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教学点。等拖着条近似死鱼的身子回到家里，远的要过十点，近的也是九点左右，胡乱塞上几口后，书包里、案头上还有那么多作业要做，一盘盘磁带要听。学员们同窗苦读一场，却忙得彼此之间叫不出姓名，更不能深交，只是在匆匆交臂中，彼此投上一个疲倦而又会心的微笑……
从出国留学生身上获了利的，不仅有非法的外币倒爷们，和合法的形形色色的英语补习班。连香港的某些机构也红了眼，急切地插上一杠子。
对数万计的自费留学生来说，去美国是第一选择。然而，近年来美国学校挑选海外学生的标准越来越严格，除了一小部分“托福”考试在600分以上（个别院校要求550分以上）、英语成绩特异者，有幸获得奖学金、助学金外，多数人即使被美国高等院校录取，也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付在美国学习期间的一切费用，才能获得签证。于是，不少人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其他英语国家……
1986年下半年起，在广州传出一则新闻，宛如彭丽媛的歌喉般动人：只要交纳一笔报名费，不论英语成绩如何，也无须经济担保，便可到澳大利亚各大学、院校学习。这只“歌曲”的精彩部分是：因为澳洲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该国政府将在1988年建国二百周年大庆之际，大赦违反移民法的人，届时留学生凡有此愿望的，都可变成澳洲的永久性公民。
不知是香港的某些机构从中嗅出了什么门道，还是这则新闻本身就是由它们炮制并进口来的，一时间，纷纷开设为大陆同胞联系留学澳洲的业务，从中收取数量可观的手续费，而且这手续费还拒收人民币，只收港币。其中一家名为Aeademie Asia的辅导留学中心，曾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了题为《自费留学英国、澳洲的佳音》的广告，内称该机构将邀请英、澳著名教授，于1987年5月间赴北京、上海、广州访问座谈，解答自费留学的有关问题，届时将有专人洽商具体出国事宜……
自费留学者的大海上，赴美国的大浪未见衰退，赴澳洲的狂潮又在迭起！美联社驻北京记者一下注意到了：昔日门可罗雀的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今日也蒙受着“倾盆大雨”……
签证处官员霍尔姆斯告诉记者说：“申请签证的留学生人数突然激增，结果迫使大使馆小小的留学生签证处从澳大利亚请来临时工加班。同时，有几个星期申请表格供不应求，不得不赶去香港加印。事情变得一团糟，我们被人潮所淹没。工作人员受到不顾一切的学生们的打扰，他们给我们打电话或尾随我们到家中拜访。有一个人为了给一位亲属办签证而谎称同我约好了见面时间，结果混进了签证处……也许他们习惯了走后门，可澳大利亚使馆没有后门可走。谁打扰使馆工作人员，谁就别想得到签证！”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发言人爱德华兹则向记者表明：由于有谣传说澳大利亚明年将大赦违反移民法的人，因此情况恶化了。大使馆已在设法辟谣。
面对此情此景，头佩国徽、铆钉般日夜守卫着西方国家驻华大使馆的武警战士们，心中想必会有倒翻了五味瓶似的复杂滋味……
“星期天的一早，我就要起来上教堂，先读查经班，那里有浸礼教会的老师免费教外国学生读《圣经》，然后去大教堂做礼拜。教会的老太太们对我很好，她们说我是这地方从中国大陆来的第一个学生。教会免费供应早餐，但我不爱吃那些洋玩意，只是喝杯ST了事。我和她们一道虔诚地做祷告。我第一次去时，教会的先生和女士们问我最希望为谁祷告，为自己？我回答：为了我在中国的美丽可爱的小女儿、太太以及所有的亲人。他们很感动，他们说他们全体都要为我的女儿和太太祷告，我很感动。我多么爱我的小女儿，我多么想她，我尽量使自己在做礼拜时想她，因为我平常想她都要想发疯了。在悠扬的唱诗中我眼前那些做礼拜的小孩子好像都是我的曼波。我的心宁静极了，我亲爱的小女儿，爸爸离你而去，并无半点悔意，我将为你去创造……”
——摘自他给她的第二封信
1984年冬天，自从洛杉矶奥运会报道回来，他就特别忙，回到家里，话没有几句，人也显得有些神情恍惚，像是有什么心事。那些日子她住在母亲家，而他，常说在报社值班，夜不归家。她打去电话，又找不到人。许是即将要做母亲的紧张与兴奋，遮住了情感一向细腻的她的眼睛，她没有在意……
满月刚过几天，她突然想回景山的家拿点东西。那是报社分给他的一间平房，十六平方米，朝北，夏季地下冒水，光线也晦暗。临产前，小俩口搬到了宽松的她母亲家。回到景山的家，她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凭着女人特有的敏感，她不幸证实了一种可怕的事实……她的心“咚咚”地跳，撼着胸部，震着耳膜。曼波生下来后，她常头昏脑晕，此刻，她更觉天旋地转，双眼发黑，恍如有一个巨大的黑洞要将自己吞没……
母亲打开门，她脸色苍白得像张纸，簌簌抖动的身子成了一片深秋的黄叶。母亲预感到了什么。她不想说，倒在了沙发上。她想她的命运怎么和妈妈的命运一样。曼波的命运怎么又和她的命运一样。不，还不如她。她还过了十几年幸福的家庭生活。曼波一出生，就笼罩上了浓重的阴影。她哭了。为自己的命运而泣，为女儿的命运而泣……
他回来了，见她不对劲：“你怎么了？”
“我回景山了……”
他坐在沙发上，好几个小时。眼睛直直的，晚饭也没吃。
“这个女人是谁？”
他说了一个名字。他说他和此人去年十一月开始讲话，以后又因为一道采访才熟识的。
“她几次讲起要离婚和我结婚，我从未松过口。你可以相信我，我会将这件事处理好，不会为她影响自己的前程，更不会因她而毁掉我们这个家！”他嗫嚅地说。
她还清清楚楚记得那个日子——5月31日。
头天凌晨二点，他出的家门。他去郊县考摩托，因为还没有执照，他得趁警察们还在睡觉时开去。她不放心，叮嘱他，要他中午打个电话回家。傍晚，电话来了，他说晚上报社有事，不回家了。后来她才知道，他刚接到一封电报，四、五月里都在西南出差的那个女人，次日上午回北京，要他去机场接。
这天下午三点多钟，他回了家，衣服上里外都有血，半边脸是肿的。她以为是骑摩托掉的，他也说是摔的。过了一个多小时，来电话找他。接了电话回来，他面如死灰，目似泥塑。他这才告诉她：当他在那个女人家时，本想和她谈清楚，为了彼此都不再做个心怀愧疚的人，两人的关系到此为止。这时，她丈夫和报社的一个人冲了进来，不容分辨，她丈夫早已用手里准备好的沥青块劈向他的脸，接着又操起了一把刀子……
一个男人，说坚强也坚强。丙辰清明，潇潇细雨，天安门广场上那滚烫的诗潮里有他的诗行。按图索骥，追到他这里，他银挡入狱。将近一年里，他似个被捆得结结实实的粽子，从市区批斗到各个郊县，身上至今仍留存有那个狂犬般的年代咬出的齿印。诗是正气轩昂的，人也不能蓬头垢面，无论到何处批斗，他都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一个男人，说软弱也软弱。此刻，他好像陷于灭顶之灾似的，有一种自己这辈子全完了的感觉。
“我连累了你，对不起你。只要你愿意离婚，我没有理由不同意。一切后果也该由我自己来承担……”
这时，女人往往比男人冷静。
几个月来虽然家庭的完整继续维持着，她心里一道深深的伤口却没有愈合。眼下又出事了，如同扯布，那道还未止住血的伤口哗啦一声又被扯开，她悸痛得心都喘不过气来。而且，她隐约预感到：不管眼前的事态如何发展，到头来损失最重的不是他，也不是那个女人，而是无辜的自己和曼波！
以世俗的“以牙还牙”的原则，她可以也拿一把“刀”，向他的心上戳去……
她却看着他，站在自己痛苦的废墟上看着他。沉默，忧郁，甚至还有几分温柔……
片刻间，她想到很多：那次在北戴河海滨散步，他给她讲“四五”，讲自己的诗，讲他手里那根笨笨拙拙的针，还有手铐吃进肉里的滋味……她说：“你是英雄。”他笑了：“我哪是啥英雄，不过爱舞文弄墨，瞎碰上的。”那次昆明湖上荷风徐来的荡舟，他告诉她“文革”时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家里生活困难，个子高大的他就去各个厂的篮球队当替补队员，打了这队去那队，一天挣个几角钱补贴家用。她听了泪水潸潸地往下掉……俩人新闻班同学时，他的才气就让她佩服。他写过不少较有影响的报告文学、新闻通讯。在报社，亚运会报道是他去，两年后，奥运会报道又是他去……
她知道他是个很重名声的人。她也知道他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这几年坐下水船，扯顺风篷，在报社里没少与人磕磕碰碰。天下本无事时，几条舌头都能翻成一堆浪来，何况真刮来了这桃红色的风暴？！
她明白他担心鸡飞蛋打，他害怕背上压上一串串阴湿得有如泥鳅的眼睛……
他向她捅了“刀子”。她给他敷了“药料”。这天夜里，他们谈得很晚。她有那么多话要告诉他，可说起来，她的生活的哲学又如此简单：有什么呢？不就是去不成莫斯科吗？不就是当不成本唾手可得的体育部主任吗？太阳还在。星星还在。大地还有四季次第。生命还有弃旧扬新。只要生活着，哪怕是痛苦地生活着，可只要活得诚实，这生活便会有意义……
她先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会轻易地爱上一个人，我也不会轻易地去恨一个人。”
第二天，报社开始派人来，轮着上她母亲家。部主任、保卫科长……口气是严厉的，追问也不含糊。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九年前受审的境地。不，还不如那次，那次，虽受皮肉之苦，心却是坦然的；这次，没有血腥味，心却无法坦然，更无力抗争，他似被打断了脊梁。
。过了几天，报社发了个文，各部都发到了——他被停职检查。他已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却还是存有幻想：来报社七、八年，今天他脚下踩的并不是流沙，而是以心血与汗水凝结的水泥块。一般的报道不提了，就说亚运会报道，起主要作用的是他。全运会报道，他带领一个报道组，驱车前往上海，在那里不分昼夜地工作了近四十天。奥运会报道，只派了他一个人，白天，他奔波于新闻中心及几十个重要比赛场地；夜晚，要在与报社约定的通话时间前将稿件写完。每晚，最多只留给自己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清晨，脸上是布满血丝的双眼，手里是匆匆咬着的三明治，又陀螺般奔赴各个赛场。他的一系列报道，从不炒冷饭，充满了第一手资料，新鲜、迅捷地发表在报纸及其星期刊上，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他都是我国当时派去的九十多位记者中较突出的一个。当写完最后一篇闭幕式的报道，向国内传稿后，他突然晕倒，连着几日的高烧使他处于昏迷状态……回国后不久，他加入了党组织，晋升为部副主任，并被评为全国先进新闻工作者。他的身体状况与他的大个头并不相称，因为常年当体育记者，不断地奔忙与熬夜，他的心脏时有绞痛。报社里一名三十二岁的记者逝于心脏病突发后，报社医务室为心脏不好的同志配备了保健药盒，他就是其中的一位，衣兜里长期揣着几种以防万一的急救药品。他的扁桃腺炎和腿部静脉曲张都很严重，却腾不出时间去做手术，这回为心脏他不得不去了医院，检查后，大夫告诉他说，他的心脏已像四十几岁的人的心脏，而这时他还只有三十岁……他料到自己会成为某些人把日子过得更加有滋味的调料品，但他翘首熟知自己一切的领导会站出来说：“列宁说过，青年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我们该相信他在哪里跌倒，就会从哪里重新站起来。也该给他创造一个重新站起来的氛围……”
他困惑了，那以心血与汗水浇铸而成的水泥块去了何处呢？一个人要获得肯定，得付出持之以恒的艰辛努力；一个人要被否定掉，则几乎在一夜之间，几步之距。如果前者是这样虚弱、这样不真实，而后者是如此强大，如此真实的话，那么人生不是太阴沉、太苛刻些了吗？
他又听说自己的预备党员资格要被取消，职务要被撤销。流沙散去，似乎无不波及。他要挡住这流沙，自然仅仅是在“面子”上——他同时递上了“退党书”和“辞职书”。
他有病时没请过病假，现在他想体病假了。他遗忘起报社和报社遗忘起他来几乎同样快。关在家里，似面壁的达摩，像是禅悟出了什么，他隐隐地有了几分后悔：奥运会采访期间，他在洛杉矶的大街上和各个比赛场地，已经看到了不少年轻的同胞们，犹如刚啄破蛋壳的雏鸡，兴奋地、叽叽喳喳地评说着一个新鲜的世界，他预感到将会有更多的雏鸡钻出蛋壳……而且，他还被一位有着百万美元资产的美籍华人所看中：“我告诉你，我很少为国内的亲属做经济保证人，我要保证的应该是有前途的中国青年。你留下来吧。”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印度，一个比中国还穷的国家，他自然看不中。这回去的是美国，那就难说了……”当时的报社领导是顶着一些人的怀疑，派遣他独自出国的。人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信义”二字。他该对得起这二字，为此，在一个如期归来的人之外，他还添上了一迭节省下来的花花绿绿的美元……
忽一日，报社想起了他。要他去驻天津记者站工作。他提出：“我可以去，但报社得给我解决房子。现在那间屋条件太差了，我一家三口人及保姆不能老住在岳母家。”领导觉得合理，转到后勤部门。后勤部门有自己的规矩，从来分配房子都得一批批排着队，哪能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