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70年代达到了高峰。后来石油开采分散化，英国、墨西哥开发了油田，世界工业结构趋向小型化、轻型化、微型化，空运发展迅速，这些因素导致了航运的减少。包玉刚看到了这一点，及时摔船上岸。他的船队最多时两千万吨，现在只剩下七百万吨，大量购置了物业，如九龙仓，又搞航空公司，多种经营。
“不是曾经有人拿‘以航运为中心’反对我们搞多元化、特别是开发蛇口吗？船王包玉刚尚且不肯吊死在航运这一株树上，我们也不那么蠢！要是死抱住航运中心不放，不搞多元化，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市场规律是无情的，多元化就是按市场规律办事的标志。我们搞了多元化，并没有削弱航运业务，恰恰相反，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航运体系。去年是世界航运艰难的一年，也是招商好过的一年。
“这就是商品经济、市场规律的作用。过去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完全正确。再说具体一点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只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能富国。”
我聚精会神，生怕漏掉了一个字。真乃画龙点睛。
从北京看招商
香港七日，匆匆而过，还有许多该访的人未访，该看的企业未看，不过与“香港七日游”的收获大不相同。
国家经委体改局局长王乐梅到香港的考察，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在广州、在蛇口乃至在香港看招商的感觉，我都体验过了，那么她站在北京的高度看招商，尤其是亲自到招商考察过之后，有何观感呢？要写招商，这是不能不了解的。
今年六月初，我借到北京出差的机会，访问了她。她正在北京中医院住院，知道我要写招商，牺牲了一节理疗的时间，在病房接受了我的采访。
“你写招商，我完全支持。太值得写了。”
交谈中知道，她1960年毕业于人民大学，学过法律又学过经济管理，在银行工作过8年，到日本实习过，又到苏联等国考察过。既是领导又是专家，她的意见应该是权威的。我还感到，工人的外表与学者的内涵，在她身上统一得很好。
“招商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围，大集团，符合潮流。1981年我到日本考察过，松下电器、通用汽车、三菱三井，都是跨国财团。发达国家的企业都是多种经营的。这样互为补充，少担风险，服务面广，余地很大。招商是航运、工业、金融、服务、旅游，门类齐全，工业又有重工、轻工、化工。它的发展速度特快。前一百年没大发展，这几年发展了许多倍。这很惊人，国内企业少有，世界也不多见。我到过苏、美、日、德，招商崛起的劲头不比他们差，有极大的生命力。
“最大区别是有自主权。内地因袭传统，管得很死，大小事报请审批。他们只管用人、指标，企业自已经营。利润企业可留70％。上头交通部开明，钱永昌叫不要管。这样下边积极性就高了。仓码公司下边有个贸易公司，只有几个人，却信息灵敏，能量很大。他们来看我，听说国内马口铁缺，就说为什么不进口？可以以货换货，山东大蒜出去，他们买马口铁进来。他们就这样一心想着国家的需要，四化的需要。这在招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没有这种劲头打不进国际市场。
“招商作为窗口，起着巨大的作用。它在香港站住脚，逐步扩大，是国家在港经济成分的骨干力量。应在全国推广他们的经验。大企业都像招商，打进国际市场，我们国家就不像现在这样了。一汽、二汽就没它办得好，不然早出口汽车了。
“1985年我到苏联访问。他们不进口，彩电、收录机都不进口。保护民族工业是对的，但是重工业占75％，轻工业占25％，军事工业为主，现在他们搞不下去了，也要改革了。改革也是世界潮流。”
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王乐梅站在国家经委机关的高度，把招商和国内大企业比，和国外企业比，招商的价值就看得更清楚了。
“您对袁庚的作用怎么看？”
我知道，对袁庚的看法是有分歧的。1984年我在蛇口采访过一位退居二线的领导同志。他主张“要退大家一起退，袁庚也退”。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以老政工干部的严肃性，极其认真地对我说：“蛇口有今天的成就，第一归功于三中全会路线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第二归功于省市委的正确领导；第三归功于全体干部工人的团结奋斗；第四归功于蛇口地区农民渔民群众的积极配合。至于个人的作用嘛，就不必多说了。”滴水不漏，完全正确。但那言外之意，我是听得明白的。
王乐梅直截了当地说：
“帅是主要的。招商没有袁庚不会这样。他有远见，有头脑，谦虚，是个企业家。我们国家多一些这样的企业家就好了。”
“蛇回收入最高的人”
我在蛇口，偶然听说郑奕成了“蛇口收入最高的人”，颇感意外。
郑奕就是我在《热血男儿》中写的那位“年轻的总经理”。当时他24岁，我感到他既有朝气又有傲气，就说他是个“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的人物”，也写下了袁庚对他说过的话：“我们对你，既信任又不信任。信任你，所以叫你当总经理；不信任你，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当好，所以要监督你，考察你。”
后来，郑奕领导的“海上世界”参与了倒卖汽车的活动，发了点不义之财，他因此而下台。下台后，和袁庚有过一次谈话。袁庚在一次支部书记和助理经理会议上是这样说的：
“我们的干部的成长是有个过程的，不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就不能很好地去接受经验和教训，不能很快地成长。我和郑奕同志在一次谈话中，他问我：袁庚同志，你年青的时候犯过错误吗？我说犯过，但起码我还能作点检查，在党的领导下我愿意改正。在‘文革’期间坐牢时，有人让我写材料，揭发我生平的情况，记得我写了一句话：屡错屡改。专案组的人说我要滑头。其实我是向古人学来的。古时有位将军，老是打败仗，皇帝要杀他，他就写表章给皇帝道：‘臣屡败屡战。’皇帝一看，龙颜大悦。如果写屡战屡败就保不住命了。希望大家共同关心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看不起他们，应该更加热情地帮助他们，使这些同志在什么地方摔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来，站起来，有错就改，继续为党工作。”
郑奕说过，干部真正能上能下，是一种改革。轮到他来实践这种改革了。
他从“海上世界”的总经理变成了外国石油公司的小车司机，可以说“一橹到底”了。没想到，给美国人开车，却使他成了“蛇口收入最高的人”。美国人付美金，他车开得好，又会英语，美金当然给得多。人家是不管你什么级别的。
不过，有关方面也说，不能者让他开车，准备派他去香港酒店实习，将来仍叫他管理酒店。
听到这一切，实在为郑奕高兴。一次在工业区办公室遇到他，我说：“听说你成了蛇口收入最高的人？”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别听他们瞎说。”“咱们约个时间谈谈，好吗？”“好。”接着说了他的新住址。
由于各自都忙，约了两次，未能谈成。不过凭着短暂的接触，我感到他身上的傲气已经不易觉察了，更像个普通的青年人了。这值得祝贺。
年轻经理的错误，使袁庚想得很深很远。他在一次培训中心全体师生会议上，再次强调了他曾经强调过的观点。
“现在内地一直在说要给厂长、经理松绑，我说不完全是这么回事，现在经理的权力特别大，我主张要削弱经理的权力。因为，一个企业是谁的？全民的！但权力却是个人的。按理说，有绝对权力就有绝对责任。香港谢利源金铺是个有50多年历史的大企业，一旦宣布破产，老板吃150多片安眠药自杀了。还有个妙丽集团宣布破产后，不仅老板自己，连老婆、孩子、全体家属都不知所终。为什么？因为财产不是全民的，是个人的，因而权力也是个人的，他对公司拥有充分的权力，但他也负有绝对的法律和经济责任，破产了用生命补偿。我们也这样能行吗？不行！我们的经济法规远不健全。有些年轻同志当上经理，简直威风八面，权力相当大，但亏本的时候，他工资照发，责任负得很小很小。所以我说，经济立法很重要，没有这个就搞不好。”
政治透明度
袁庚常常对人说：“基度山伯爵报复仇人的办法还不够厉害，最厉害的办法是给他很大的权力而不监督他，让他自己烂掉。”他用这种给人以强烈印象的语言强调监督的重要。这是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积几十年政治生活的经验而发出的肺腑之言。失去监督的权力腐蚀人的历史教训，多么惊心动魄呵！
因此，他提倡监督，包括对自己的监督；呼吁批评，包括对自己的批评。《蛇口通讯报》收到指名批评他的文章，总编辑向他请示，他叫原文照登，只建议把“袁庚先生”改为“袁庚同志”。他主张宪法范围内的言论自由，多次强调只要不是反对共产党和人身攻击，任何人可以对任何领导干部公开批评，绝不允许打击报复。
有一次，一个干部从香港回来，违反海关规定带了黄色刊物，海关查出，罚款、批评。袁庚很生气，在内部会议上也点了这位干部的名。这事传了开来，有两位同志在一个会议上说：袁庚想整人了，一场政治风暴又要开始了，但是用不了十年八年，又得为人家平反。
应当说，这两位同志对袁庚的批评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但他们是在正式的会议上讲出来的。袁庚看了会议记录，内心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在1985年9月10日蛇口教师节大会上讲话时，公开表扬了这两位同志，说他们“能够鲜明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肝胆照人”，“这里不是评价他们当时的讲话内容是否正确，而是肯定他们这种光明磊落，不畏‘高官权贵’的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品质。”他进而提出，要提倡肝胆相照，提倡政治的透明度，使所有的同志免除发表政治意见的恐惧心理。“罗斯福四十多年前提出，要使人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今天对我们仍然是适用的。”
从此，“政治透明度”成为蛇口人很自豪的一个词。
《蛇口通讯报》是一张四开周报，篇幅虽小，却办得尖锐泼辣，生动活泼，议政、议经、议文，时有高见，批评意见是家常便饭。对袁庚本人的批评议论多次见诸版面。笔者便是这张小报的热心读者之一，认为它比许多板起面孔的大报可亲多了。
领导班子内部自然也有矛盾，也有同志对袁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有人说他是政治家而不是企业家，有人说他用人不当，如此等等。袁庚不一定完全同意和接受，他也会对别人提出批评。但这一切都是在党的组织原则之内进行的。他不搞以人划线，对干部该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他手里既没有帽子也没有小鞋，保险柜里也没有。
党委副书记虞德海，对某些干部的看法和袁庚不一致。但当深圳市委要蛇口推荐一位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的时候，袁庚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虞德海。他对李灏同志说：“虞德海忠实可靠，担任常委兼组织部长最合适了。”
我也听袁庚讲过：“在蛇口的领导层中，虞德海的家庭最艰苦。他儿子有重病，经济负担很重，但也从来没有向组织伸过手。真是一位好同志。”
“试管”的新发展
1986年，袁庚在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作了一次精彩的演讲，题为《蛇口——中国开放与改革的试管》，引起强烈反响。一位台湾来的博士先生，与国内派往香港的人员素无来往，听了袁庚的演讲，主动上前与袁庚握手，并合影留念。
“试管”一词，从此不胜而走。它形象地概括了蛇口的一切试验。“我们希望人们把蛇口看作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有益的经济因素对传统式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大家知道有‘试管婴儿’。六七十年代，世界出口加工区盛行的时候，也曾出现过‘试管经济’这个名词。”“蛇口，弹丸之地，又是由一个企业开发的，如果着眼于它每年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那何足挂齿。如果把它看作一根试管，也许会引人关注。如果孤立地研究这个区域的经济模式，未免小题大做。如果把它放在周围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里来考察，那就有所不同了。”
在所有的改革试验中，袁庚最看重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认为，没有政治民主，一切都是空话。即使有人因此批评他“是政治家而不是企业家”，他也毫不动摇。
当蛇口这个“试管婴儿”年满八岁的时候，政治体制的改革又迈进了一步。群众议论已久的蛇口工业区管委会改为董事会的问题，经过将近半年的准备，1987年5月付诸实施了。
工业区领导机关，由最初的指挥部变为管委会，如今又变为董事会，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而是真正实质性的改革。这次改革，使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监督权与执行权分开，更加强化了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的企业化形象，特别是工业区七名董事的民主选举，意义深远。
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十一名，四名由香港招商局集团指派，七名由工业区民主选举。
民主选举的一个星期，是今年以来蛇口工业区这个“试管”最活跃的时期。首先由选民无记名投票选出十四名候选人，然后候选人与工业区干部群众直接见面，发表竞选演说，接受质询，进行答辩。演讲答辩会场场爆满，气氛热烈。
蛇口的民主选举，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美国权威性杂志《新闻周刊》载文评述蛇口的民主尝试说：“他们以真正民主选举候选人的身份在蛇口出现作政治演说，在一系列答辩会上回答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