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使谢尔皮林大为震惊。是的，他当然知道，甚至还清楚地记得，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有过一个红十字会。通过红十字会可以了解俘虏的情况，甚至还可以给被俘军官寄送包裹。但是，在他的脑海里，这一切和眼下这场战争怎么也联系不起来：“什么红十字会？这一次是和法西斯打仗，它还能有什么用？还谈得上什么协定、公约？”
简直不能想象，在我们和法西斯之间，红十字会协定还会起作用，还可以通过红十字会去打听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的丈夫目前在法西斯俘虏营里的情况——他死了，还是活着？生活情况怎么样？
这个想法，和在这三年战争中发生的一切，是多么地不协调，以致使人感到十分荒谬。
“可是彼什科娃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人，”皮金的妻子重复了一句。“您认识她吗？”
“不认识。”
“她本人对我非常关心。她的秘书对我也很照顾。他们红十字会里的人待人都很亲切……当然，我是带了我弟弟的介绍信去见他们的，”她补充说。
“原来如此！”谢尔皮林想，“上帝的安排真是奥妙莫测！她的丈夫是一个共产党员，陷身在法西斯俘虏营里，可她却拿着弟弟的介绍信去向红十字会乞助。她弟弟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在索洛夫基流放了十年，而现在当上了不知是主教，还是总主教。红十字会接待她特别亲切，就是因为她带着弟弟的介绍信。”
谢尔皮林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形成的对教会的恶感，非常自然地使他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刻都不怀疑自己的正确观点。但是，奇怪的是，随着这个善良的胖女人的来访，生活突然又向他展示了另外一个侧面。一个他很不理解、然而却是现实存在的世界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世界属于另一些人们，属于对未来怀着与他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理想，而且对过去大概也抱着另一种观点的人们。
他沉默不语，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控制住了。而皮金的妻子却把他的沉默看作是谈话的结束，认为自己该走了。
“您大概该去了。”她站起身来。
他也站了起来，看了看手表。
“我们慢慢地顺着林荫道走到大门口，时间刚好。我们可以相信，下一次我们再见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已经能够和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欢聚一堂了。”
“只希望他的糖尿病别恶化！战前他曾经发过一次病，需要打针治疗……在那边怕是办不到了……”
“在那边还想打针！”谢尔皮林心里想，但没有说出来。
“您明天就要回前线？”当他们走到花园里的时候，她问。
他点了点头。
“假如您信教，我就要给您佩戴一个护身香囊。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上前线的时候，我要给他戴上，可他不要，”她说得很伤心，仿佛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后来才出了事。
谢尔皮林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始终不说，多少受过点教育的人怎么会相信上帝。他知道有这种人，但总是不能想象，怎么会有这种事。惰。可是和他并肩走着的这个女人和他恰恰相反，她不能想象的是，一个人怎么能不信上帝。
“她，跟我和别人一样，也是俄罗斯人，”他忽然这样想。这时他记起了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埋葬的一个大尉的事情，这个从预备队补充进来的四十五岁的大尉在自己的炮兵阵地上英勇地牺牲于坦克之下。他被埋葬之后，有人来报告说，死者的所有证件连同一个贴身挂的十字架都交到人事处去了。他脖子上挂着这个十字架，不知是他从前隐瞒了信神的事呢，还是他在战争中信了神。可是哪有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当时，谢尔皮林在得知从死者身上摘下了十字架之后，甚至对来报告的人发火了：“他死的时候身上有什么东西，葬的时候也该让他带着！”
他非常生气，仿佛人家对死者做了什么不公正的事儿。也许，这确实是一件不公正的事吧？
“如果不是秘密的话，请告诉我：您从哪儿得知我在这里？”
“我们那儿有一个教友说起了您的事儿。”
“大概是这儿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里的哪一个卫生员或护士。”谢尔皮林心里想，但是没有问。
“剩下的教堂很少，”皮金娜继续说。“有多少人希望不单把阵亡战士写进死者名册，而且要为他举行单独的祭祷仪式，他们就象排队买东西一样一天天等待着。看到这种景象，真使人伤心得掉泪！”
“可不是嘛。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祭祷。”谢尔皮林说。
她和他在林荫道上走着，继续对他说，有多少人开始祈祷上帝，现在连从前线回来的军人有时也上教堂了，虽然这种情况还不多。她讲着这一切，似乎认为谢尔皮林对信教的人数增加这件事必定会寄予同情。
谢尔皮林完全不为她的感情所动。这个善良而糊涂的女人所说的话虽然幼稚无知，但却有着一种信仰的力量。她跟他讲这番话，似乎他到前线去不是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是为了保卫她的东正教教会。而且他觉得，对她来说，这两者之间并无区别，几乎就是一回事。
他们快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她抬起头来望着谢尔皮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我的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在三十五岁以前是信教的，只是因为在红军里服役，所以不上教堂。到后来，他在财经夜校学习当会计，就不信教了。但是我们俩并没有因此而各走各的路……他现在在那边的情况怎么样？这使我日夜不安。”
谢尔皮林望着她那变得苍老和可怜的睑孔，确定无疑地想：“她不只为此而日夜不安，而且还在天天做祷告，希望丈夫重新信仰上帝，靠神的力量在法西斯的地狱中得到拯救。就让她去祷告吧。何况，这样做的人同时还在捐献坦克。祷告未必有用，但武器却能救人。”
他想起了自己的一件心事；最好在发动进攻的时候能有一个机械化军。接着，他俯下身子，吻了吻这个善良女人的胖手。
“我和您一样相信，他会回来的。”
吻过后，他抬起头来，看见大门口停着一辆汽车，旁边站着巴兰诺娃。
“不要拿到配药间去，直接送手术室，交给外科护士长，”她对汽车里的一个人说。
后来，她看到了谢尔皮林，就走了过来。她的身材高高的，穿着一套合身的军便服，脚登一双合脚的铬鞣革高跟皮靴。
“我到莫斯科领麻醉药去了，要不是自己去，又可能落空。”
谢尔皮林给她们介绍了一下。巴兰诺娃简短地对皮金娜说，她从费多尔·费多罗维奇那里常听到对她丈夫的夸奖，接着行了个军礼，便朝诊疗大楼走去。
她走了二十来步，回过头来对谢尔皮林大声说：“医务会议别迟到了！”
她走远了。谢尔皮林送皮金娜到她乘来的“爱姆卡”汽车跟前，汽车正停在这儿等她。
“爱姆卡”汽车的驾驶盘后面坐着一个阔脸膛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胶布雨衣，戴一顶帆布制帽。
“大概，也是个教徒，”谢尔皮林淡淡一笑，给皮金娜打开了车门。“也许，她弟弟有自备的‘爱姆卡’汽车，眼下谁知道他们呢。”
汽车开动了，皮金娜还在车窗里向他挥手。然后，他回转身来就走——开会迟到的确不好。
巴兰诺娃站在前厅的衣架旁边。她正对着镜子整理头发。
在这段时间里，她本可以走到二楼了。看来，她是在这儿等他，想跟他说些什么。
她见他走进来之后，就从镜子前转过身来，很快地迎上去，走到他面前，拉住他的手，根本不往意站在衣帽间柜台后面看着他们的卫生员。
她拉着谢尔皮林的手，跟他站得那么近，几乎紧挨着他。他从上往下看，就看到她的一双朝上望着他的眼睛、微微泛起红晕的两腮、她的嘴唇和下巴。
“我非常希望，”她用清脆的嗓子对他说，他觉得她说得太响了，以致整个前厅都听得见。“希望他们让你出院，并且准许你明天就动身，希望你能如愿以偿。我非常希望能够这样……”
她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仿佛还想以此表示，这是她的由衷之言。
“你走吧，我随后就来……”
第十三章
巴兰诺娃对整天穿军装感到腻烦了，不想马上穿它。她穿着线衫、线裤，赤脚穿一双软底便鞋，。在房间里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来回走着。每天早上，她总是穿着这身衣服在自己房间里做早操。
现在是早上七点钟。谢尔皮林刚从她这儿离开，他去收拾行装了，因为八点半他就要上前线，而她则要更早一些，在八点之前，到诊疗大楼去开碰头会。
谢尔皮林临走的时候，她拥抱他，跟他告别，然后看了看他身上穿的蓝色滑雪衣，大声笑着说：“我和你象是两个‘老运动员’！现在看着你这身打扮，我甚至想起了从前参加区女子篮球选拔赛的情景。”
不出所料，谢尔皮林回答说，他是真的老了，而她还年轻。
尽管他很有头脑，但总是摆脱不掉这个关于年老问题的愚蠢想法。他仍然不能相信，她和他在一起真的会感到幸福，年轻人和年轻人在一起，或者中年人和中年人在一起所感觉到的那种幸福——一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但主要的是幸福。
“假如我和你在一起不感到幸福，我需要你干什么呢？你自己想想吧，”她在今天清晨对他这么说。
她说的是实话。虽然她在自己的一生中始终认为，这不是主要的东西，但是缺少这一点，主要的东西也就不存在了。
“什么是主要的，什么不是主要的，你倒去分分看，”她既轻松又幸福地想。同时，由于她意识到自己在他的眼里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心里感到很高兴，仿佛在两个星期或一个月之前她还不知道自己的相貌如何。其实，即使在一个月之前她也很清楚，但是直到现在，她才感到高兴。
“如果我们俩不是互相倾心的话，”她在今天早晨对他说，“你会把自己经历的一切都向我倾诉吗？我自己也是这样，总是急于想把所有的事情一下子都告诉你，现在再也想不出什么来啦！我尽力回忆，但是怎么也想不出还有什么事可以告诉你了。”
幸福使她变得爱笑起来，她想开玩笑，甚至想逗他，这几天来她有好几次发觉他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
她总是脑子里一想到什么，马上就和盘托出，可是他呢，往往是事先考虑好了自己对某件事抱肯定还是否定态度，然后把事情讲出来。这就是说，他们两人在思考问题和讲话方面的习惯各不相同，彼此还得熟悉和适应。
只是在这一方面，只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才是属于不同类型、有着不同习惯的人，需要彼此熟悉和适应……
他要她嫁给他。她回答说，他过几天就要上前线，而且要在那儿待到战争结束，而她也将上前线，但是是到另一个地方去，既然如此，到民事登记处去办手续，无论对他或者对她来说，都没有必要。他不是一个新兵，她也不是一位小姐，非要在上战场之前办好结婚手续，以防万一。如果他俩在前线能够住在一起，那是另一回事。在前线，不管是怎样的家庭生活，总会被捞不到这种机会的人看作是不公平的事情。但是，如果领导同志在前线带着合法的妻子，人们的意见总会少些。
当时，他一声不响，什么也没回答她。
但在第二天晚上，他回答了。他说，他考虑了她的活，但不能同意她的意见。她应当明自，他是多么希望和她生活在一起，但他从不认为自己可以这样做。相反，他认为，这在部队里是根本不能允许的。如果能让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短期探亲假，这对军务的影响倒要小一些。
“理论上是这样，”她说。“但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表示同意。
“你既然了解我，难道你就不相信，我在前线和你在一起生活，对你的工作不会有妨碍吗？”
“可我不是讲你。我是讲我自己。”
“这话怎么讲？”
他开始解释说：他要负责一个集团军，他的每一个错误或每一次疏忽，都会影响到人们的安危和事业的成败。可是他和任何人一样，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他必须把这有限的精力用到战事上去，不能在前线考虑其他事情，包括她的安全问题在内……
“我的安全问题我自己会考虑的。不过，那也好，就这样吧！我不跟你去！”她打断他的话，用平静而忧伤的声调说。
他抬起头来望着她，仿佛她向他宣布了判决书似的。
“你干吗望着我？”由于他不理解她的意思，她生气了。“是我对你讲了什么不中听的话吗？我不跟你到前线去，不跟你住在一块儿。等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再一块儿住。现在，我到前线另一个集团军去，不去你那个集团军，我会给你写信的。有时会写得很长，你回信可以简短些，但是每次都要回信。”
他吻了吻她的手，问：“不过你为什么总不愿意……”
“因为现在就到民事登记处去办手续未免太愚蠢了。好象我们彼此不相信似的。我们又不住在一起，这对我们有什么必要呢？”
说也奇怪，从他第一次留在她房间里，或者说，从她第一次把他留在自己房间里起，总共只过了四个白天和四个夜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归根到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已经成为事实，他们两个都有这样的愿望，而且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在这四个夜晚中，他们在一起过了三夜，有一夜她在疗养院值班。第二天早晨他们见面的时候，就好象久别重逢一样。
是啊，离别是非常难受的，即使信写得很长，也终归是难受的。
在这几个白天和夜晚，不论是躺在被窝里，还是面对面坐在桌子旁，或者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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