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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择网时，别人的枪已经过来了就是。所以我感到中央改革非常难。再说对“文革”的评价呀，中央出于拨乱反正的考虑，从政治上彻底否定，这是必要的。因为政治这个东西应该这么干，政治不能讲人情，政治斗争是没有诚实性可言的呢，这是需要。就好像一个屋里原来住的这家走了，你进来好好收拾，但怎么看怎么也像过去，必须连好的带坏的都扯去。可是我觉得不该否定的就是红卫兵。对红卫兵应该做历史的分析。我感到对红卫兵的历史分析不用我们这一代人考虑了；说老实话，对一场伟大的斗争，或者对一场错误的斗争，不是一个很近的距离就可以做出正确评价的。我对这点充满信心。就是现在，评价好“文革”也不可能。说老实话，我现在看一些电视剧和电影，还有别的文艺作品，把红卫兵描写的像国民党兵似的，这不公正。那些作家，如果他们没参加“文革”可以谅解；参加了“文革”，还要那样描写，那纯粹是不讲作家的良心。有的电影，来了一辆刑车，一群红卫兵上去，把男的拽出来了，女的眼泪刷刷就下来了，那孩子还追两步，也不知怎么一绊倒下了，妈呀，爸呀，伴着音乐效果走去了，哪有那事？红卫兵哪有那事？红卫兵那阵也爱孩子着呢，是吧。
红卫兵运动是个历史悲剧，但有人拿它跟党卫军相比，太不公平了。红卫兵是自发运动，党卫军直接受纳粹操纵，完全两码事呀！对于当红卫兵当然不能说我不感到惭愧，可我也不后悔。然而有些东西可以忏悔。到了我这个岁数，反思得特别厉害。我觉得我们这拨人哪，也可能是国家最稳定的因素。他们深知两种路线不同的苦。他们受过那种集中听党的话的教育，而且在当前这种开放局面，这拨人一般都比较稳定。他们既不像老的那一代盲目地反对，也不像年轻的一代准备全部接拿过来。毛泽东同志那阵子给我最大的是阶级感情，我到现在为止，到什么时候不致于胡作非为，不堕落，困难时也不堕落。但我也恨，恨那时教我们盲从，教我们单线思维，不会多项思维，不会逆向思维。实际上他老人家呢，还说过不少这样的话：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但是他是一个叶公好龙的人，你一旦真这样干的时候，他又不干了。我今后，我是这样想，我还可以给国家再干三十年。我只想规规矩矩地把国家给我的工作认真搞好，活得不也好受点吗？就是。
***世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圣徒受骗。***
第17章 硬汉子
1966年18岁
男
T市某起重设备厂工人
清理阶级队伍时家里翻出“变天帐”——墙倒众人推进恶邻欺辱——到派出所有理也没理——哥哥的小血块——都为了操他妈“文化大革命”——想当军属写血书——每月干四百个小时也于事无补——硬汉子的丧气话
咱说实在的，这十年把我们家糟践得够惨。可是咱不是窝囊废，咱是硬汉子，要换平时，咱能豁出去拼啦。可那时候不行，算你再硬的汉子，也得聋拉着脑袋。
人就一口气，不是？我是憋着这口气过这十年的。今儿找您也是撒这口气来的。
六六年我刚打中专毕业，分配到起重设备厂。那年十八岁。跟您说说家里边的情况，有父亲、母亲；奶奶、哥哥、弟弟和妹妹，就缺个姐组。奶奶那年八十岁，和我岁数正倒个个儿。父亲精神有点病，虽然算不上神经病，反正有点那个，那个是嘛呢，也不是傻，也不是疯，缺根弦吧。哥哥原先是棒小伙子，一次工伤砸坏脑袋，他倒是真正的神经不正常。弟弟妹妹还小。家里家外唯一能顶饿的人就我啦。我家这样儿，就算不“文化革命”也够劲了。
可“啪”一下子又来个“文化大革命”。
开始我心里就犯嘀咕，我家虽穷，可出身不算好。我父亲解放前当过一年交通警，他名下又有房产，实际上是奶奶她父母的房产；奶奶没兄弟，由她继承，爷爷做代理人，爷爷去世后就由我父亲代理。总共三十来间，五十年代房屋改造，交公十间。那么多年，房子早破得不成样儿，就这么一个二十间破房的“代理的代理人”，四清时就查过一通，没划上资本家，可也没定下成分来，一直接着，毕竟出身不是红五类。“文革”一开始乱抄乱斗那股劲，哪有准，谁知撞上谁。我看见一家二十多口人，排成一排，胸前全挂着牌子，都剪了头发，也分不清男女了，在一条大马路中间，叫红卫兵批斗，我犯嘀咕。赶紧把家里的“四旧”——老瓶子老罐儿老东西呗，清理清理，该烧就烧，该砸就砸，别叫人“扫四旧”扫上，找事儿，对吧。
起头还没嘛事，搞“清理阶级队伍”时，有天半夜突然砰砰砰砸门，一看是街道代表，叫着要“查户口”，带进来一帮人，都是街道积极分子。直到后来才明白，“文革”一开始横扫时很粗糙，有乱来的，也有漏的，到这次可就不一样了。“清理阶级队伍”是挨个儿清，你有屁事也逮住不放。他们稀里哗啦地翻，忽然叫起来，说翻出我父亲的罪证。大叫是“变天帐”！其实就是以前收房租的帐本和收据嘛的，这就不得了啦。也美死他们了，可逮住事儿啦。当时把我父亲带到街道革委会，通知我父亲单位。我父亲单位用小吉普当晚把他弄走。居然单位也说我父亲存“变天帐”，想变天，想复辟。就那点房租收据有嘛用，再说我父亲那样，说话都哩哩噜噜，写检查都是我妹妹帮着写的，他有能耐变社会主义的天？毛主席还说枪杆子出政权，给他个棍儿都拿不稳，更甭说枪杆子，往哪儿变天去？这就关进牛棚，戴上伪警察和反动房产主的帽子，天天在各车间轮流批斗。
我家出了这种事，全家人坐在屋里，连门也不敢出，一连多少天没正经吃饭。我奶奶哪经过这事，吓傻了，摔了一跤就再没起来，瘫在炕上一连数年，捱到七二年死了。我到我父亲单位想说一说，那负责人好凶，我刚作自我介绍，说我是谁，他就冲我叫起来：“你来干嘛，你想干嘛？”心想，我要再多说一句叫他逮住，甭说我得给打成“为历史反革命翻案”，我父亲更得倒霉。只好连声也没吭，扭头回家，您说窝不窝气？
别嘛事都说是“四人帮”，社会上要是没那一群一群的，光是“四人帮”能造那么大的孽！我们家这么一来，点儿就低了，一下子街道邻居全变样，好赛他们无形中点儿高了。以前有点矛盾嘛的，都好办了，有怨报怨，有仇报仇吧，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了。
遭白眼，挨骂，有时吃着饭一块砖头飞进来，玻璃窗粉粉碎。我们也不敢言声，你能说嘛？你能找谁说去？我母亲被同院一个小伙子拿拔火罐把脑袋砸得呼呼流血，我十四的小弟弟叫同街一个小子拿砖头把后脑海砸破，缝了九针，当时满脸的血呀，看不清鼻子、眼睛、嘴。我们是人呵，哪能受这侮辱，叫他们骑脖子拉屎，连头还不许抬抬。打到派出所，可你家里有问题，你就没理，完事还得叫我们认错。挨打时反驳几句也算错，算挑事儿。我是二十岁小伙子呀，好摔跤，也会点武术嘛的，正血气方刚。要不是那时候，我一个能让他们俩仨，我是能把气往肚子咽的人吗？
有一次，我大哥犯病，夜里喊闹，被邻居一个农村来的亲戚，拿扁担打得满地滚儿，头破了，流一地血。同院另一家看不落忍，拉着那农民叫着：“他是个精神病人，不能打呀！”那家还有个亲戚，喊着：“我们打的是房产主，资本家的儿子！”我下夜班回来，已经完事了，否则就会一场恶战。我真要发狂了。我看着地上的血，拿小铲铲起一块小血块，豆腐脑赛的，放进笔记本里，我哭了。我很少哭，男子汉掉眼泪没出息，可我掉了，嗓子眼直往外窜火，脖子上的筋崩崩直跳，我想豁命，但归齐还是把自个压下了。我不傻，我想这一拼，准算“阶级报复”，我父亲，我全家就更完了。里里外外还得指着我哪！这口气比铁疙瘩还难咽，可咱爷儿们咽了。现在我总想，我家没有对不住邻居的，我家又没恶人，以前也没跟谁家作过死仇。再说，房前屋后还都处得挺热乎，为嘛人都变成这样，为嘛我们受这个，我可说句粗话了——都为了操他妈的“文化大革命”。
我想了，要打算让家里处境改善得好一点，就得要求进步，好好干活，拿出真格的来，把这口气挣回来。
我在厂里没白天没黑夜玩命的干啊。我是车工，我那车间是全厂最关键的车间，也是最累的车间，最累的组，最累的活。组里二十多台车床，两班人。定额每人每月二百二十小时，那时嘛奖也没有，我每月都干三百小时以上，甚至达到四百小时。除去喝水上茅房，一站到机器旁边就一天不动地儿。在“文革”这些年里，我没迟到早退过一次，没请过一天事假病假。热天里，我光膀子干活，车下来的铁屑落在地上直冒烟，一百度。车床的转数快，进刀量大，铁屑乱蹦，有时蹦到膀子、脖子、脸上，粘在眼皮上，烫肿了，照样干。在二百多人的车间里，咱干活把他们干服了。年年评“五好战士”、“大庆标兵”嘛的，都有咱的。可是，我敢说，要拿我当时那表现搁到现在，全国劳模咱也能评上。
外边干着活，家里边不肃静。我哥哥的神经病总受刺激，愈闹愈凶，晚上吵得人睡不好觉。送到医院，出身不好又不收，就这么死在家里了。我妹妹本来可以留在工矿企业，我家论经济算“特困”，在学校评选票数又最多，凭票咱绝对该留城。可政审不台格，满完。送到内蒙大草原，一去几千里，背着政治包袱，受那苦那罪，就甭提了。那时出身不好的百分之九十去内蒙，出身好的去北大荒农场。她水土不服，加上心情不好，十六岁去，二十七岁回来，已经满头白发，赛白毛女一模一样，就那样白，这二年才变回色来。你说我这当哥哥的心里嘛滋味？父亲在厂里烧锅炉，每天下班不回来，捡煤核，为他妈表现呗，天天十一、二点回来，他神经不正常，一帮子王八蛋拿他找乐，动不动一下子把他扔在地上爬不起来。
他是神经有毛病的人呵，宪法都规定保护，那会儿没人管这些。我这个当儿子的，眼瞧着父亲叫人折腾着玩，还叫嘛儿子？我真想找他们去，把他们全撂了，可不行，我没别的路。有次部队到厂里招兵，我咬破手指头写一份血书，这几个字“誓死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保卫祖国，要求参军。”我想，我参军家里就是军属，政治待遇不就完全不同了。我身体棒，体检没问题，又是厂里先进，部队想要，可一外调，说我的出身没定下来，不敢要，还是没路可走。
咱这么干，厂里倒也受感动，为了我出身问题，到父亲单位去了二十多次，一次次碰回来，总悬着。这么大点儿的事，压了我一家十年。我当年一百五十斤的摔跤能手，如今一百二十斤，连累加气，得了胃病，切掉一半；犯愁犯得神经衰弱，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到末了也没把家里的处境改过来，算咱没能耐吧！可“四人帮”一完，我父亲一下就没事了，还那个人，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了。他妈的，这怪！我去他单位要求平反，他单位说，关牛棚挨斗是运动闹的，可他一直没正式定过资本家，无所谓平反。他们倒容易，一句话了事。我这口气憋在肚子里却出不来。我真想掉过头把这气朝他们脸上一放，倒痛快。可这不是咱男子汉办的事。你说，你是条硬汉子，你该怎么办？唉，这就是我从头到了的十年。
***一根钢柱弯过来，是个横打的问号。***
第18章 复仇主义者
1966年25岁
男
T市某厂生产股干部
六三年进厂管生产得罪一帮人——做梦也想不到写错毛主席语录成了现行反革命——“文革”时各人有各人目的——拿剪子铰小便——新娶的媳妇憋死了——整人的人个个高升——发誓学法律
我当下在“国家律师中心”学法律，业余的，晚上去听法律课。您可别以为我想改行干法律，不是！我可以把心里的话掏给您，我学法律就是想报复。为嘛说要报复？您听吧！
我是六三年打机械工业技校毕业。出学校门就进了这家工厂大门。分到生产股当干部，管生产。当时生产股连我只有三个。一个股长，常开会，一个统计员，再一个就是我。咱不笨，大小算个能人，不是跟您吹，现在要干也还能着呢。到了生产股，没多久，模具呀、工具呀、生产计划呀、质量检查呀，一句话说白了，凡是厂长不管的，咱都管。刚打学校出来的人，不会耍滑，干事认死铆，用现在话讲就是“不识路子”。比方有人来找我批条子领工具，我说你不前两天刚领了吗，不批。这就得罪了人。为这些事没少得罪人。不过咱傻，表面楞没看出来，这就种上了祸根。
“文革”一起来，这一帮子恨我的入，就找我碴儿。可是咱平常兢兢业业，任嘛毛病也没有，他们也没把柄。可做梦也没想到叫他们真逮住了，这谁也不怨，就怨我自己。写大字报写上边的“毛主席语录”时把话写反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那句，叫我写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条语录那时是常写的，怎么写错了呢，也兴是这话太绕乎了，也兴是活该倒霉了。这不要命吗！白纸黑字跑也跑不了！您也是打“文革”过来的人，您明白，就这一条——反毛泽东思想，就是现行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在所有反动罪行中又是最厉害的。右派呀、特务呀、叛徒呀、资本家呀，都是死老虎，现行反革命是活老虎，最有搞头。照当时的话说，我真是把自己送上断头台了。那会儿我有心想宰了自己。
马上我就给揪出来，大会小会斗，天天挨揍。打我那帮人都是本厂一帮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