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我详细介绍了开发蛇口工业区的过程之后，意犹未尽，他继续侃侃而谈：
“国家的改革，抓三条：第一，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分不开吗？搞集团，搞成集团哪个部委都管不了。中国搞三五百个集团，就活了。第二，坚决改革进出口，出口放宽，进口把严。一定要改变外贸的垄断。南朝鲜七个大集团搞进出口，与国家签合同，所以发展很快。第三，放开市场价格。价格不放开，不公平的竞争把一些企业养懒了。抓住这三条，很快就起来了。
“蛇口放在全国改革开放中看，放在世界发展趋势中看，蛇口——香港——海外，三点两线，有进有出，真有无限广阔的天地、明年我们要在美国搞公司，还有新几内亚、关岛、菲律宾……”
笑眯眯的，充满信心。好一个雄心勃勃的企业家！
以公司为家的香港人
隔一道海湾，蛇口和香港，两边的事业互相促进，同步发展。
别看香港是国际航运中心，它可没有国内那样吊机林立的大码头。主要靠驳船运输。
1959年招商局有了第一条驳船，到1979年，还得依靠社会驳船队。每当风雨交加，驳运停航，货压在舱，真是叫苦连天。远洋轮一天租金1万5千美元，最怕压船。货主嗷嗷叫，船长急得跳，打不完的官司告不完的状。建立自己的驳船队，已经刻不容缓。
决定借钱造驳船。
招商局借钱不难。后来有些银行提出“招商局借钱三不问”：一不问用途，二不问多少，三不问归还期限。银行不是慈善机关，他们如此大方，因为招商局一有实力，二有信誉。不过借钱，首先要破除“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小农经济观念。借钱做生意，天经地义。问题是要借得划算，有利可图。
借钱第一次造了20条驳船，后来又加10条。至今，已经有了77条驳船，成了香港最大的驳船队。这支驳船队对香港海面驳船业影响很大，起了稳定驳船运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驳船公司，又进一步扩大为包括仓库、码头和驳船运输在内的仓码公司。现在有了自己的招商码头，1000平方米的场地，香港第一。还有香港唯一的散装货码头。
那个设计码头的小组，已经发展成招商工程公司，走向世界，海陆工程都可承包。
梁宪陪我到坚尼地城招商码头，访问了仓码公司。
公司总经理姓张，大连来的专家；副总经理刘庆棋，香港本地人。
张总介绍，仓码公司去年盈利翻一番，今年又翻一番多。买欧亚船厂，建新仓，投资都是贷款。事业在大步前进，开创新局面，不怕负债。
买“欧亚”，是冒了点风险的。“欧亚”本是香港第二船王董氏集团的产业，因航运萧条，要重组债务。但是买下来是否有经济效益？要认真考虑。他们根据掌握的信息，几经分析，这才下决心：买。事实说明买对了。
按照内地的观念，仓码公司就是管仓库码头，再加上你的驳船队，管好就不错了，居然去买一个厂，岂不太出格了？它不但买船厂，下边又搞了个贸易公司。这个公司只有4个人，已经做了许多买卖，赚了钱。运输过程做生意，你不做人做，做中又有新的信息，生意越做越大。
我忽然想起八仙过海的神话。招商局下属各公司，都搞多元化，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普普通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内地也许默默无闻，到了这个维多利亚港，置身商品经济的洪流之中，就成了仙了。真是耐人寻味。
张总说：
“我们前景很好，也很辛苦。就说刘总吧，他没有文凭，但有丰富的经验。他是省人大代表，一年365天都忙，过年还去拜访客户，今年冬至也没休息……”
梁宪插话：“他真正的以公司为家。”
刘庆棋腼腆地笑了：“我有休息，休多休少很难说。”
这位刘总，典型的广东人身材和面孔。五十多岁，一点也不显老，黑发梳得一丝不乱，双目有神，脸色红润，一身整洁的西装，系一条高雅的印有招商标记的金利来领带。说话不紧不慢，准确有力。使人看见他就想到秩序和效率。
他领我们参观了仓库。这座13层楼的货仓，是1985年5月15日启用的。经过了解行情，西环一带需要大量的大米货源，决定作为米仓。刘总说：“我们不是饥不择食，而是拣饮择食。拣了大米，杂货婉转推出。”
这座米仓，存放香港用米的30％。仓容的整洁，使人愉快。机械管理，工人很少。一个人管两层，装卸兼理货。40部铲车，运转自如。装一车米只需7分钟，所以货主的车一天能跑两次，别的仓只能跑一次。流转率达到43％，从不死货。因此收益很大。
“这仓库又不够用了。正在旁边建新仓，计划后年交付使用，仓位已经订出了四成。新仓将安装空调，保持恒温，使国产大米更有竞争力。”
船厂厂长的豪情
12月24日上午看了仓码公司，下午又匆匆过海，到九龙青衣岛友联船厂去参观。这一天过得充实极了，丰富极了。
友联船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厂长章学海，简直像个内地中等工厂的车；司主任，而且多半是工人出身的。看他那一身并不合身的工作服，那从上到下的粗线条，那见面就熟的性于，使人一见就觉得亲切，像个老伙计。
他一开口，就击中了我的神经兴奋点。
“在这资本主义社会有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我们开放后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了独资的资本主义企业。社会主义企业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办好，资本主义企业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能办好。唯独社会主义企业在社会主义社会往往办不好。同样的干部，在两个社会领导企业，却有明显不同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工人在内地是工人，在这里也是工人，干劲与效率绝然不同，这又是为什么？”
他自有答案，设问不过是加强语气。
这位江苏无锡人，1949年毕业于武汉海事学校。1982年从交通部调到香港，1985年8月31日担任现职。这个有1000工人的修船厂，修船能力在香港首屈一指。总产值和人均产值、利润率都值得自豪。
“这里做到的内地做不到，是否社会制度有问题？不是。大锅饭、平均主义限制了人们的能动性的发挥。我们旁边有个德士古油库，那里工人露天干活，风雨天也不停工，内地来的工人说：‘大佬，落雨也不休息？”人家马上就说：“你是大陆来的吧？我们也来了不久。”这里多劳多得，叫他停他也不停。
“内地来的干部，不一定是很强的，有些很一般。思想、作风、技能、才干、基本的领导艺术，本质上还是国内那一套。但是到了这里就不同了。这是个开放的社会，信息，物料配备，技术协作，社会化条件，都非国内所能比。如某种材料，香港没有世界有，几小时找到。内地就死了。船是国际化的，千变万化，这里一天就能搞清楚，找得到。还有分配问题。这些条件解决了，我们内地也能做到高效率。我就死不相信内地搞不到外国人那样。
“就说蛇口海虹油漆厂吧，因为是特区，就和内地大不一样。它今年人均40万港币产值，比内地最好的油漆厂高得多。
“一般地说，香港工人干部的技术水平比不上内地，他们也有习惯势力。我们在这里，用改革精神管理企业，就比资本主义企业干得好。
“我们怎么改革？改的多了，已经改了十六七项。比如上班换工作服，原来是上班到船上换，中午下来吃饭又换，吃过饭上船再换，晚上下班又换，一天四换。我改为八点前进厂在车间换掉，中午在船上开伙，一天两换，不占工作时间，这就省了20—40分钟。
“明年怎么样？还有潜力，还得改。明年要实行不减人的减人，即实际上等于减少150人。我们现在下午5点至7点加班2小时，叫补水，拿4小时工资，即工作10小时拿12小时工资。修船是体力劳动，8小时下来没多少力气了。我准备不让多‘补’，让一半人，即300多人‘补’，这就等于减少了150人。现在是人人‘补’，2小时等于白耗了。”
“这样工人会不会有意见？工人队伍稳定吗？”
“稳定不好。不稳定才有竞争。工人怕没活干，是好事。”
他说得那样坦然，好像这一切都天经地义。接着又总结似地说：
“招商集团高举改革的旗帜。我们这个袁庚年纪是大的，但思想比我们还活跃。我们学工的框框多，局限性大。”
问起他个人的收入，他不无感慨地说：“还是大锅饭，比不上干活多的工人。”这个话题一扯开，倒引出一段故事。
“我有两个武汉海事学校的同班同学，武汉解放后，忽然不见了。不料前两年又在香港见了面。他们都阔了。一个是港英政府的副处长，月薪2万多元，一个是水翼船总工程师，月薪3万多元。他们请我吃饭，说：‘我们早知道你到了香港，怕对你不利，不敢和你联系。现在你们也开放了，我们才敢请你。你老兄品学兼优，到我们这边来，薪水保证比我们高得多，怎么样？来不来？’我哈哈大笑，反问道：‘你们二位当年是怎么跑出来的？’他们也笑了：‘那还不简单，深圳还没封关，我们把金戒指、银元缝在棉衣里，跳上火车就走了。’嗐！他们在学校里成绩不如我，如今都成了这里的专家了。”
谈话告一段落，他带我们走上办公楼的天台，去看他心爱的厂区。船坞加上厂房、露天作业场，也比不上内地某些大厂的一个车间。在香港这就算大厂了。看外表并无特殊之处。很难想像，那种惊人的劳动生产率和利润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他指着稍远处的海面说：
“那个地方，我在海底打下几千根木桩，搞了个修理钻井平台的底座。这种设备日本和南朝鲜才有。过去南海上的钻井平台坏了，拖到日本去修，一个来回就是几十万美金。现在这笔钱可以省下来了。可是最初‘南油’的人不相信我们能修。一个副部长级的干部说：‘章学海，不是吹牛吧？那玩艺你干得了？’我说：‘牛皮不是吹的。你只管来修，修不好分文不取，还赔偿你的损失，可以签字划押。’结果修好了，省了大钱，他也服了。”
说话间他像个小伙子那样得意。我这才相信，介绍他这个得意之作，才是他叫我们上天台来的真正目的。
送我们离厂的时候，他对梁宪说：
“听说蛇口要选派干部到国外进修，有钱没地方花了吗？为什么不可以在蛇口办个班，请人回去讲课？我就可以去讲航海学！外国人请我去讲我还不去呢。”
口气够大的，却并不给人说大话的感觉。他处处让人觉得实在。
流浮山下看蛇口
我曾想像过袁庚从新界流浮山海边望蛇口的心情，很想有机会体验一下。机会来了。12月25日是圣诞节。这不是我们的节日，我也不想在这一天去打搅别人。梁宪和袁庚的秘书小韩，家属都不在香港，他们乐意陪我到新界去。
汽车过九龙，上了环新界的高速公路。人们都在过节，路上汽车稀少。两次到香港，对这里的公路印象极深。高速公路、高架桥、立体交叉，四通八达，畅通无阻。即使在像广州旧街道那样的内街，公共小巴和中巴也开得飞快。这里的汽车大约比广州多几倍，但在广州饱尝塞车之苦，在这里却不必担心受阻。光在交通上节约的时间就难以计算了，而时间就是财富。这种差别，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并不断扩大的呢？我想起吴有恒同志在《羊城晚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到，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广州有了无线电视，香港还没有，广州有了大北路立体交叉，香港还没有，以后情况就逐渐翻过来了。当我们“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人家是经济建设年年干、月月干、天天干；我们的政治口号响彻云霄，人家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人家的过海隧道、地下铁道豁然贯通……就这样差距越拉越大。及至从恶梦中醒来，大家睁开眼睛，全民族“啊”了一声，老一代深感内疚，青年人感到耻辱。过去了，过去了，那样的历史再也不能重演了。
车至流浮山，梁宪指着山顶一处建筑说：“那是警署，这里叫差馆，专抓海上的偷渡者的。现在他们比较清闲了。”
驶过一个小墟镇，沿着简易便道朝海边开去。在一个荒僻的转弯处，车子停了下来。
下面就是海。这是瞭望蛇口的最佳地点，梁宪他们来过多次了。现在我能完全体会他们的心情了。
这几千米宽的海面，波光粼粼，海鸥点点，多么平静。怎能想像，在过去对面大搞“政治边防”的时候，许多年轻人硬是冒着生命危险黑夜泅渡。有的侥幸过来了，有的葬身鱼腹，有的尸体又被浪潮推了回去。蛇口崛起之后，这种悲剧终于收场了。日新月异的蛇口使人们看到了希望，谁还再拿生命作赌注呢。现在从这边望蛇口，比从蛇口望这边好看多了。我们指点着蛇口的建筑：看，那是南海酒店，那是面粉厂，那是……虽然不能一一分辨，却能想像那每一座熟悉的楼层。这种了望，真是一种美好的精神享受。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今年春天袁庚与《世界经济导报》记者的谈话。他说：蛇口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蛇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干部和工人并不羡慕资本主义。蛇口的工作人员，经常因公到香港和国外去，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回来。
袁庚的话，真使人扬眉吐气！
生意兴隆通四海
海通公司是招商局盈利居于前列的公司。1972年创办时，只有五六十人，任务是为远洋搞物料。现在已发展到169人，12个分公司分布在蛇口、广州、香港和欧洲，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