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大牌子，上边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旁边一个是民间文学研究会的贾芝，还有一个就是阿甲。这田汉哪，对头下弯。那阵北京斗人的水平真高哇，对头弯就是人跪着，背弯下来，脑袋贴在大腿上。哎！再一看哪，田汉脑袋上啊三条血筋，他光脑袋，可能是刚剃的，当然原来头发也不多。反正批判他的人呢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不是红卫兵，都是干部似的。所谓罪状大多是闲事。“文革”批人，都是把正事和闲事相结台。中国人哪越是闲事大家越感兴趣，越能搞臭一个人。光批判他怎么搞修正主义，鼓吹反革命分子，老百姓听了上不了劲，实际上是先把你名声搞臭了，政治上也就不打自倒，好办了。
那时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上车之后哇连厕所里都是人，有的躺在那个行李架上，人在车上不敢下去。我先插一句，后来上武汉的时候，我旁边坐着一个湖南的小女孩，三天没敢动地方。我说你怎么不下去买点吃的？一下去就没座啦。尤其车门一开，唿啦就进来一大群。那时人们说老实话，比得上铁道游击队的水平。最高水平的就是在坐椅靠背上把铺盖卷打开放好，人躺上去，还睡觉，你能想象吗？可那时真高兴。
从山西到陕西一路上看见人民啊，穷啊，心情就不一样了。路过一个村子，一个孩子看上我胸前的纪念章，上山采了一天草药，拿药跟我换。唉呀我这泪一下子就下来啦。我说人民对毛主席感情多深哪就是啊，我根本不要那药材，干嘛用呀，我赶紧把那纪念章，还有我们那一块来的同学的各种奇形怪状的，都给他啦，他就如获至宝。他妈妈说了一句话：“别瞎玩，好好供着。”那村里呀，凡是贴毛主席像的地方呀，都是原来灶王爷的地方。为的是更加崇敬啊。是啊，这不是把毛主席神化了吗？代替灶王爷啦就是啊。这实际上已经成了悲剧是吧。到延安的时候就更加失望。一看延安这家伙大土堆一样啊，根本就不好看哪就是。
什么宝塔山呀，乱七八糟的，而且陕北人哪，跟想象的也不一样。就说白羊肚手巾吧，脏极啦，都跟抹布差不多。人民根本不那么高兴，低眉顺眼，不像舞台上戴着红兜兜跳舞那样，对我们串联的学生也没啥感情。我们住的都是红卫兵接待站。也许人太多啦，什么也没看，就看了毛主席跟江青三口人的合照。回来的时候，思想反复就更大啦。我说这是什么革命啊，人民太穷啦就是啊，真穷啊。就我刚才说拿药材换像章的那村人，好几家的始娘穿的那裤子，补都补不上来呀，把中国人弄成嘛样啦。我心里非常压抑呀。延安不是革命熔炉吗？
共产党发迹的地方啊，它怎么还是这样啊？
十一月份，大家都串联回来了。大家也都有了经验了。各派组织加强了，跟着争着斗黑帮。这就是六六年冬天，学校的斗争已经跟社会上的斗争联系起来。社会上又因对驻军问题产生两派。我那个组织为了替一个挨打的工人造反组织说了话，莫名其妙成了拥军派啦。对解放军我是有感情的，支持驻军理所当然。当时我们叫“拥军兵团”，七军团二八班。当夜间巡逻的时候哇，每个人都是一个柳条帽。对立面贴解放军大字报，我们干嘛呢，每天夜里出去，多冷的天推着个小车，上面扔一桶糨子，偷偷摸摸地到大街上拿手电照。凡是攻击驻军的大字报，看着没人，马上就糊上，然后再写上“坚决拥护解放军，谁要毁我长城就砸烂谁的狗头！”你说那阵多认真哪。我就觉得怎么反也不能反解放军呀。解放军解放了中国，军队在我心目当中最神圣。我们好多战斗支团哪，都是毛主席的诗词命名的，“反到底战斗团”，“丛中笑战斗团”，“卷巨浪战斗团”，我那战斗团就叫“冷眼向洋战斗团”。毛主席不有一句“冷眼向洋看世界”吗。这时社会上有个“狂人造反团”哪，他们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袖章上“狂人”这两宇呀不是一般写法，写的“人”字就像风刮的那样子。“狂人造反团”善于抬死人上街游行啊。死人都是两派武斗打死的。他们就进攻军事管制委员会啦。我们这个兵团好家伙接到通知行动好快，从桥西跑到桥东啊，只用了二十分钟，从近道跑，然后就整个二十几排学生啊，把军事管制委员会保护住啦。
我先插几句别的。当时我一直是干动态的，负责跟全国各地联系的。所有材料都从我手上过，所有传单都经过我过目，有时还拿大喇叭上街辩论啊。大喇叭放车上边，十好几个喇叭捆在一起，扩大机搁车里。还有一个备用喇叭，随时准备被砸。我们那时训练的广播员哪，现在电台都不可多得。我那个相好的女同学，声音极好，连讲那么四、五个小时也不累。讲话也投稿，拿嘴说出来也特别台乎逻辑呀。我们兵团还培养那么一个人，专背语录的。马、思、列和毛主席语录他都会背。辩论时需要语录，只要说，快，来点，他肯定给你来一条语录，还特别合适。他是学物理的，脑子好。他不光是背，光能背语录那不算嘛——语录那阵我也能背下来，“老三篇”都倒背如流哇，毛主席四卷的第三卷，我还都背得下来啦。那阵没书就看那个是吧——比方对方攻击我们，我需要条语录，说他们搞阴谋。他马上就给写出条来，说当时在第二国际斗争的时候，列宁在驳斥者茨基的时候曾经说过，在政治斗争中最卑鄙无耻的事无异于把自己的话强加在对方的头上。那些犄角旮旯的话他都背得下来，我们就管他叫“马列主义弹药库”。
再说那次保卫军管会，我们挨揍啦。狂派人太多。我从在休战的时候，一人背一个大背包跑到战场中间捡“子弹”。我看我也不是武斗的材料，眼也不行，就专搞动态了。搞动态挺带劲，主要通过潜伏在对立面组织中我们的人，搞消息。这些人大多是收买来的。不用钱收买，当时也没钱呀，靠挑拨。说你是个老造反，现在勤务组都没你。领导班子叫勤务组哇，一把手叫勤务员，这是巴黎公社的叫法。这样就慢慢地拉过来不少人。还打到对方组织里去。派人带假情报过去，参加他们组织，很重要哇。这是我们的地下动态员。对立面组织内部有个四个人组成的“契卡”，经常开展肃反，有时肃出来也真揍哇那家伙。我们也搞肃反。我为什么对武斗腻歪了呢，记得我们逮了一个女的，是化学系的一个姑娘。戴眼镜，身体特别弱。她是单为探听消息来的，被带进学校一小屋里去啦。我们这边一个女将，长得特别魁伟，是邯郸人，狠打她。化学系那女的呀真叫英勇啊，大皮带这么宽，剧就抽下去啦。
这姑娘别提多坚决，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大皮带真狠哪，一溜一溜抽呀，一下子一道红，胳膊上，脸上，打完，这姑娘头发一甩说，我再说一遍，打死我我也是这观点。说老实话我现在认为，那时红卫兵百分之九十以上真是当革命搞的。师大死的一个女同学，她跟我说过，“我觉得我就像保卫巴黎公社的战士似的。”那是一次武斗，两边拿小口径对打，人都往后退，这女同学自己硬顶上去。一个流弹打在头上啦。你说她要有私心杂念能那样干吗？想起“文革”，说老实话吧我不后悔，我可以忏悔，但我不后悔。因为当时我们不是怀着卑鄙的目的参加的。当时正经八板当革命来对待的，你说我们受了那么多罪。那阵第一次参加武斗的时候，黑夜都不敢睡觉，每天鞋都不敢脱呀。外边一声哨，骨碌就起来。没黑夜，没白天，不能退缩，退缩耻辱。也有逍遥的呀，那时逍遥的简直像狗屎堆一样。现在有些人把罪责完全推在红卫兵身上啦，我就觉得特别不公平。一个路线错啦，就像并岗山第五次反围剿，对那些红军战士怎样评价呢，能说他们死的狗屁不如吗？对不对呀？一场战争指挥错啦，战士死了就不算烈士？
到了六月份武斗就更升级啦，动枪啦。那天晚上被布置了，说坏人都武装起来啦，我们不武装起来不行。江青曾说啦，文攻武卫，没有枪不行。就决定到解放军那去抢枪。实际那是解放军让枪的。到军工厂啊，大门敞着，没人管，哪里是抢？纯粹是周渝打黄盖愿打愿挨。武器库也开着。管库的人说你干嘛啊，你干嘛啊，一边说一边往里领，还拿手电给你照着，这边来，这边来，原来全是军队布置好的。抢了枪，也不能打，试打结果连一环也没打上，这枪呢后来没使上。我总觉得整个“文革”的过程，是毛主席领导“文革”，后来他领导不了这个过程。人们开始投身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都是由衷地参加革命，以一种虞诚的水晶般的心，跟着领袖去干，去进行一场反修防修的斗争，可是随着“一月革命”
风暴，“文化大革命”日益深入的时候，这场革命就不纯洁了就是。已经明白了革命就是这么回事，于是开始有些人有意识地能动地利用这个革命，所以这就决定了这场革命越来越肮脏。这是因为夺权以后涉及到个人利益。党内派系斗争日益明朗化了。有些政治扒手、政治掮客，就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东西塞进这场革命，所以决定这革命就不好办了。如果说“文革”初期的时候还可以说是一场圣战，那么后来完全是一场权力战了。一场权力的再分配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我们学校是全省最早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不久省市革命委员会也成立了。成立革命委员会，都是我起草致敬电。当时叫“三结合”，一个工人，一个解放军，一个红卫兵。革委会是权力再分配，开始争权夺利了。红卫兵的命运越来越不如。红卫兵是第一梯队，解放军是第二梯队，工人第三梯队，所以越到后来红卫兵越不值钱。到工人宣传队进校时，红卫兵简直就是臭下三烂了。解放军进校还好，表态支持我们，那是我们的大恩人，所以对他们顶礼膜拜。但是后来使我们非常懊悔，这就是一九六八年初。那阵儿不许提“业务”两个字，我们觉得“文化大革命”已经差不离了，该念书啦，要求复课闹革命。解放军对我们讲是啊，复什么课啊，只能复毛泽东思想之课，复马列主义大批判之课；业务课的词都不应该用。业务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后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对业务问题讲的非常左。当时我也仗着自个儿老造反，纠合了两个老造反派，加我一共三个人，写了篇大字报，直接贴报社门口去啦，大题目就叫，《三月二日社论有问题》。我那旁边不是有一个马列主义弹药库吗？由他提供语录。一天之内就出现了无数大字报围攻我的大字报。又来了好几汽车人堵在学校门口，要和我辩论啊。驻军专门约我谈，说造反派要立新功，老造反就犯错误，现在正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毛主席那套话又上来了。校革委会就把我抛出来啦，意思说你跟人辩论去吧！亏得这时候我们还有几个确实从白色恐怖杀出来的，保护着我。我从那以后就退出一切组织，跟学校的关系特别拧。参加一个创作组写话剧，题目叫《春到长城》，大意就是定资派厂长怎么迫害工人，后来“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他，工厂就行啦。那时的小说、戏剧都这么个意思。
学校里肃静不下来，又抓起“三反分子”。尤其是反毛主席的。一个同学没事的时候在窗台上写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下边“毛泽东思想”没写，有人招呼他，他走了。后来，不知谁擦了没擦干净。过两天不知谁又在后面与了“当代最大的修正主义”，结果话就连上了。有个女同学见了大惊小怪地叫：唉呀，你们看，这是反标！那时候人人战战兢兢呀，已经动用专政机关啦。结果当天下午就把我们那个同学揪出来啦，反革命啊！我跟他在一屋睡了两年多，怎么反革命哪？全系一个一个开着批判会，那驻军呢在上面喊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已经深入到我们班里来，搞阶级斗争就是要六亲不认，马列主义的实质就不能有任何私情。他胡解释。我接受不了，可是不敢言声呀，言声要揪出去怎么办？结果好多同学起来说：我揭发！我揭发！我纳闷儿你们都揭发什么呀就是。啊，六八年那阵，我觉得是开始革我们红卫兵的命了。结果那同学判刑十年，到处游斗啊，这是一个同学。还有一个同学也揪出来了，为嘛呢？他写大字报，写完涮笔水啊那么一甩，甩在毛主席像脸上一溜儿，吓坏啦。他赶紧叠巴叠巴，也不敢烧，压在自个褥子底下了。过些日子他给忘了。
后来学校闹臭虫，挨屋打药时发现，当场就揪出来了。驻军真狠呀，往公安局一送，马上进监狱，马上就判，快极了，也是十年。那真的太厉害了就是。比白色恐怖还厉害！对这“文化大革命”，由于这么没有良心的胡批乱斗，出自于个人私心的胡打乱凿，再加上白色恐怖，我真腻了。腻了这里边可能含着有更高的觉悟吧！再说岁数也大了，面临毕业了，差不多大家都有一种厌战的情绪。那个和我要好的女同学忽然和我吹了。大概怕我这人容易出事。忽然一个烈士子女，五大三粗的，找到我，说，我挺崇拜你。那时女子说话都跟男的一样。好像女的要有女子样儿就修了。说话都是“你奶奶的”，才有劲呐。袖子卷起来非得卷到胳膊肘以上，这是那时候的审美观点啊。那阵儿想起来也是够飒爽英姿的。看来我这件事也染上了“文革”色彩。我们非常密切的时候，已经到了“文革”后期，岁数也是二十四五了。人们没事干，这种事就很自然地发生起来了。可是临毕业的时候，我跟她又活活地让工宣队给拆散了。
到了一九六九年，工宣队进校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了。工人阶级再一伸进脚来真坏事呀。说老实话呀，驻军凶还讲点政策；那工人宣传队进校实在是毛主席最失策的地方了。工宣队什么东西呢，天不怕，地不怕，觉得自己是老大。这时红卫兵已经是老三位了，到后来就是老九了。我记得工宣队一进校就说，我们工人阶级是占领学校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