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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去扒自己家的废墟找吃的东西。扒来扒去忽然扒出一样东西，石膏做的毛主席像，那时家家都有这么一个。村里有个孩子扒他被砸在乱砖下的妈妈时，先把毛主席像抢救出来再扒他妈，这事受到全公社表扬。可是我这尊像砸残了，掉了一个耳朵，左边的。怎么办？
我犯愁了。我就把这毛主席像放在砖上，对着他说：
“老人家！您说我拿您怎么办？我一家人没吃没住，把您供在哪儿呢？您又掉个耳朵，要是他们说是我故意敲的，我一家人不就更惨了吗？您呀，您说我咋办呀？”
我想个贼大胆的办法，先把它藏起来，再在废墟里挖个很深的坑。当天黄昏，我四处侦察，看好那片废墟一个人也没有，我就钻进乱砖堆里，把它悄悄埋了起来。这要叫别人发现更是个掉脑袋的罪呀！我是不是犯罪呀？当夜，我吓醒了，一连多少天犯心跳。事后还总后悔，恨自己不该做这件事。很长时间这种犯罪感沉重地压着我。
我这个人呀。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文革完了，我右派的问题了结之后，我便为三弟平反的事到处奔波。我不能叫他亡魂总背着那罪名，也为了平息一下自己心中对他很深的内疚。但这事被推来推去，我跑了三年，加起来不下一万里路，可这件事谁也对我不说清楚。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说清楚”。特别是有个细节——
我兄弟被奄奄一息送回家时，是六０年一月十五日早晨九点钟。但“逮捕通知书”上写的日期也是一月十五日，还注着一句“因病暂缓执行”。
按这句话说，应该是一月十五日检察院通知公安局，局长签字后再去监狱执行逮捕，一看我兄弟病危才决定“因病暂缓执行”，再把我弟弟弄上车往我家里送，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可是我兄弟是早晨九点钟送到家的，按路程，最晚八点钟就得从监狱抬上驴车，中间没有时间办手续呀！这两件事怎么可能同时发生呢？
大概文革完了，谁也不愿对那段历史负责，能说清楚也不愿说清楚了。至今我仍然是这样两个弟弟：一个反革命，一个盗窃分子，而且早成鬼了。那年月，拿活人都不当回事，拿死人就更不当一回事了。我母亲是病死的，死因当然也有抑郁成疾的原故。这一切都因为我，我自己却被平反落得一个好结局。你想我能活得轻松吗？内疚这东西很顽固，它呆在心里，随时都会翻腾起来折磨你。谁也不会知道我活得有多累……
我想写个《家训》，留给我的子女。
我的《家训》依旧没有一句能讲清楚的话，只是把这些终身难忘的事告诉他们，把这些百思不解的问号留给他们。现在的年轻人毕竟比我们一代人有脑子。如果他们能说清楚这一切，将来就不会再遭罪。如果他们不去搞清楚，难免还会重复我的经历：吃哑巴亏，上糊涂当，等着挨折腾。依旧是悲剧性格，还要走向悲剧，甚至走向悲剧的深渊。
***是性格悲剧，还是悲剧挑选的这种性格？***
第20章 “文革”进行了两千年
1966年 41岁 男
T市某出版社编辑
十四岁的特务——一生中一个短暂的春天——怀疑人是件很难受的事——档案里的你都是满身的污点——我是戴着镣铐迎接新中国的成立——第二次掉进怪圈——糊里糊涂又被卷入漩涡
你要写一个人的文革十年，我却想讲我的五十年。你可能认为我会离题千里，放心吧，不会！老弟，我的文革是从五十年前开始的。
你如果了解到我这整整半个世纪的坎坷，肯定会得到这样的结论：“文革”并非开始于一九六六。开始于一百年前吗？也不对，老弟，我理解的“文革”在咱中国进行了两千年！
我讲我的经历，也讲我的道理。
这道理我几十年没想通。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却被当做反革命几十年，反来复去也没离开“敌人”的圈儿，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可是一九六八年我被“风雷激”造反队一群人吊打之后，关在H河边一个“特”（即特务）字号单间房里，这所楼原先是我们出版社的书库，书早被当做“四旧”运到造纸厂化纸浆去了。空荡荡的小屋里充满旧纸、旧地板和旧砖的气味儿，窗户被封死，糊上报纸。H河柔软的流水滔滔汩汩在外边流着，夜间听得更清晰，还有河中行船的划桨声。我不自觉想起遥远的滹沱河边的老家，那一到春天就变得绿葱葱的茅草房。我在那河里洗澡，在河边长大，参加革命抗日时，今天从河这边渡过河那边，明天从河那边游到河这边，多少年呀……革命、革命、革命，敌人、敌人、敌人，我革命，这敌人却是我。想着想着，很奇怪，我感觉被殴打后肉体的痛苦开始从皮肉中一点点消失，但不是散开，而是往里走，全凝聚到心里去……不知这是怎样一个过程，我忽然一下于云开雾散，明白了。有人说，大彻大悟是一种解脱。我说未必，不明白则巳，明白之后反变成更深更深的痛苦。
我们村有两大家族，一姓王，一姓李。我姓李。两个家族打根儿上就斗，势不两立。在我记忆里就有三次打群架，打得头破血流，死去活来。我本家一个叔叔李瘸子就是打架时落成的残废。谁也说不清是从哪朝哪代结下的这冤仇。我还是穿开挡裤时就听奶奶讲，前清时候王家出了个举人。那时村里出个举人像出条龙，不得了呵，土霸王！王举人在大街上走，向例是两条胳膊横举着，一手拿根称秸秆儿，只要我们姓李的碰上，他就打。
村长这位置很关键，谁把住这位置谁就好压对方，不叫对方出头。但姓王的人多，势力大，一直占着村长。敌伪时期保甲长是他们，后来八路军来了，村干部又大多都姓王。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历史怎样变成现实，要寻找文革的渊源，这便是最长最远最深的一条根了。
可是这道理我当时怎么可能认识到？
我们村是老解放区，七七事变后成了有名的冀中抗日革命根据地。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我那时十四岁，上小学，对共产党的感情别提多纯真，可以说对共产党的每一个字儿都深信不疑。吕正操的队伍一来，我高兴得天天夜里睡不着觉。连八路军战士看我一眼都兴奋得不得了。我爱看书，爱写作文，能讲话，学校叫我当儿童团长，天天晚上我挨家挨户去给大人们讲《民学课本》，宣传抗日，宣传共产党，讲得大人们包括我自己眼睛直冒光。那时根据地在搞戒烟戒酒运动。村树都出墙报反对抽烟喝酒，从干部批评起。这墙报，就是现在说的大宇报，文革中叫“四大”，其实早就有了。我们村长好烟好酒好玩钱，我就写篇小品文，只几句话，都是善意批评，你一听就知道了：
“有人提倡不抽烟，可是自己一盒一盒地抽；有人提倡不喝酒，可是自己半斤八两地喝，这算什么事呢？”
写得挺温和也挺幼稚吧！别忘了我那时才是个十四岁的小孩呀。这小品文没等上墙，上学时丢在道儿上，叫村里的治安员拾到。这治安员也是王家的，交到村长手里。当时村里就定我为“特务”。村长说他代表党，反对村长就是反对共产党，什么人反对共产党？国民党特务呗，好！治安员提出要把我活埋了。这事传到区里。区里有个炊事员是我们村姓李的本家，他找到区长说一个小孩子懂个屁，胡闹呗，管我说人情，这活埋的事就由区里出面制止了。但本村还是给我立个案，内定我是“特嫌”——我自有档案材料开始第一篇就是“特嫌”。从这时候起，我便背上了跳进滹沱河也洗不清的历史问题的罪名，熬度我灾难不绝的多半生。
你会奇怪，他们跟我无冤无仇，为什么为这三两句话，梗把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划到敌人那边去呢？原因很简单，他们不能叫我这个李家人冒头当儿童团长。这一来，我这个儿童团长就被撤掉。政治，在这个文化背景上就变味儿了。我本家有个伯父，七七事变前上过一年师范学校，有文化，总在村里出头露面。共产党来了，他胆小又不摸底，不敢接近，便被姓王的那些村干部扣上一个“国民党”。他辈分大，我们全村李姓人就都有特务嫌疑，给压得抬不起头来。我哥哥为了摆脱这处境，娶了一个县公安员的女儿做老婆，离村到别处去。我也呆不住，初小毕业就离开老家到安平县去上高小。本以为远走高飞，脱开灾祸，哪知道我竟是带着一块擦不掉的胎记——政治污点走的！
我在安平县高小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村里当教师。那时才十六岁，根本不知道有档案材料好比魔影一样紧跟着我。村里的人都夸我工作得不错，我的自我感觉也蛮好，就有了入党的要求，决心一辈子跟共产党干革命了，我问村长，“咱村有支部吗？”我想提出入党申请。
谁料他拿笑话跟我打岔说：“咱村没有织布（‘支部’的谐音）的！”开头我以为他们把我看做小孩子，对我这要求推推挡挡，后来发现自己总被莫名其妙地调动，在这个村没呆多少天，又调到另一个村去。好像我有痨病，所有人都和我保持距离。一九四二年日寇搞五一大扫荡，我们这些人全分散到各地隐蔽。县里惟独不给我安排隐蔽的秘密据点，我就跑回老家躲一躲。这期间村头的雪地上有人写条反动标语，姓王的那些村干部问也没问过我，居然把这条反动标语又悄悄记在我的档案上，“特嫌”就更没跑了。这些事当时并不知道，只觉得革命这个门把我向外推，不准我进。我可还是一心革命，把自己当做革命人呢。我不甘心整天在敌占区窝窝囊囊活着，不干事，就决心投奔八路军去当兵。幸亏五一大扫荡最凶时，那些姓王的村干部都隐蔽起来，推出我们一个李家人——就是在区里当过炊事员、要活埋我时为我说过情的那人当村长。他给我写封推荐信，我把这信缝在鞋帮里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八路军。日寇大扫荡时我十次遇险，不是逃脱追捕，就是叫老百胜掩护起来。有一次被抓住，因为我一只眼是斜眼，老百姓对日本兵说：“这个小斜眼的，傻了傻了的。”骗过了敌人，才救了我。这时一找到八路军真像找到亲娘一样，热乎极了。
开头我在冀中军区八分区政治部当文书。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一个短暂的春天。充满了信任、关心和友爱。有一次我发高烧，同志们日夜轮流值班照看我，每—只手都抚过我的额头，无论是极糙还是细腻的，我感觉到这手上带着对我病情无言的探问，还有对我快快病愈的切盼。每只手放在我额头上时，我都立即流下泪来。我第一次尝到革命的友情，真是胜过母爱！我好写，常给《冀中导报》和《前线报》写稿，小说、诗歌、剧本、人物专访等等都写。我不敢说写得多好，—但都是真情的流露。这期间我认识了孙犁、远千里、王林，他们都把我当做工农作家重点培养。政治部还常把我作为战地记者派到前线采访，《前线报》上有时天天发表我写的通讯，报上常见我的名字，我也算小有名气了。心气儿又高起来，提出入党，政治部的首长们很高兴。
其实，我又傻了。因为这时我的材料没有转到部队上来。可我一提出入党，政治部派人到村里调查，反把我那些档案材料勾来了。阴云重新笼罩我的头顶。不但我入党的事没人再提，那时部队正在打泊镇和青县，战地急需记者，也不再派我去采访。一天政治部主任背着手到我房里来，他说：“现在敌我斗争激烈，有些特务分子专门打进我们政治机关里来。”
我诧异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当时他目光闪闪地注视我的脸，观察我的反应，幸亏我还不知道他们怀疑我，这是对我的一种冷不防的考察。如果我知道自己被怀疑，自己虽然不是特务表情也会不自然，那就非认定我是特务，把我抓起来不可。后来才知道，冀中和山东是康生反特运动的两个试点，怀疑到谁马上就抓。又幸好这位政治部主任是长征干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搞AB团，他都经历过，知道过去冤枉不少好人，看我的表情不像装的，才不动声色地走出屋去。我就暗暗被控制使了，一言一行都记在档案里。直到一九四九年军法处审查我时，我才知道我这时的处境多么危险。但这时凭直觉，已经感到信任从同志们的眼神里消失了。我无法问，更无从申辩，也千万不能申辩，一问反而更被怀疑。渐渐我变得十分敏感。他们怀疑我，我也怀疑他们，不知他们对我的种种态度是真是假。怀疑人是件很难受的事，以致我有点神经过敏、草木皆兵，我的失眠症就是从那时扎的根儿。唉，我那个短短的、迷人的春天就此过去了。
一年后我患了肺病，住进冀中军区的和平医院。刚入院时我感觉还正常——当然我说的不是身体感觉，而是政治感觉。不久一些病友明显地对我疏远，甚至没人肯跟我下棋。过年时我回家探亲，有个战士与我同行，他是我当年的学生，但他一路上与我无话。分手时他犹豫再三才对我说：“我看您人不错，有件事告诉您，您千万别对人说。”他见我答应得诚恳，才告诉我：“还记得您教书时有个张老师吗？他是特务，自杀了。”
我吓一跳，说：“他怎么会是特务呢？他爹是叫日本飞机炸死的，对革命很忠心，人也挺正派，当时有个村干部玩女人，贪污公粮，没人敢批评，他还写过无头贴子呢（一种不点名的墙报）！”‘
这当兵的学生说：“据说他就为这事被村干部定成特嫌，挤出学校，到部队制药厂当工人。后来部队反特时一查材料，他是特务嫌疑，好一顿吊打，他受不住就上吊自杀了。据说他的档案上有您名字，说您跟他共同搞过特务活动。”
我问：“什么活动？”我傻了。他说他不知道。
我懵住，再想，想起一件事。那位张老师写无头贴子时没有墨水，向我借的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