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第35部分

　　即使到现在，父亲虽然显出了老态，但他年轻时那种粗暴而又威严的作风，依稀犹在。

　　“我们进屋吧。”谢尔皮林挽着父亲的手，低头朝他膘了一眼。父亲的头微微抖动着，头上戴着一顶褪了色的旧的炮兵制帽，上面有一条黑色帽圈，但没有红星。他身上穿着一件沾满油污的士兵棉袄，由于上了年纪，从前曾经是宽阔的肩膀现在变得狭窄了，所以棉袄象一只麻袋似的挂在身上，这使谢尔皮林觉得他好象比从前矮了一些。也许他从前本来就是这样的。

　　“将军同志，”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拦住了谢尔皮林。“现在还有什么命令？”

　　“命令！”谢尔皮林朝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略微转过头来，考虑该怎么办。

　　推迟动身的日期已经来不及了。已经通知了集团军，而且经下令从晚上十时起在集团军后勤部队驻地的边界上打信号灯接

　　应。看样子，恐怕那里不仅仅有信号灯，而且还有鲍依科或者扎哈罗夫来迎接他。

　　“命令照旧。但有一点修改：动身时间稍微推迟一些。”

　　谢尔皮林望了望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心里想：“你毕竟是个出色的小伙子。没让司机一个人把我父亲送来，你出于对他和我的尊敬，牺牲了自己民宝贵的最后一个小时。”

　　他微微一笑，想起了自己的青行年时代，知道这一个小时的含义，于是决定把这一个小时偿还给叶弗斯吉格涅耶夫。

　　“你回去帮安尼雅准备早饭，然后打发吉普车来接我们。”

　　“她早饭已经准备好啦。”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老实报告说。

　　“执行命令，”谢尔皮林说完后，挽着父亲的手往屋里走去。

　　“其实，我们干脆还是和他一块儿去吧？”父亲问。

　　但谢尔皮林知道，巴兰诺娃马上就要到他这儿来了，父亲终归会看见她的，因此直率地对父亲说：

　　“还有人来和我告别哩。等我告了别，车子开了回来，我们再走。”

　　他们进屋之后，父亲先不忙着坐下，而是仔细观察房间。谢尔皮林发觉了这一点，于是也开始象父亲那样重新打量起自己的房间来了。

　　房间很宽敞，住一个人显得太大了。陈设的家具都很漂亮，椅子、沙发都套着白色帆布罩。

　　谢尔皮林以为，父亲这样仔细观察房间之后，一定会说些什么。但是父亲什么也没有说，也不想说。他把炮兵制帽挂在门边的镀镍挂钩上，然后在桌边坐了下来。

　　“把棉袄脱了吧？”

　　“不用，暖和一些骨头不会痛。在火车里着凉了：一会儿这扇窗开了，一会儿那扇窗开了。我得当心身体！”

　　“你为什么不乘吉普车来呢？我是特地派车子来接你的。”

　　“为什么派人来接我呀！你应该亲自来一趟，我们欢迎你来．你晚上派车子来，一早就要动身，我这么一把年纪受不了。”

　　“我是想来，但是医生不会放我来的。”

　　“你是医生不让来，我是潘卡不让走，”父亲说。他这是胆大妄为，背着彼拉盖娜·斯杰潘诺芙娜这样叫她。和他这句话的意思相反。他叫她的小名，是想用以表明他并不怎么怕她，“在临动身的时候，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还有，你的司机正好当着她的面在屋子前让车子陷在烂泥里，差一点翻了车。她看了就为我担心，要我坐火车走，还有……”

　　父亲还想讲些什么，说明他为什么不马上来。但他改变了主意，没说出口。“多谢你弄到了通行证。莫斯科我们很久没来了，还是在三○年来过一次。”他讲的是自己，但却用了“我们”。“通行证不能搞两张吗？”

　　“这个我没有想到，”谢尔皮林说。

　　实际上他是想到的，但他不希望父亲带了后母一起来。

　　“这么说，你知道我身体还不错，不用老太婆照顾，一个人也来得了，”父亲带着自负的口气说。“潘卡说我成了个干瘪老头儿了，可我还挺结实呐！她倒是老了，已经不如从前啦，这儿痛那儿　的，”他说话的口气使人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在怜惜她呢，还是在为自己感到高兴，因为尽管她比他年轻，但体弱多病的首先是她，而不是他。

　　谢尔皮林看着父亲，心里想，父亲在这八年中间（其中三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并不象他所意料的那样老多少。父亲的脸色给人一种结实和健康的感觉，两顿的皮肉并不松弛，还带着老人特有的古铜色的红晕，只是眼圈四周布满皱纹，但两只眼睛仍和从前一样，是细小的、浅蓝色的、敏锐的，不减当年的神采。

　　父亲的嗓子也象从前一样，是他熟悉的高亢的男高音，不象一般老年人那样带点儿嘶哑。

　　“你还唱歌吗？”谢尔皮林问。他记得父亲在青年时代以及在进入中年之后，酒后常常用他那粗犷、激越的男高音唱各种各样的歌曲——有古老的村歌，有赞美诗，还有俏皮的士兵歌曲。他常常突然从这一首歌转到另一首歌，以此为莫大的乐趣。

　　“现在还唱歌呢，”父亲说。

　　谢尔皮林暗暗责怪自己，心里想：“真是！怎么会想到问这个！”

　　但是，父亲的话却另有涵义。

　　“现在，别说酒精，就连变性酒精药房里也很难弄到。给病人看一整天病，只给你这么一小瓶！”

　　他用两只手指比划着瓶子的大小。

　　“无论你多么需要，也没有留给自己的份儿了——干事得凭良心哪。伏特加又喝不起。想自己酿点酒吧，又用啥米酿？一张干嗓子还唱什么歌！”

　　可是，他出其不意地用高亢有力的嗓子准确无误地唱了起来：

　　祈求万能主，拯救尔黎民，

　　万物皆主造，愿主赐怜悯。

　　克敌得胜利，全仗主指引……

　　他刚开了个头，马上就中断了：“等你们赢得了胜利，我就唱给你们听，在哪儿唱都行——在教堂唱诗班里或者大会上唱都行！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赢得胜利哪？”父亲忽然压低声音问，好象在打听什么秘密，而且谢尔皮林似乎也应该秘密地回答他。

　　“敌人精疲力竭日，是我高奏凯歌时，”谢尔皮林用从小记得的赞美诗里的一句话来回答。

　　“最好能在明年开春之前，”父亲说。“否则，又只能靠母牛和娘儿们来耕地啦。”

　　谢尔皮林想起父亲说过干嗓子唱不出歌的话，于是打开箱子，把那瓶喝过的白兰地取了出来。

　　“我们是不是喝点酒？”

　　“有下酒的菜吗？”父亲问。

　　“没有。到那边去才有。”

　　“那就到那边去喝吧．”

　　谢尔皮林把酒瓶放回箱子里，又在桌边坐下。

　　“我们家里的生活情况，你问过副官了吗？”父亲问。

　　“他把看到的和听到的都给我讲了。”

　　“他能听到多少啊！他吃了一顿饭就去睡了，第二天又吃了一顿饭就走啦。你该象我一样，也去听听，咱们家里那些娘儿们哭得可厉害哪……”

　　于是父亲开始讲述，三个女婿的阵亡通知书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如何一张接一张地送到他们家里来的。

　　第一次接到的并不是阵亡通知书，而是小女儿写来的一封信。她嫁给一个铁路职工，从三九年起就跟他一起住在利沃夫。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她丈夫在把火车从车库里开出来的时候被打死了。她带了几个孩子逃难，在路上从塔尔诺波耳给家里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可是，看样子她没能逃出来，因为从此以后一直就没有再来过信。

　　“塔尔诺波耳在三月份就已经解放了。”

　　“我在报上看到过，”父亲说，“可是信还是没有。也许是给赶到德国去了。报上说赶去了一大批人呢！”

　　他又继续讲下去，语调平静，脸上毫无表情，仿佛他对这一切早已习惯，连想也懒得想了。

　　嫁给合作社职员的大女儿接到了一份通知书，说她那个做准尉的丈夫失踪了。通知书是战地邮局寄来的，从什么地方寄来的，却没有写明。

　　“是在俄罗斯的某一个地方，可是俄罗斯大得很哪，”父亲忽然悲痛难忍地说。“通知书正好是在基督受难周的星期六收到的，咱们就流着眼泪，天天盼着，也许，他还能找回来。我们那条街上，是有过这样一个人的。”

　　嫁给小学校长的第二个女儿，是在去年九月里收到阵亡通知书的。通知书里写得很详细：一级政治指导员是在什么地方阵亡、如何牺牲的，他的墓碑又在哪里。他就被安葬在离科马里契车站十公里的尤里耶夫卡村。

　　谢尔皮林听到这里就想，如果是在科马里契车站南面十公里，那正是他的集团军原先的防区。那么，他的妹夫过去也可能就在他的集团军里服役。但是，现在去问尤里耶夫卡村究竟是在科马里契车站南面还是北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现在提这个问题还有什么用处呢？

　　他没有问这件事，而是问妹妹是否到墓地去看过。

　　“看来你对我们的生活情况很不了解，”父亲说。“现在怎么能去呢！”

　　谢尔皮林没作声。不，对于生活情况，他了解得并不差。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扫墓的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的儿子葬在什么地方，而且那里还画了一张地形图给他寄来，这张图放在他的文件夹里已经一年多了。可是他没有到墓地去看过，因为分不开身。但是，妇女们有时会做出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他就这样问了一句。

　　“小女儿音信全无，大女儿天天在我们身边唉声叹气，二女儿住在离我们家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国营农场里，但也经常来哭哭啼啼……”父亲挥了一下手，继续说：“彼拉盖娅为三个女儿大哭大叫。幸好，她空闲的时间并不多。年轻的时候，她上教堂去只是为了讨几只红蛋，和娘今们闲聊一阵。现在她可成了一个虔诚的教徒啦。”

　　父亲始终没有谈到自己和自己的痛苦。他用忧郁的语调来嘲笑女人的眼泪，却把自己的痛苦隐藏了起来。在他这种嘲笑别人而忘却自己痛苦的态度中，包含着一种骄傲和力量。尽管父子俩过去彼此疏远，但在此时此刻这种骄傲和力量却突然使谢尔皮林的心跟父亲贴近了。

　　不管过去他和父亲的关系怎么样，但现在对他来说，父亲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在整个俄罗斯，人们吃尽千辛万苦，过去和现在都终日操劳，耐心地期待着自己的儿子们，一心指望他们早晚结束这一场该死的战争，取得彻底的胜利。

　　“你自己怎么样？”谢尔皮林问。“阿纳托利对我说，你在战争爆发之后又开始工作了。”

　　“不是在战争爆发之后马上就工作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考虑：已经七十五岁了，年纪不饶人哪。可是到了冬人，男人人得一个也不剩了，我才打定主意去给人家治病……”

　　“工作很辛苦吧？

　　“嘿，难道整天躺在炕上唉声叹气就会轻松些吗？至于工作嘛——人们空着肚子，病自然也会少一些。只有外伤或皮肤病……别的病很少。生疖子的倒不少，都是身体虚弱引起的，”他回忆说。

　　“如果生这种病，那只有黄油和面包才能治好，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治呢？即使是兽医给饿坏的母牛看病，他手里也得有草料，否则怎么能把它治好呢？我虽然老了，但工作还能对付过去。我还能治病。疖子啦，脓疮啦，都能给开刀，手不会发抖。如果需要的话，我还能拔牙……你要拔吗？”

　　谢尔皮林笑了笑。父亲在他笑的时候看见他的门牙上装着钢制的齿桥，就问：“在哪儿装的？”

　　“是在我过去待过的地方装的。”

　　“现在这种齿桥即使到梁赞去也未必能装得到！牙医师说，他们没有这种材料，一点也没有……”

　　“几个外孙长得好吗？”

　　“大的一个不常见，和他娘一起在国营农场做工。快入伍了，已经十七岁啦。几个小的和我们住在一块儿……去年土豆收成很好，除留种外，还有两麻袋。还有一只母山羊，挤的奶足够冲茶吃。我不骗你，我们的生活比许多人家都好。而且，今年学校里也在尽力而为，不管是什么汤吧，但总能给孩子们每人喝上一盆。苏维埃政府对下一代总要比对行将就木的人关心。”

　　谢尔皮林一时没有听懂，但后来领会了：“他大概是抱怨退休金少。”

　　于是他问：“你的退休金有多少？”

　　父亲冷笑一声说：“如果算现金，数目挺大，维持生活足够了。可是照目前的市场价格来算，那就只能买两只多一点面包。等战争结束以后，你的退休金大概总会比我的多。”

　　“我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先得活到那一天。”

　　“战争快结束了，你会活到那一天的，”父亲说。“你们将军现在可真多啊！报上登的任何一个通报都会提到十来个将军。这些将军协助另一些将军……谁能想到你也会当上将军呢。军衔以前被认为是沙皇时代的遗物。你也不是一下子就取得军衔的……中间有过波折。”

　　“对，是有过波折，”谢尔皮林说。

　　“去年我从报上看到你当上了将军，还得到了勋章之后，一连两个星期，我把这份报纸给每个到我家来的左邻右舍看。我还带了报纸去过区执行委员会。没费任何口舌他们就批给我修屋顶用的铅皮。为什么突然把你抓了起来又突然把你放了出来？”父亲问。

　　谢尔皮林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中，使他感到奇怪的并不是为什么要把他抓起来，而是为什么要把他放出来。所以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那地方很远吗？”父亲问。

　　“差点儿能看到美洲。”

　　“真是一件花钱的事儿，”父亲说：“光旅费国家得花多少钱。而且还得送回来……”

　　令人不解的是，他真的想到国家白花了钱呢，还是他惯于说挖苦话。

　　“你已经当上将军了，你告诉我，”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亲眼见过斯大林同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