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无论对我的打击还是舆论压力就太大了……我还是先不讲我自己的事吧！
这件事之后，跟着又出了一桩类似的事。连部一看问题不小，加紧一抓，揭发检举，知青揭发知青，老职工也相互揭发，居然涉及几十人！所牵扯上的知青大多是女孩子。连部就把那些有事的男的关起来打。说是搞“群众专政”，实际上是“逼、供、信”。这样，不管是老实供认，还是屈打成招，反正愈揭人愈多。我们惊讶了，乱伦啦！这不成流氓窝了？尤其是那些女孩子最不能同情，她们是给知青丢脸！那时我们还有一种很强的集体尊严与荣誉感，对上山下乡运动还抱着理想精神呢！
有一个女孩子是B市来的。她也是怕冷——。你在这里，根本想象不到那儿的冷是什么滋味！她借着去马号买奶，在马号里多呆一呆，暖和暖和。卖奶的老职工就献殷勤，给她热奶，好言安慰，小恩小惠，再采取手段，终于把她弄到手，这姑娘怀了孕。人人骂她，谁也不去想，这个姑娘个子高，又苗条，如花似玉，非常好看；那老职工又矮又丑，还是独眼。
这姑娘怎么会看上那老家伙？谁也没有同情她，都认为她无耻，给知青丢脸！她到师部医院打孩子时，医院不留她住；从医院回连队的路上，长途车不叫她坐。因为医院护士和汽车上卖票的都是知青，没有人怜惜这个“轻贱”的女子。一次，这姑娘与另一个知青吵嘴，立刻好多人一拥而上，把她的上衣撕得粉碎，里边全露出来了。当然是为了羞辱她。从此这姑娘颓废了，接二连三，跟了好几个。最后团长看她长得特别好，占为己有。好好一个姑娘毁了！
从这事，我眼前遮上一层黑雾。
这样的事闹出来，往后便层出不穷。有一个团的招待所所长、参谋长和团长，把许多女知青调去，说是给她们好工作，不干农活，有吃有喝，实际上三个人轮流干。一百多女孩子叫他们玩了。其中有个高干子弟告到中央，才把那几个家伙毙了。
自从发生这件事，我们才对那些无辜的女知青寄予同情。她们离乡背井，无依无靠，孤独难熬，没有出路而充满绝望，才被人使用小恩小惠与手中权力欺负与迫害。还有那些为了上大学和想离开这里的，只好委曲求全，责任又怎么能放在这些可怜无助的弱女子身上？
由于同情心产生，怀疑也随着产生。
这期间，社会的不正之风到处泛滥，也刮到了连队。我从M城探亲回来，送给连长一本年历，其实我并没有别的意思，不过在这偏远的地方很难见到这种年历。连长为此居然把我调到农场小学当教员。一本年历不是瓦解了他，而是瓦解了我；神圣感没了，嫌恶感来了。
我这才开始降温。我也真够笨的。
我更笨的则是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返回M城。我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连部的。当地人都戏称我是“珍贵动物”了。
从七五年，知青可以选凋上大学和办理病退返城。上山下乡这场运动走向分崩离析。当时流行一首《知青歌》。开始只是偷偷唱，渐渐连长听到也不管了，歌词已经记不全了，反正有这么几句：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还有那金色的学生时代，只要青春进入了史册，一切就不再返回；告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我们去沉重地修理地球，那是我们的神圣天职，我可怜的命运哟！
歌词挺粗糙，流传却很广。唱起来十分的忧郁，很适合我们内心低落的情绪，所以大家总在唱。当领导的都很灵，从这歌中听出一种不吉祥的东西。中央开始组织各地的慰问团来看我们。我还记得哈尔滨慰问团带来了“消炎药片”，天津慰问团送给每个知青一件绒衣，上海慰问团赠送什么已经忘了。但我们有意带他们参观那些最脏最破、条件最差的住房，还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厕所——这里的厕所是用木头和草围当做墙，没有上下水，只挖一个坑，大小便多了，冻成一个冰砣子，最上边是个冻得硬硬的粪尖，上厕所必须带一根棍子，先把粪尖打断，否则扎屈股……
他们看了很惊讶。但最多只是说几句好听的话劝劝罢了。谁都知道，他们来是为了安抚，而不是安慰。每个人心里那只眼睛都睁开并目愈来愈亮了。
我和R两个人在帐篷里，脱光衣服，相互找病。我忽然发现他的胳膊有点弯，他写信给家里一问才知道从小摔断过。他就用这个“理由”办回城了。我把他送走，在荒野里一站，才着着实实感到一种被遗弃感。而实际上早在七○年我们就被遗弃了，只不过我们当时是一群傻子！
在农场最后的日子，一般人绝对受不了。
我们刚来时晾衣绳上晾满衣服，现在零零落落，寥寥无几；过去打饭时要排很长的队，最后只剩下几个，好像破衣服上几个没掉的扣子。在大帐篷里，如果不认真看往往就看不见人。
从公路通往连队的道儿，来时只是一条细细的小路。八年里被我们沉重的脚步踩成一条三米宽的大道，但人们一个个走了，道路又变窄了。“胡志明小道”已经被野草埋了起来。
每当我感到孤独和寂寞之时，就跑到那棵红枫下坐一坐，但这枫树已经不灵验了，无论我怎么落泪，也难以摆脱心里的苦闷……
有背景，有门路，有办法的人都走了。最后我还是经人指点，用四支挂面收买了医院的化验员，把化验单改了，这才返回M城。你看，我这八年不过和四支挂面一个价钱。是呵，此时已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眼看就是一九七九年了。六十岁的老妈妈见我回来，高兴得居然像小孩那样双脚离地蹦了起来。但谁问过我在那生活了八年的地方，我们留下了什么？
我们连的知青还算齐齐整整，六十个全都活着。旁边连队的一个姑娘，出窑往外挑砖时忽然窑塌了，活活砸死在里边。人弄出来早已经烧成煳干，不敢叫她家里来人看，赶紧埋在荒地里了。最惨的是一次森林大火，团长指挥知青去灭火。森林大火，别看白天都是烟，晚上看像点天灯一样，全是火，几百度高温，人一进去就烧化了。绝对不能哪儿有火扑那儿，只能在外边打出一条防火通道。但这团长是蛮干，结果烧死了四十多知青。森林里着火，火是追人的，比老虎还猛烈；男的跑得快，烧死的大部是女孩子。可是……谁对这些无辜的白白死在里边的孩子们鞠过一个躬呢？
如果这些女孩子知道知青最终都返回到自己爸爸妈妈的身边，她们岂不更是自觉悲哀？
如果她们阴间有灵，准会发出凄惨又愤怒的呼号！
在我即将离开农场那些日子里。知青们已然怒不可遏。一个团部里爆发了知青焚烧劳资科长家里房子的事。因为到处传说这科长收取知青们的礼物堆成了山。后来，知青返城不再要医院证明，也无须理由了！
知青一走，另一个悲剧就出现了。那就是有些知青在当地有了女朋友。他一走了之，把苦难结下的果子交给了女友。这很像那支歌曲《小芳》。于是有人自杀。有一个当地的女孩子在遗书上写道：“我劝本地青年千万别爱城里的知青！”于是又引起当地人对知青的反感。苦难是一种传染病。谁知文革的遗害究竟有多大？
你问我对自己知青这段特殊经历怎么看。说实话，我很矛盾，一直矛盾着，这辈子甭想解开了。我想，你问任何一个知青，他也会给你同样的回答。
从悲观的角度看，八年的艰辛苦难还在其次。我们十几岁就被赶到边疆，如今四十多岁了。心里带着很多阴影，身上带着许多伤病。许多人身体早早垮了，像肾病、胃病、腰背病、风湿病，终生终世也不可能甩掉了，这也其次。最主要是我们失去学习的机会，很多知青有才华，但知识不够，没有学历，虽然现在还算正当年，却无法和大学生、研究生们相竞争。是呵，我们是被糟蹋了。
从乐观的角度看，八年困境锻炼了我们，我们什么都经受过了；最冷的天气、最苦的生活、最累的工作，都受过了。我们还伯什么？我们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困难不犯愁，承受力强，还能应付各种难题。我刚返城时，电力局招人，去了一百人，大多数是知青。当时电力局想在院子里盖几间平房办公，缺木匠，立即有十多人说，我们都是木匠。再一问，全是知青。知青个个是好样的。他们都在文革的“老君炉”里炼过，岂不神通广大？然而，最使我感到自豪的是，每一个知青都已经明白，他们为国家承担过什么——
实际上，红卫兵运动之后，也就是七○年，国民经济完全搞垮了。国家已经没有力量给两千万知青安排工作，放在城市又不安全，怕出乱子，这才想出“在广阔天地里大有做为”
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把我们放逐四方。于是我们这支曾经为他们冲锋陷阵、赤胆忠心的千军万马，统统落入安排好了的陷阱里。尽管我们曾经悲哀之极，尽管我们吃了苦头，但连国家也挑不动的担子，叫我们十几岁孩子们瘦弱的肩膀扛住了。是我们撑住这倾斜的柱子，才避免了国家大厦的坍塌。你说，难道我们不伟大、不是功臣、不是货真价实的国家栋梁？尽管这一切一切，都是事后我们才明白的。
可是，我有时又想，我们这自封的功臣又能被谁所认可。就像前边说的，谁去面向那大火烧死的四十个女孩子的地方鞠一个躬呢？
我的话说得差不多，现在轮到你说一说了！
历史已经全部记住，就看人们自己是否把它忘掉。
第28章 苦难意识流
1966年41岁男
J市无工作人员
我是一个被撕得粉碎的人——大年三十被弄走——一天最多吃几百个苍蝇——我把自己变成一个“○”——追加的定性“极右”的文件——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活着，有时很充实——世外桃源——我们受这么多苦难，难道就为了你一声“对不起”吗？
话从哪儿说起呢？昨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给你理出个头绪来，不想还好，一想全乱了。
为什么？我是一个早被撕得粉碎的人，哪儿跟哪儿也说不上话，无因无果，全没道理。我就给你来个“意识流”吧！有的地方可能是“倒插笔”，有的地方“倒计时”，有的地方还可能颠三倒四，纠成一团……好在你是搞文学的，总能弄明白。如果你听乱了，糊涂了，那可别怪我，我这辈子一直就乱着，一盆浆糊那么糊涂着。
你去查查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的《××日报》吧！第三版头条有篇文章《又揪出一个大右派》，反映的就是鄙人。揪出来，批呀，斗呀，审问呀，逼供呀，这套你全知道，我就甭说了。折腾到十月份，把我弄到东郊区F庄劳动改造，一边听候处理。我喂猪时，觉得我就像那头躺烂泥里的猪，只等着哪天弄出去宰了。
你问我为什么从五七年开始讲。我如果一上来就从六六年文革讲，你就更不清楚我是怎么回事了，你会想，我那时怎么“无工作”呢，唉，我的事实在太荒唐！
改造了四个月。
五八年二月，农历的腊月二十八日，上边指示让我们回家过年，我心里蛮高兴，这也是一种民族习惯民族感情吧，回家吃个团圆饭！而且母亲住在外地，年年春节我和爱人都去陪母亲过年，我们满心欢喜地买好大年三十的火车票，一时连悬而未决的右派的事也撇在一边，先不去想了。大年三十这天，正准备起程，忽然文化局反右派工作组来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位作家，他那时非同小可，是工作组组长，名叫B。你肯定知道他。他进门就给我宣读一份决定，什么“经上级党委同意，公安部门批准，对你开除公职，送往GG农场劳动教养”。我还比较镇静，问他们：“什么时候走？”B作家很严厉，冲我说：“现在就走！”
我爱人一下就晕了，仰身“哐当”摔在地上。
当时，我想求他们通融一下，我是劳动教养，不是犯人，也不会跑，要弄我去劳改也不一定非得大年三十呀！我还没开口，B作家的脸就像关严的铁门，冷峻，无情，把我吓回去了。我说声“走吧！”就扛起行李。这行李三天前从东郊区F庄扛回来，还没有打包呢，现在正好原包扛起来就走。原来倒霉竟这样省事。
您问我怎么给打成的右派？
我倒想问问您，为什么把我打成右派？
我一直认为，别人都会比我更清楚我是怎么会成为右派的。
从大鸣大放到整风反右，我根本没有在单位。那时，我向我的单位戏曲学校请了“创作假”，住在上海亲戚家里埋头写剧本。忽然单位来电报，叫我速回，参加整风反右运动，我还对爱人笑着说：“整个大鸣大放，我都没在单位，没贴过一张大字报，没对领导提过一条批评意见，这次无论怎么样也没我的事了。”谁知回到单位的第二天开大会，一进会场我就傻了，一条大横标写着“彻底批判甲、乙、丙反党集团大会”。甲是戏校校长，乙是副校长，丙是我。我当时是学校主管教学的业务科长。我再一听，批判我的内容都是空的，除去吓人的大帽子，就是声色俱厉的叫吼。
奇怪了，我有罪？哪怕我说过一句反动的话，哪怕这话是你们胡编乱造的，也算叫我明明白白呀！
再告诉你一件，一九七九年——这一跳可是二十二年以后了，这真是“意识流”了。时间不连着，事情都连着。这时候，文革结束了，文化局的人事干部为我改正右派。他非常惊讶地对我说：“老实对你讲，我看完你所有的材料，很纳闷，凭着这些材料，怎么会把你打成右派呢？”
他当时那惊讶的表情，连同他惊讶莫解的口气，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他把订成厚厚一本的材料给我看。呀，我惊呆了，这哪里是什么罪证和罪行录，它居然完完全全是我给一些戏提的意见！艺术方面的意见呀！
我只问一句：“还有吗？”
他说：“全在这儿了！”
这事如果轮到你，你会有什么感受？如果说二十二年我受尽了苦难，但都不如这一击来得猛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