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这宏扬于世界乐坛的音符在人们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1985年12月11日，他的作品音乐会在北京举行。他推出了一部最新作品《地平线》，这是一部包含管弦乐队与人声的单乐章交响作品，由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演奏，黎信昌、胡晓平担任人声演唱。这是他创作风格的一次重大突破，即使是不懂交响乐的人，也能感到它那扑面而来的宏大、洒脱的气势，豁达、明朗的情愫。听过这部作品的戴晴作过这样的描述：耳朵里“触到的一切皆是生命：黎明前的暗夜，暗夜下静谧的原野，原野的野蛮和她蕴含的生机，第一片颤抖的曙色，曙色漫上天际时大地的骚动……大鹏来了，来自遥远的天际，象征了世间万物不可亵渎的自由与高贵；接着是天地间的苏醒，出现了亲切的劳动的节奏；一片澄明之中，大阳磅礴而出，草木繁盛，五谷丰登，田野山河如美丽的新娘……”一向苛求于他专业与做人的父亲，这次来信评介道：“《地平线》是你开始真正成熟的标志。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压抑的心情，小我的牵挂，在这部作品中完全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宏观的构思、豪迈的气势与哲理性的思考……”
上帝青睐了他。不，上帝就在他心里。
他相当自信，且又坦率，坦率到咄咄逼人。他告诉我们：“音乐不像文学、绘画，现在文学界、美术界新人还是挺多的，在作曲这个领域，我敢说再过二十年，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出类拔萃的人才来超过我们几个。我们学院是中国音乐界的最高学府了，可从一年级至五年级我接触下来，要出特别出类拔萃的人才很难，我深信，我就是出去十年、二十年，回来之后，我的光芒还是不会减弱……”
他拥有上帝。但在中国，在相当一部分人里，要服膺于某个专门领域里的“上帝”，比服膺于权势的“上帝”、金钱的“上帝”难得多。他拥有上帝，上帝却无法保证他享有天国般的宁静……
在他的那次作品音乐会上，一位音乐界的知名人士上台讲了话。讲话非常吝啬，“我们希望支持我们的青年作曲者……”吝啬到就是不肯吐出一个“青年作曲家”来。音乐会结束时，中国新闻社的一位记者采访此公：“今天，学院的四大才子的最后一个都开完了音乐会，请问您有什么感想？”答曰：“什么四大才子？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俗的说法……”记者为之愕然。
去年评定职称，他的专业成就有声有色地摆在那里。论教学，他教的是作曲系的主课，是作曲系历史上第一个本科毕业生教本科的人。他教的学生，在去年全国音乐创作比赛中获得第一名，正式参赛的作品便有八十八首，一等奖仅有两名……结果，别说破格提拔，他连讲师也没评上。在四川音乐学院，一位影响尚不及他的青年教师，今年评了副教授；而他，今年第一批名单里仍没有，直到临放暑假前，他和另一位才于，才勉勉强强地评了个讲师……
整个三层楼，二十二户人家，七八十口人，共用一个水房，一个卫生间。幽暗的楼道则变成了一通到底的厨房与垃圾箱。在这里，他享有一间朝北的小屋，光线暗得白天都要开灯，窗下又是一个幼儿园。白天楼道里静悄悄的，可孩子们的唱歌声、游戏声、做广播操什么的，拉锯似地在他脑袋里来回扯着，甭说工作，就是睡觉也不成。好容易窗下静悄悄了，楼道里又煎炒烹炸、吆五喝六声蝉雨般大作……。作曲时，他的全副身心都必须沉浸在茫茫无际的音律世界之中，那份严谨，那份纤细，连一池碧水边的纤纤春草的拂动都能感应，连少男少女们心灵里的第一次神秘的颤战都能捕捉，他容不得半点杂音去冲撞脑海里那正渐渐明晰起来的音符，去惊飞耳朵边那正渐渐浏亮起来的韵律。他只有在晚上九、十点钟后才开始工作，常常干到凌晨两、三点钟。他今年五月才新婚的妻子，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这几年演了不少电影、电视剧，北京也有单位愿调她来当影视演员，她不愿来，她觉得当话剧演员才能出真功夫。常年在外面拍戏，来一趟北京不容易，每一趟来都想多住些日子。“久别胜似新婚”，何况又是新婚后的久别，可每一次来见他都是如此——白天莫名地烦躁，夜里如痴地作曲，她不得不住上个三、五天便提前离去，她钟爱自己的事业，因此也理解丈夫的事业。
他去找管房子的部门，要求掉换一间朝南的房子。“你房子不错嘛，一个人一间，又不用上班，在家里呆着，这不顶好吗？”那口气，仿佛他在家里呆着不是作曲，而是和孩子一样只是在纸上画着一串串蝌蚪玩……“我那间房光线大暗，老开灯，我的眼睛受不了。再说楼下也太吵，白天根本无法创作。”一句话把他撞上了南墙：“你创作和我有什么关系？该给你什么房子，就给你什么房子！”一位在刚盖好的教授楼里拥有两套房的负责人，讲得更叫绝：“就这么个条件，爱呆就呆，不呆就走。你要走，我们学院不会留……”《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过他，《亚洲周刊》的记者采访过他，日本驻华使馆的官员拜访过他。他们发现向海内外奉献上一座神圣瑰丽的音乐殿堂的人，竟住在这样一个不见一点神圣瑰丽气息的角落，无不感到震惊！这倒使他悟出自己住得太差多少还影响了国家的脸面。中国不是一个很讲面子的国家么？有段年月百姓们穷得都快揭不开锅了，可国宴上总是美酒如水，奇珍似林；国家折腾得经济都要崩溃了，广播里却总是“莺歌燕舞，流水潺潺”……他又找去了，口气颇是强硬：“你们再不给我调房子，我就要请一批中外记者来参观我的住房。”岂料口气再硬，也硬不过权柄，“你找中外记者没用，你还得找我！”权柄的力量充分显示了。到我们采访他时，他住的仍是那间黑昏昏的小屋。
在别人眼里，他早成了“万元户”。这几年，约他写作品的纷至沓来，电影、电视剧、舞蹈、舞剧，仅电影乐曲，他就写了六部，还有各种国内外音乐团体约他写的作品。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当今百物皆比五十年代涨了几番，稿费却比五十年代还低，尤其是作曲的稿费。而且，越严肃、越凝重、越耗去心血的，越是贬值，越轻松、越肤浅、越搔首弄姿的，越是走俏。某些明星们晚会上唱上几支歌子，就能弄个几百块；他跟着摄制组跋山涉水下生活，回来又心力交瘁投进去几个月，一部电影乐曲的稿费不过四百元。中日合作创作、演出的大型舞剧《浩浩荡荡，一衣带水》，其音乐是由他和日本现代音乐协会主席共同完成的。他承担三分之二，中方付给的稿费是三百元，那位主席承担三分之一，日方付给的稿费是一百万日元，约合人民币二万六千元……照理，作曲得有钢琴，他却买不起一架钢琴，现在，好点的钢琴要六千元。为了用一下钢琴，他不得不从靠后墙的宿舍跑去靠学院大门的一幢十几层大楼里，这一来一回，一上一下，常常跑路的时间甚于弹琴的功夫。为了省时间，现在他给逼出来了，不用钢琴，提笔便能进入一个想象中的音律境界，一串串写上五线谱的音符，好似龙头一开自来水哗哗流淌。有的东西，他买得起，比如一张像样的书桌，房间却狭窄得摆不下，他只有用一张小圆桌，吃饭在上面，作曲也在上面。再有生活必需的煤气，他更买得起，可要配给，他还不够配给的资格，于是有时用电炉烧壶开水，冲方便面吃，有时厚起脸皮“借”邻居的煤气灶使；更多的时候因为生活规律和一般人颠倒了个，食堂吃不上，他就上街去吃，大店、小店见什么吃什么，随便吃，乱吃，在1984年去参加亚太地区音乐节之前，他竟闹出了一场急性肝炎……
他害怕与人打交道，昔日，是因为他和他家庭的命运都如同一块端在别人手里的豆腐，摔下来说碎就碎了。现在，他害怕与人打交道，倒不是因为命运仍掌握在别人手里，而是因为有些与自己打交道的人，常常长有一副橡皮面孔，你就是什么事不干，全副心力都铸成一个夯，砸了上去，上面也难见一个坑；你就是生雷霆之怒，它隔音性能极好，还能反弹回来，让你大伤了自己的脾胃……可是，为着自己的事业能得到起码公正的对待和有个起码的物质条件，他又不得不与这类人打交道。
有次看美国话剧《小镇风情》，里面有句台词“刚结婚，唰一下，就七十了……”一说出来，坐在他身边的美国驻华大使夫人包柏漪笑了，许是她觉得这台词挺逗的；他也笑了，笑声里却不无几分苦涩。是的，人的一生太短暂了，自己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与形形色色的官僚们耗下去，陪进去的是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受百般牵扯的是自己如日中升的事业。官僚们却不会有什么损失，能吃的，皮带上决不会为此缩下去一个眼，会打鼾的，做梦时也不会因此而少打一串呼噜……
在国度之外，中国的官僚们是很难生存的。他想到了出国。
他去年就可以出国。著名的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来函通知他：鉴于他的成就，愿提供一笔奖学金供他来该院深造。到了开学的日子，他没有去，该院又来函通知他：考虑到他的才华与造诣，那笔奖学金将为他保留到明年。这在美国是特殊的，对沙特阿拉伯、南朝鲜、台湾等地方来的留学生绝不会这样做。美国人颇了解中国，知道在中国一个人经济状况的好坏不一定与才能的大小、成就的高低成正比，伊斯曼音乐学院不愿意因为经济的拮据而使他丧失成为该院学生的机会。可惜该院不在中国，若在国内，记者们一定会趋之若鹜，奉为重视人才、吸引人才的典型了……
他一直犹豫着，磨蹭着。
自己用得着匆匆忙忙出国吗？有人看他不舒服，可毕竟是他而不是别人从国际乐坛上捧了奖回来；有人不承认他是青年作曲家，可海内外各方面委约他写作品的越来越多。今年九月、十一月，日本要上演他的《三迭》和一部钢琴曲；明年一月，他要为香港写部舞剧；六月，他要去芬兰参加一个音乐会的首演式，首演式上将演奏他的作品……如果把为电影作曲视作扩大名气的最佳途径，他一下便能接过三、四部电影。长影厂，八一厂，青年厂，芭蕾舞团，潇湘厂……从领导到下面具体的办事人员，对他都挺尊重，他也工作得十分愉快。
更重要的，是他舍弃不下脚下的这块土地。甭说眼前正用一根结结实实的纤绳要将中国彻底拖出愚昧、落后、贫穷的这场改革了，就是昔日站在那个名叫胡集的小站上，随姐姐走过一片又一片了无生气、薯叶摇瑟的荒土岗，他首先感到的还不是姐姐与自己的悲哀，而是这块土地的悲哀。当时他便暗自叮咛自己，不管将来命运之舟将自己载向何方，他今生今世都非再来这里、为这块土地做些什么不可！这感受已经溶汇进了他的血脉，并且汩汩地浇灌了他笔下的音律世界。他是一个历史意识、社会意识很强的作曲家，而饱经忧患当今脸色正转红润的祖国，正是他全部作品的伟大摇篮。而且，他的天地如此博大，这些年他常下去采风，可没到过的地方还有很多，其中他最想去的便是高原秾丽阳光下的西藏……
他还舍不下妻子。他结婚时已过三十，婚前，因为他的才华，也因为他的潇洒与脱俗，他没少遭过姑娘们那率直的进攻。然而，在茫茫人海里，他俩一见钟情了！此情似风光旖旎的大海，他们还只在海滩边游过泳，他们还没正儿八经地在一起过上家庭生活，甚至本应有的一个温馨小巢都未及搭起，自己若再一出国，少说也有三、四年，已经在感情生活上作了牺牲的他，担心将来随年华凋零自己会深觉后悔……
今年年初，为参加在广东省举办的一次全国音乐比赛，中央某艺术团体请他写了部作品《三迭》。闻讯后，想借地利、人和夺魁的广东方面非常紧张，一时间调兵遣将，卧薪尝胆……他如的精心完成了，乐队的十个同志也投进大量时间排成了，预演前还卖了票。岂料该艺术团体的两位负责人不让演，理由是“《三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乐队抗争了，“不让演《三迭》，就不去广东参加比赛！”仍是不让演，宁可砸了自己的牌子。他洞若观火，中共中央四号文件都强调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得涉及艺术风格与技巧的探索……他明白，面临下台的他们在用《三迭》当一块石头，去打即将上台的×××，而×××，正是1978年在上海考区，异常赏识他、并不顾“左”的那一套决定录取他的主考官之一。他气愤，架着眼镜、西装笔挺、不乏翩翩风度的文化人，怎么也干起了这趁火打劫的营生？他深深窘惊了：中国，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总有人能把自己的私货塞入一个个堂皇革命的口号之中，纵然这要以扼杀、摧残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为代价——而他们对于我们民族的振兴是异常宝贵的啊！
可怕的还不在于这一现象的消极后果。
可怕的在于这一现象多次重复的惯性。
接着，学院里又有人这样评价他道：“一般人想去美国，苦于没有门路；他放着伊斯曼音乐学院等在那里，迟迟不去，肯定是有他个人的目的，国内有比去美国更好的事情在等着他……”
咬咬牙，他去了秀水东街的美国驻华使馆的领事处。
头一次去签证，谈话气氛不那么友好。一个又一个问题，再加上那对警惕的瞪得大大的碧眼，他拂袖而去了。次日，包柏漪开招待会，他去了，口气还挺横，对大使夫人道：“你们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干嘛这样对待中国人？再这样对我，我就不去美国，去苏联！”典雅、温柔的包柏漪，大姐般宽厚地笑了笑：“你再去签一次吧，不会有任何麻烦。”他再去了一次，没有排队，是大使夫人的一位秘书用豪华的轿车接他进去的，接待他的还是上回的那位官员。
此人此时客气极了，很快给签了证。握手告别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