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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一开始就不相信他是心口如一的吗？”她问。
“我不相信，”谢尔皮林没有站停下来，他边走边说，井且摇了摇头。
“我那时是相信的。”
“我可不相信。确实有那样的人，他们真的认为克敌制胜，易如反掌！这些人是可以原谅的。如果他们还活着……可是谁也不能相信象他这样聪明博学的人会有这样的看法。”
他带着忧郁的神情在她那间他感到狭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她注视着他，几乎想告诉他很久以前她和巴兰诺夫之间一次可怕的谈话，苏芬战争结束后不久的那一次谈话。
然而她忍住了：不，那时候一切都并不那么简单。她和那个现在已经去世的人的夜间的谈话，只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私房话；而谢尔皮林和她的丈夫之间争论的老问题，究竟谁是谁非，早已由战争本身作出了结论。她丈夫好象不怕这场战争，其实是故作姿态而巳，但谢尔皮林……
“谢尔皮林……谢尔皮林又怎样呢……”她的思路突然中断了。她眼睛望着谢尔皮林，心里想到了完全另外一件事；他在四一年受伤以后——这是在他的病史上记载的——走起路来腿有点儿瘸。
她过去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一点，现在当他在她房间里来回踱步的时候，她发现了。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
“怎么？”
“请坐下。您是来喝茶的，那么请喝吧。怕凉了吧……”
谢尔皮林在桌子旁边坐下来下，从茶壶上揭去护耳帽和餐巾，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突然又把杯子推开。
“请原谅，为了明白起见，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您尽管说吧，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她试着说一句笑话。
他板着脸，不去理会她的笑话：“我知道，我说了许多使您难过的话。尽管我对您是非常尊敬的，可我不能收回所说的话。”
“不用收回，”她说。“您的话里很少使人愉快的东西，这是事实。可是我也并不期望听到使人愉快的话。您不要以为您说的一切对我是什么特别的新发现。其中大部分我自己早就料想到了。当然不是一下子就想到的。我向您问起这些事情并不是出于女性的弱点。而是象您所说的，‘为了明白起见’。因此，‘为了明白起见’，我可以告诉您，我老早就过孤苦无依的生活了，就象一株‘独木’似的。您明白吗？您刚才把杯子往旁边一推，好象要对我说：谈过这番话以后，我们就不可能再在一起喝茶了，我却想回答您说：没关系，请喝吧。”
他们默默地喝着茶，感到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感到疲乏。现在，这次谈话已经过去以后，看来似乎它是不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告终的。但实际上它完全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告终，象所有这一天的谈话一样，只消有一个地方彼此不能理解或不愿理解解，就会发展到以后即使双方共同努力也无法挽回的地步。
“您怎么会突然想到我是贵族出身？”谢尔皮林喝完了茶问。
“您身上有一种无法消除的军人气质，仿佛您从小还另外受过这种教育。”
“‘另外’，”谢尔皮林苦笑了一声。
“您笑什么？”
“我想，我在军队里待了近二十年，除此以外，难道还需要什么别的条件使我更象一个军人吗？自从实行军衔制以来，我有时在谈话中发现有些人对我们那些在沙皇时代当过军官的人过于推崇了。我可不同意。他们也不是完全一样的：良 不齐。别人怎样我不知道，我曾经当过医士，各种各样的情况见得多了……不久以前，我听到一个自作聪明的人谈到我以前所属的那个方面军的司令，说他是一个极有修养的人——这一点我不想争论，——但现在是什么呢？是由于他在沙皇军队里就当过准尉！按照那个人的看法，他后来在我们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了业，还在和平时期当过红军的师长和军长，而在这次战争中，当了集团军司令和方面军司令，指挥过斯大林格勒那样的战役——这一切都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有修养的人！而他曾经在沙皇军队里当过准尉，这才是了不起的事！如果这话出于一个年轻尉官之口，倒也罢了，可是这却是出了一个中年人之口！”
“顺便说一句，”她笑了起来。她本来不想告诉他，但突然改变了主意。“从今天起我也是个中年人了，整四十岁。”
他瞠目望着她，以为她在说笑话；她的话让人感到太突然了。
“完全是真的。一星期前两个儿子都给我寄来了祝贺信。他们是提早几天写的，怕不能及时送到，现在的邮递情况大家都是知道的。您别站起来去取白兰地，我知道您有，不过今天不想喝。等下一次另外找个机会再喝吧。”
“感谢您在这样的日子叫我来，”谢尔皮林停了半晌说。“我向您祝贺啦。”
她想，他马上要吻她的手了，然而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吻。
“不应该您感谢我，而是应该我感谢您到这里来，”她说。“除了您以外，今天我谁也不想看到，对谁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当然，我更希望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但这是不可能的，一会儿我就写信告诉他们，我请您来喝茶，吃饼干。”
她打算把关于自己生日的谈话转为轻松的说笑，但结果却相反，谢尔皮林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突然问道：“您准备写信告诉儿子，说我在您这里作客吗？”
她从他睑上的神色看出，他是从和她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的。
“我准备写，”她用和他一样认真的口气回答。“我一贯把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重要事情都写信告诉他们。”
“这对我说来也是重要的，”谢尔皮林说。
“我明白您的意思。”她说。接着，她长时间地沉默不语，仿佛她离开了这个房间，甚至本来就不在这个房间里。
谢尔皮林记起了不久以前进炮兵学校的她的小儿子，就提起今天他和巴久克已经讨论过的实行男女分校制的问题。他问她的看法怎样：从体育训练的角度看，好处大不大。
“从体育训练的角度看，也许是好的，”她说，“但从其他各方面看，我不赞成。”
“为什么？”
“可您赞成吗？”
“我赞成的。”
“那么请您先说：为什么？”
他说，在只有男孩子学习的学校里，更能培养斯巴达式的精神，战争结束以后将会有一代训练有素的军人参加军队。
“您要他们干吗？况且，照您所说，还要训练有素。战争结束以后，您打算重新打仗吗？是为了这个吗？”
“说‘打算’，那是过分了，但应当考虑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天职。”
“好吧，就算我提了一个糊涂的问题，就算您现在已经有责任考虑到这个问题，但这和女孩子有什么关系呢？譬如说，她们在哪一点上妨碍过您呢？”
“从前我读书的时候，可以说，没有女学生。特别是在医士学校里。”
“好，请不要光从字面上理解我的问题。我用另一种方式问您：在您的生活中，有女人在您身边的时候，她们在哪一点上妨碍过您？妨碍您成为一个军人？妨碍您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妨碍您履行自己的职责？还是现在在战争中她们妨碍着您？难道要把她们单独编一支队伍吗？……不，不，”她看到他微微一笑。“我是完全认真的。您有过妻子，她多年来和您一起分担着您所遭受的一切不幸。难道她什么时候妨碍过您成为现在这样的人吗？还是恰恰相反，倒是起了促进作用。”
“难道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她这样直率地提到他的亡妻，使他大为震惊。“我说的是学校，是男孩子和女孩子。”
“那么您希望怎么样？让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跨出校门以后，看到姑娘们就面红耳赤、心慌意乱吗？您认为这样就能增加他们的勇气吗？别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我的两个儿子是在我这个做妈妈的裙子边长大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好的地方，虽然我不懂严格的军事训练，只会对他们说四个字：‘是’、‘非’、‘好’、‘坏’。”
谢尔皮林没有作声，他在默默地思索着。他想到的不是男女分校，不是这个他越来越喜欢的女人的儿子，而是他自己的一生，他自己的儿子；想到他在前线碰到
各样的人的对候，曾经不止一次痛苦地想过：“什么树结什么果”这句俗话有时是多么不符合事实。
“您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争论？”她问。
“我不想争论了。我想到自己在十五岁以前的时候，那时母亲还没有去世，我也象您所说的那样，在她的裙子边绕来绕去。她是个靼鞑人，她脱离家庭，受了洗礼，嫁给了我的父亲。这样，她就和娘家断绝了一切关系，远亲无戚，只有父亲和我两个亲人。我的两个哥哥都夭折了，我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把一切都寄托在我身上。她对我是多么宠爱啊！有时我想，她生前对我的宠爱，已够我受用一辈子了。”
她从他的话里感到一种痛苦，一种深深地埋藏在内心的柔情，他在自己坎坷的一生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抑制着这种感情，但这种感情始终保存在他的心坎里，成为他早就失去的幸福的童年时代的回声。
“她是怎么死的？”
“被牛撞死的。为了奔过来救我。”即使现在已经事隔多年，一回想起这件事情，他的脸还是抽动了一下。“她临终以前受了一昼夜的折磨，用靼鞑话说着呓语，没有人听得懂，只有我一个人懂。我从她那儿学会了几句靼鞑话，至今还记得。”
“您父亲大概很爱她吧？”她问。这大概是一般女人一定要问的问题。
但谢尔皮林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并不回答。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坐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怎么会使你谈了你一生中从未向别人吐露过的这段身世？你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自白呢？在你年已半百的时候，怎么会想到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一生经历？她将怎样看待你的这种经历？她将会有怎样的想法？让她想到你的一生经历，这难道是必要的吗？这和她有什么相干？
他沉默着，一直不开口，内心在进行着斗争。由于这种思想斗争，他脸上流露一种严峻的神情；她一下子就觉察到了。他能严厉地对待自己，现在也正是这样．然而她不了解这一点。她以为，他现在不是在暗暗地责怪自己，而是在责怪她。
“我是顺路搭车，跳上了您的车子的踏板，请您不要见怪。我可以跳下去，……不过我心里不大愿意。”
就在这当儿——不是在她刚才等待着的时刻，而是现在不再等待的时刻——他俯下身去，吻了吻她搁在桌上的双手：吻了一只，又吻第二只。然后，他把身子伸直，向后一仰，靠在椅子上说：
“搭车的不是您，而是我。因此，如果需要把谁谁下踏板的话，恰恰应该把我推下去！”
这话说得非常有力，甚至太有力了，以致再没有其他的话可说。
可以说，这等于承认你是他需要的，而这话是出于这样一个人之口，所以它比一般见人口中常说的“你多么美”、“我多么喜欢你”之类的话更要有力得多。她还很美，这是她知道的；他喜欢她，这曾经多次听他说过，她也是知道的，现在也知道。但他能够以这样强烈的感情对她说，她是他所需要的——这一点是她过去不知道的。尽管她的理性使她一下子想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战争、年纪。儿子等等，尽管她生性喜欢椰榆，这一切都无法阻止她产生一种朴素而又非常幸福的想法：“命运终于使人结合在一起！”虽然命运还没有使他们结合起来，也有可能不使他们结合。
她对他所说的关于“踏板”的话并不回答，只是用目光表示，他们两人谁都不需要跳下去。她开始谈起公事来了。她从疗养院院长那里获悉，今天方面军司令部曾用高频电话跟莫斯科联系，迫不及待地询问谢尔皮林的健康状况。她不想把这件事告诉他，免得引起他内心不必要的波动。但她认为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集团军内科主任日内将到我们这里来会诊，我带您去见他，您要尽量使自己的健康状况和气色给他一个良好比印象，免得以后在医务会议上突然被卡住。我不希望医务会议作出不合乎您期望的决定。即使把您留在这里，反正您的心也不会在这里，而在那边……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留在这里。”
她微微一笑，而他认为，既然已经谈到了他的治疗问题，那么看来该站起来告辞了。
“去吧，您确实也该走了，”她看到他的期待的目光，就这样说。
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两人互诉衷曲以后，现在她已没有别的话可说了，要么说这一句，要么说“您就留在这里吧”。
第四章
当谢尔皮林和巴久克远离前线，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回想到方面军军事委员李沃夫中将的那一天，李沃夫也想起了谢尔皮林，他打了个电话给集团军军事委员扎哈罗夫，要他来见自己。
“什么时候来？”扎哈罗夫问。
“马上！”李沃夫用这样的口气回答，表示这个问题提得不很恰当，“您路上需要多少时间？”
“两个小时。”
“我等您。”
深更半夜，甚至也不问一声“您现在能不能来”，就把人叫去，对这一点你不必感到奇怪。李沃夫有他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他喜欢在夜里工作，至于别人的作息时间是怎样安排的，他们什么时候能够睡觉，他都不管。
扎哈罗夫骂了一声“见鬼”，便穿上军大衣。临走以前，他先去找代理集团军司令职务的参谋长鲍依科。
“我们一起吃晚饭，怎么样？”鲍依科问。
平时他们把一切工作料理完毕，在所有的文件上签了字，拟定了第二天的计划以后，就一起吃晚饭——这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