常班长我们小范围谈谈好吗？常班长朝大伙发问：他说要我们派代表谈，行不？下面七嘴八舌地吆：我们没代表！我们都是代表！收起这套伎俩！他说可这样什么也不好谈呵。常班长想想问：你能代表公司吗？吴桐说我是公司派来的。常班长问你说话能算数？吴桐说只要我答应了的。常班长说那好，你敢这么说，我也敢毛遂自荐当大伙的代表，但得当着大伙的面谈。吴桐觉得未尝不可，点点头。这时一个瘦高个男工从人群中间出来，站在常班长身旁，说不能让老常单枪匹马，代表我也算一个，这样以后坐班房也有个伴。吴桐吃惊地看看他，下意识地伸出手，那人也伸出手，说我姓安，吊车班的。有人喊安班长。吴桐也朝他叫了声安班长。
“谈判”在众目睽睽下开始。
常班长先提条件，说：“我们首先要为死去的包师傅一家讨回公道，悲剧完全是由公司拖欠工资引起，我们要求为包师傅开追悼会，这一条不答应，别的甭谈。”
吴桐不晓处理此类事情的惯例，可他大致明白两点，一是公司应对包师傅一家的死有态度，开追悼会是应该的。二是这事不能闹出去，以免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他说：“我认为这个事件公司有责任，公司领导也很痛心，追悼会可以开，但最好不要去殡仪馆，就在车间里开，我代表公司参加。”一片寂静，寂静得让吴桐心虚。想自己这态表得是对呢还是错呢？工人会认可？公司会认可？“我个人认为可以。”常班长表态说。“但是，公司要为包师傅一家买块墓地，立一块碑，碑上写明死因。”吴桐想想说：“买墓地应该，立碑也没问题，死因还是不写为好。”常班长想想说：“也行。”吴桐的心松了一下，他没想到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觉得工人们还是通情达理的。他说：“这个问题就这样了，下面大家谈谈有什么要求。”还是常班长讲，讲的就是刚才叔弟向吴桐说的两项：补发拖欠工资和不许解散机械队。吴桐觉得事关重大，自己不好贸然表态。他说：“请大家等一下，我立刻向公司请示。”
吴桐走出车间，给何总挂了电话，在电话里报告了现场和工人谈的情况，然后让他表态。
何总说只要工人不去市里闹事，可有限度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吴桐觉得何总的话怪怪的，问句限度在哪里呢？何总顿了顿，说地产公司的事应该让宫汉臣答复，你给他打电话，让他表态。吴桐虽不情愿可还是给宫汉臣拨电话，电话关机，他只好再把电话打给何总。何总气呼呼地说这个宫汉臣耍花腔，回头和他算账。吴桐不吱声，等他表态。何总问句必须马上定吗？拖一拖行不行？吴桐说不行，工人要立刻回复，不这样就马上去市里讨说法。何总叹了口气，说那就告诉他们，工资的事分两步走，眼下先付一半，另一半春节前付，机械队暂不撤销。吴桐又问追悼会，墓地的事呢？何总说答应。吴桐又印证似地追问句这几条公司都答应了是不是？何总抬高声音说句“就这样”。吴桐带着“就这样”回到车间。
当吴桐参加过为包师傅一家举行的追悼会，和小汪离开机械队，他并没因自己的“不辱使命”而感到宽慰，相反平添了一份沉重，觉得自己肩头无形中担起了一份责任，这责任就是代表公司对工人做出的许诺（工人们让他写下一张保证书，他写了）。白纸黑字，重重地压着他的心。
上班不久，吴桐接王前进电话，说已按照他的意见分出几个人去地产公司展开工作，估计一周内可完成那里的评估。他说可以。王前进又说如不出意外；可达预期结果。吴桐晓得王说的预期结果就是零资产。便说辛苦你了前进。
放下电话，他给双桃打去电话，让她转告宫总：评估的人马上便到，要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双桃说她马上去报告宫总。他没把电话直接打给宫，而让双桃转达，自是想让双桃起到“桥梁”作用。由此他领悟到不同的行事方式确会收到不同的效果，他为自己的“茁壮成长”而感到窃喜。
他又想到昨天与关总的见面，想到此他的好情绪戛然而止，他意识到自己与宫的合谋是不洁的（如果不说肮脏的话），是为关总所深恶痛绝的行为。自己昨天还和关总一唱一和，抨击世风不良，而今天便与这不良为伍，可谓是人格分裂，自欺欺人的。
郁闷中他拨了许点点电话。“哦，领导。”“有空吗？”“是的。”“聊聊？”“好的。”
挂上电话，吴桐便打开电脑上阿。所谓“聊聊”，也就是网聊。自在香格里拉夜总会分手后，两人没再见面，但有了新的联络方式：“网上见”。因有了夜总会那一幕，言来语去更增添了些暖昧，吴桐有时忍不住敲出个“想你”、“何时见见？”之类字眼。遇这种情况许点点一概回个“真晕”。许点点这字眼用得恰当，自己确有点“晕”。
“你好吗点点？”吴桐用键盘敲出。“还活着，领导。有什么指示？”“不敢指示，向你汇报，宫的事开始了。”“南昌起义第一枪？”“是。”“什么时候？”“今天。…‘要我向你祝贺吗？”“No．”“为什么？”“行为不端，有什么可祝贺。”“谁行为不端？”“本人。”“哦。怎么又这么想？”“接受了再教育。”“谁是你的导师？”“关总。”“噢！你见到关总了？”“对，昨天我拜访了他。”“为什么要这样？”“有事请教。收获很大，一个全新的国企改制模式正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不应该把关拉进来。”“为什么？”“有麻烦。”“咋？”“不避嫌，避之惟恐不及，你倒找上门。”“关是洪水猛兽？”“甚于洪水猛兽。”“你这么看关？”“不是我。”“谁？”“你想想。”“明白了。”“明白得晚了。”“有这么严重？”“Yes．”“怎么办？”“不要再接触关。”“Yes．”“不让任何人知道你去找过关。”“Yes．”“还有，听说你去地产公司机械队了？”“Yes．”“你与工人签了协议？”“了田，有什么问题吗？”“有。”“……”“我下来了。时间久了不行。”“等一下。那两笔款的事还悬着。”“不要管。这事不需要你操心。”“？”
从网络上下来，吴桐思绪繁乱，觉得自己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进不得退不成。
吴桐用了几天时间制定了一个自称为吴字“（1）”号文件的改制方案（草案），这一厢情愿的行为显然是受到关总提出的那个知识经济理念的启发，另外关总坦荡豪迈的精神也将他的心触动。他一鼓作气，方案就做出来了。尽管他也承认该方案有某种理想色彩（也许超前，不符合所谓国情），但他仍坚信是切实可行的，体现出严肃、科学与公平，他相信任何不抱偏见不存私心的人都能够认同。
接受许点点的告诫，他没有再去挂拉关总，只在电话里将方案说给关总听，在听取了关总的意见后，又进行了修改。
他谋求严谨与完善，继续征求各方人士（多是他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同学）的意见，存精去粕，几易其稿，最后从电脑里出来的是“（1）”号文件修订稿。
他先是兴奋，有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感。尔后茫然，一种若有所失的思绪将他缠绕。几经体味，最终他意识到让自己迷惘的是一种深深的疑虑。改制至今，一些人已频频得手，将大宗国家资产侵吞，这是公开的秘密，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们遇到了一个能一夜暴富的千载良机。提供这“良机”的是国家经济秩序的无序。有人说改革走弯路是难免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然而“摸石头”也应有章可循，不能大睁着眼看有人趁机趟浑水。这就像许点点那天所问：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把事情理顺？为什么要瞪着眼睛走弯路？许点点的问题发人深思，我们的现有法规，可以说幼稚到可笑的地步，竟允许资产的购买者自己找人做资产评估，这类似监守自盗的办法简直不能让人相信是一个智性团体制定出来的。如此摸着石头过河，别说石头，连沙也被人挖光了。想到这些他真的觉得痛心，如毕可超嘲笑他“忧国忧民”。他着实不解，连忧国忧民都为人不屑，那么人的内心里还能剩下什么？
他迟迟没将（1）号文件提交给何总和王梅，他断定不会被采纳，一是泰达的改制方案已被上级通过，没人再愿节外生枝，当然，最重要的是那不让人发财的办法不受欢迎。
于是退而求其次，他把眼光移到宫的地产公司，想可以在地产推行自己的（1）号文件。这个他倒认为有某种可操作性，他已经介入到地产之中（尽管介入为自己所不齿），宫在许多方面须“仰仗”他，因此自己对宫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说服宫，让他同意按他的方案对分离出去的地产进行经济重组，创造一个新经济模式。当然他也想到，宫会反对（新方案有悖他“吃肉又喝汤”的“暴动”初衷），如果这样也不打紧，自己便趁机退出先前与宫的交易，还自己一个清白身。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