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毕业回厂以前，企业产品也多次参加广交会，但由于缺乏熟悉西方商业贸易的人才，不懂外语也不了解外商心理，从来没有拿回过一分钱的收获。今年四月，李保存杀向广州，一下子谈成了两个项目。对此，企业领导大加褒扬。
然而，在与外商谈判中，谙熟谈判业务的李保存却不过是个“中介”，握有权力的西安船舶分公司的中方谈判人不仅英语很差，而且对谈判的基本常识也知之甚少。为此，李保存心力交瘁，在如兵家交战的贸易桌上，他既要权衡本厂利益在外贸中的得失，还得将此化为有权力的中方代表听得懂的意思，谦虚谨慎地告诉他，再通过他的嘴把自己的意向说出来，并翻译给外商。同时，李保存还得把外商的意向翻译过来。如此往复无穷，形同苦役。
尽管如此，意向书还是签定了。李保存还是高兴的。到七月，他接到了有签约权的西安船舶分公司的来函，告知广交会上与巴基斯坦商人谈成的2。5万只洗涤定时器的合同书已寄到了中国，并有一附件。
李保存读信后，立刻明白了。他必须再次赶赴西安，继续充当翻译。
他知道，这是在浪费自己的精力。但他还知道，这并不怪厂长，因为，即使他本人就是厂长，也会这样被驱使、被浪费，因为厂长也没有外向合同的签约权。
另一位MBA毕业生连李保存这种可供驱使的幸福都没有。毕业10个月，他无所事事，只被人当了一次评职称的砝码。
回国后，他被塞进那个人浮于事的科室中当科员。大家都不干事，人们不屑于同这个喝“洋墨水”的MBA人物竞争。有时，人们也问一句：“喂，你学的那玩意是干嘛的？怎么没见你露一手？”
他只有一个竞争对手，在评职称的时候。
他的对手是那个白头发的科长。他知道自己竞争不过科长，因为他没长出白头发。
“看他们敢不评我高级职称？”科长在造舆论。
“我的能力还不够强吗？全厂唯一的研究生都在我的领导下！”
白头发于是胜利了。
MBA学位终于被派上了用场。
竞争，竞争，这是中国改革者多么偏爱的字眼。但只有竞争的观念，没有竞争的机制，人才永不会在最适点上生存。
命运之七：传统之树现代果
在38名MBA毕业生中，有两位据说是命运最好的人，一个叫陈学忠，已经当上副厂长；一个叫余长斌，毕业后干了几个月的车间工长，九月初被任命为分厂调度股负责人。
可能因为当上了副厂长，陈学忠对记者讲话很谨慎。但谈起MBA学业，仍很兴奋。他说，这种学习，很好，很科学，很开眼界。他推崇美国教学法，不讲书，讲体会，讲方法；美国教授学识渊博，又多在大公司兼职，那案例教学自然深刻而实用。他比喻说，真像吃橄榄，吃时苦涩，回味无穷。
但问及这样有用而伟大的知识他这个厂长用上了多少时，他便谨慎起来。他说，国情不同，观念不同，所有制不同，自然，知识用起来也不同。但他肯定，一定能用上。
余长斌也说不准他的MBA知识什么时候能用上，但也说他的境遇非常好，因为领导非常好，非常开明。采访领导时，领导也说余长斌非常好，非常肯干，举个例子，他虽然学了MBA，但到车间当工长，毫无怨言，“工人身上多少油，他的身上也多少油。”
在38名MBA毕业生中，这两位境遇最好的人最使我们迷惑：无疑，他们的MBA知识也处于浪费中，但他们都活得如鱼得水一般，为什么？
余长斌的一段话提醒了我们。他说，一个合格的企业家，身上蹭的油有多少，并不能表明你管理水平的高低，相反，有时还会标出负值。“咱们中国传统的东西就是强。要讲在现有企业里应用MBA那套管理，咱的企业素质和工人的文化素质、心理状态都还跟不上。但只要改革开放不变，只要领导继续这么开明，我的MBA知识就不会瞎！”
我们终于明白了他所期待的避免人才浪费的出路，那就是——等待。等待中国的传统人都变成现代人。
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向大家介绍各单位领导津津乐道的“重视人才”理论了，这些理论如此博大精深，已成为中国人才环境的传统之树。
这些理论是：（一）种子论。人才好比种子，群众才是土地。人才能不能发挥作用，得看群众是不是满意他。（二）台阶论。是人才也得一步一步地爬台阶，科员，工长，段长，主任，副手，助理，厂长……三五年一个台阶，五十来岁，委以重任，年龄正好。这时，各个台阶上的人对他才都有好印象，他工作起来才如鱼得水。（三）储备论。MBA知识用不上怕什么，先储备起来嘛。知识不怕多，总会用得上。艺不压身嘛！
用不着分析，也用不着说明，这套理论正在中国大地上被最广泛地实践着。它们是如此的正确、如此的合乎规范，以致于无论我们的人才被浪费到何种程度，也不会有人怀疑这种理论的正确！
MBA，这个被移植到中国的现代之果，正被挂在这种无比正确、合乎规范的传统之树上。
大树已经苍老，但还活着。
果实正在腐烂，只留给人们它鲜活时的记忆。
MBA——SOS
11月中旬，我们六名记者在疲于奔命般地采访之后，再次聚会京都。
我们的结论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抨击浪费人才的官僚主义者。然而，政治体制不进行改革，官僚主义不会被彻底埋葬。MBA在中国的命运已提醒我们：中国人才的危机不是什么别的危机，恰恰是以人治为特征的旧政治体制危机的投影。
我们也可以像过去那样，抨击旧观念，呼唤新观念。然而，我们终于醒悟，中国的人才浪费不是观念性浪费，而是结构性浪费，不突破旧的人才结构机制的森严壁垒，任何新的观念都难以发挥作用。MBA在中国的命运提醒我们：全方位、立体化的人才流动市场不诞生，“让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就不会最终形成。
因此，我们决定：不再做这种徒劳的努力，只留下一篇MBA在中国的命运备忘录。备忘录的扉页注上两组字母：MBA——SOS。
联合国的四位中国副秘书长
作者：宗道一
中国第五任驻英国大使冀朝铸在伦敦唐宁街、白金汉宫辞别梅杰首相和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后，于1991年3月14日从伦敦抵达纽约联合国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履新。征尘甫卸，他即往联合国总部拜会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现年六十二岁的冀朝铸是在今年1月底离任前夕被德奎利亚尔宣布任命为负责开发技术合作事务的副秘书长的。接替谢启美的冀朝铸是主管联合国这一部门的第三位中国人。事实上，自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恢复以来，已先后有四位中国人但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这一高级职务。
唐明照：美国名牌加州大学历史系高材生，后来成了加利福尼亚莴苣
种植场主的“东床”，纽约《美洲华侨日报》的创始人。基辛格首次秘密
访华时曾调侃其“千金”：“可以竞选美国总统。”
第一个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中国人是唐明照，具体负责政治事务、非殖民化、托管地工作，自1972年起，直至1979年，前后凡7年。唐明照原名唐锡朝，广东恩平人，1910年生。少年时代，唐明照随家从广东迁居美国旧金山，在那里读完小学和初中。1927年回国，在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九·一八”事变后，唐明照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3年唐中断了在清华大学的学习，赴美国留学，入加州大学历史系研读西方近代史，并任美国共产党加州大学支部书记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1937年唐明照在加州大学毕业，担任了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英文干事，这使他有机会接触美国社会的最底层。1940年，唐与冀贡泉先生等共同创办著名的《美洲华侨日报》，出任第一任社长，后又任该报总编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唐曾在美国政府中任职。唐明照在纽约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张希先——她的美国名字叫“康斯坦斯”。据斯诺前夫人海伦·福斯特介绍，这位加利福尼亚莴苣种植园主的女儿曾是燕京大学“最漂亮的姑娘”。张希先和她的兄弟张炜逊（解放后曾任首都医院院长）、梁思懿（梁启超第二位夫人王桂荃所生）夫妇都是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多次参加示威游行。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避免麦卡锡主义迫害，唐明照挚妇携女秘密返回祖国。唐的出生在纽约布鲁克区的女儿唐闻生那时还是八九岁的小姑娘。现任铁道部外事局局长的唐闻生操一口流利、漂亮的美国英语。迄今为止，她是外交部里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唯一女性。在“文革”开始后的十年间，唐闻生和另一位崭露头角的风云人物王海容女士在中国外交界拥有极高的知名度。这对庶几形影不离的“孪生姐妹”作为高级翻译和外交官，几乎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来访的各国政要、知名人士的历次会见。1971年基辛格假道巴基斯坦来华访问，唐闻生随新近去世的杰出外交家章文晋专程前往伊斯兰堡迎接美国客人。秘密来访的基辛格对生性活泼的唐闻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基辛格因唐出生纽约可依照美国宪法竞选总统，故而常与之逗乐打趣。基氏在其长篇外交回忆录《白宫岁月》里写道：“这个前途对她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她既聪明又活泼，很长一段时间掩盖了她的狂热的意识形态信仰。她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翻译，有好几次她当着我们的面毫不犹豫地与周恩来争论。”（该书第三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自那以后，唐闻生参加了中美间多次重要会谈。她在外交部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粉碎“四人帮”，在经历了8年沉寂之后，唐闻生于1984年出任英文《中国日报》副总编辑，数年前调任现职。
唐明照回到祖国后历任外交部专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处长、副秘书长。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唐明照作为中国代表团副代表赴纽约参加大会，未几即就任副秘书长。1980年后，唐任中联部顾问、南开大学兼职教授。现年八十一岁的唐明照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政协委员。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万元户”。刚去联合国总部任职时，年薪4万多美元，离任前高达近9万。7年任期内，唐明照除了雇佣一华侨司机和自己日常开销外，将积余的26万余美元全部上交国家，表现了一个有着60年党龄的革命家廉洁奉公的高风亮节。
毕季龙：清末民初上海著名通俗小说家的三公子；美国乔治·华盛顿
大学企业管理学院硕士；夫人曾是解放前活跃在东欧外交界的中共地下工
作者；女弟是诗人，翻译家，亦曾有过外交生涯。
和唐明照一样，1979年6月上任的中国第二位联合国副秘书长毕季龙亦是一位在美国生活多年的资深外交家。他执掌拥有六七百名工作人员的联合国技术合作发展部长达6年之久，成绩卓著。
毕季龙初到联合国总部主管技术合作发展部时，该部成立尚不到一年。他是一个艰苦的创业者。经过6年不同寻常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技术合作发展部已是联合国一个向百余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派出大量专家和顾问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大批技术人才、活跃在世界各个角落、受到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欢迎的重要部门了。
6年寒窗，毕季龙风尘仆仆，席不暇暖，奔波于亚、非、拉美各国。他乘工作之便访问了六七十个国家，足迹遍世界，由此得以结识成千上万的各界朋友，这对他开展工作无疑十分有利。除此之外，毕季龙还花了相当大的功夫熟悉了联合国这个“庞然大物”。联合国无疑是个官僚机构，知己知彼，方能胸有成竹，应付自如。为了使自己主管部门的属下克尽职守，严肃认真地工作，毕季龙秉公办事，以理服人，故职员多能心悦诚服。毕季龙在任后期，由于发达国家认捐金额减少，有些援助项目被迫取消，技术合作发展部也不得不裁减冗员。谁去谁留，这是一个非常微妙敏感的问题。但是由于毕平素倡导“静悄悄的工作”，注重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并打通关系，故而能迅速作出妥善安排，基本上做到人人满意。在这样来自“五湖四海”、职员国籍众多的复杂环境下，工作能做到如此水平，其协调平衡能力之高超，诚属一流！这自然得力于毕季龙数十年涉身新中国外交所得的丰富经验。
出生于1914年的毕季龙系江苏仪征人氏，原名毕庆芳。毕季龙出身名门望族，乃祖毕畏三清末由部曹外放浙江候补道，后来又做了民国的官，周旋于军阀之间。毕家与晚清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及开发台湾颇有建树的淮军主将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均属姻亲。毕家初居杭州候朝门，所建屋宇有一集句联：“圣代即今多雨露；故乡无此好湖山”。由此观之，毕老先生已看出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气数已尽，早就做好在西子湖畔当寓公的打算了。毕季龙与其弟毕朔望（当时名庆杭）的童年前期是在杭州度过的。毕季龙的父亲毕振达，号几庵，笔名倚虹、淞鹰、清波、天狼、婆婆生等，以倚虹最为常用而著名。毕倚虹是清末民初上海滩无人不晓的小说家和报人。1911年，他随清外务部员陈思梓赴新加坡领事馆任职（陈为领事，毕为随员）。岂料行至沪上，武昌起义爆发，两人便滞留上海。未几，陈回苏州，毕入中国公学攻法政，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