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他又被医院叫去体检了一回。他说：“又把我关了十几天。说我肾有所衰退，这就奇怪了，我八十多岁的人了，怎么会有二十岁的肾呢？他们这样查，那样查，把我的心情查不好了！”
林斤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和汪曾祺的友谊成文坛佳话。我编的副刊“池上楼”三字，就是他请汪曾祺写的。他和汪曾祺出游时，经常有人请汪曾祺写字。写得多了，林斤澜便心疼。在温州，我就见过他劝汪曾祺“收摊”去睡。何镇邦在《常青的老树》中写道：“在漳州时，《闽南日报》的一位记者一而再地来求字，就被林老批评过。”
林斤澜收藏着茅盾、沈从文、老舍等人写给他的字画。他对我说：“最宝贵的是汪曾祺的信。从右派下放地张家口寄来。好几封长信，用毛笔竖行书写，内容是谈写作的。可惜文革中被我二姐烧掉了。”
１９９５年秋，汪曾祺看到温州堤坝，这条堤坝１９公里，用石头砌成，以拦东海。汪曾祺非常激动，回京写了《瓯海修堤记》的铭文。他对林斤澜说，夜两点多，睡下了，忽然觉得还有两字不妥，遂又披衣改定。他还说，现在只剩下几句无关紧要的序言了，得找资料，反倒麻烦。林斤澜说，那就由我代写序言吧。
合拢后，林斤澜把它寄给了我。我从报纸效应出发，作者栏里打上“汪曾祺铭、林斤澜序”发表出去（《汪曾祺全集》未收）：
一九九四年十七号台风袭瓯海，肆虐为百年来所仅见。计死人一百七十五，坏屋一九五四五间，农田受淹十四万亩。风过，瓯海人无意逃灾外流，共商修治海堤事。不作修修补补，不作小打小闹；集资彻底修建，一劳永逸。投入土石三百多万方，技工民工六十多万人次，耗资超亿元。至一九九五年十月竣工，阅十一个月。顶宽六米，高九米多，长近二十公里的石头堤，如奇迹出现。温州人皆曰：如此壮举，合当勒石记铭，以勖后来者，众口同声，曰：“然！”乃为之铭曰：
峨峨大堤，南天一柱。伊谁之力？瓯之百户。
温人重商，无往不赴。不靡国力，同心自助。
大堤之兴，速如飞渡。凿石移山，淘土为路。
茵茵草绿，群莺栖树。人鱼同乐，仓廪足富。
峨峨大堤，长安永固。前既彪炳，后当更著。
林斤澜来电，要我更正，作者应为汪曾祺一人。我说明明是两人嘛，笔迹都清清楚楚，这是事实。林斤澜别的不说，坚持要我更正，态度坚决。我只得做了更正声明，向作者读者致歉云云。
林斤澜的朋友是很多的。逝走的至交还有高晓声、叶至诚、唐达成等等。高晓声的命运老叫林斤澜揪心，叶至诚被时代所扰，写不好东西，使林斤澜牵挂。唐达成八十年代末以后，异常苦闷，林斤澜两次拉他玩江南，让他开心开心。高晓声、叶至诚、唐达成死后，林斤澜做文悼念，情深意切，如《“七月流火”》、《念至诚》、《再念至诚》、《十月电话》等等。
邓友梅是林斤澜在北京最早的密友。“可以共苦、不可同甘”，特别是往上爬的禀性，使林斤澜摇头不止。他的一句“我是玛拉沁夫的炊把儿”，让林斤澜为他难受。林斤澜认为作家就是要作品，不要别的。邓友梅在林斤澜面前说刘心武同梯不语、甚至奚落他，林斤澜认为应当在他自己这里找原因。而近几年来，邓友梅越发孤独，林斤澜又接纳他，聚首频繁。
建国后，师友黄先河做温州的第一任市长，给林斤澜写信，意思是要他做温州的宣传部长。林斤澜婉拒了。凭他的经历，他对“仕”失去兴趣，感到可怕，他坚决选择写作，当一介平民，做一个作家。所以，许多人多年不知他是共产党党员，是１９３７年的“革命战士”。和他比较接近的杨沫就不知道。朋友柳萌主编一套《老兵大家丛书》，邓友梅、李国文、赵大年、谢冕都有份，而林斤澜没有。柳萌大概是听邓友梅说的，给我的来信中说，“原来林老也是新四军的人，真是一点也不知道，以后补上。”
他在奉化溪口，景区是要买票的。他对我说：“我有一个离休干部证，不知道是文联发的还是北京市发的。”摸索又说，“即使是北京市发的，不知到浙江省有没有用。”他把那红证拿了出来，我赫然见到封皮下端一行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林斤澜“呵，呵”，发了两声。
他是淡泊通透了。他却说：“我对文学上的名和利还是要的。”这话是在２００５年初秋说的，他已８２周岁了。
布谷对编辑家章德宁说：“我少年时，只见我爸的背影。我爸趴在桌上，写，写，写，不是写小说，就是写检讨。很少见到正面。”
当年高晓声、陆文夫、蒋子龙们写“趋时小说”，屡屡得奖。大红大紫。林斤澜不为所动，固执写《绝句》、《微笑》、《火葬场的哥儿们》这样立足艺术的短篇。
林斤澜总是默默、总是辛勤地写、写、写，改、改、改。感受有了，灵感来了，他并不立即铺纸挥笔。总是思考一段时间，思考小说的“魂”，这“魂”一要藏（隐蔽），二要深刻独绝。还要思考怎么表现它，篇幅要简约，结构要特别。他开始写，没有哗啦哗啦一日万言的情形，他似老农背石上山，有几百字就很不错了。写好后，放着，少至数月，有时经年，甚至几年。经常修改，有时推倒重来。以作家刘真为模特写的《猪手》，《山花》已发，我见他仍然在《山花》上改改划划，涂得很乱。２００３年在温州，几月作《去不回门》，算是定稿了，让我打字。打好字送去，不料他又修改，只得重新打字。回到北京，发表出来，又不一样。
他的文面并不清洁。
他的最大苦恼是读者“看不懂”，读者面太窄。这和汪曾祺反差极大。他把这事一直难受地搁在心里。他寄给我《随缘随笔》一书，叫我把不懂之处划出来，再寄给他。汪曾祺、刘心武劝他“不管”。刘庆西说“没有不懂的问题”。谢冕在温州，我以这“看不懂”请教过他，他说是“语言跳跃太快”，这是林斤澜的特色，不可迁就读者。林斤澜当然没有迁就，而要把特色推向极致。近年的小说更加诡奥，甚至散文都天书一般，如《送唐》。但他对我说，还是羡慕汪曾祺，有那么多的读者。
２００５年，他把没有收进《林斤澜文集》、而已经发表的小说复印一份寄我。是以防万一吗？
林斤澜对于一般事，相当随便随和。艺术不然，对己对人，非常苛刻。刘心武说：“记得１９７９年，我那时因为发表了《班主任》，正所谓‘红得发紫’，林大哥为我能进入文坛由衷地高兴。一次在他家招待他５０年代的文友，把我也请去了。事后林大哥对我说，《班主任》‘思想大于形象’，他让我好好琢磨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梅里美的《伊尔的神话》……１９８０年我发表了《如意》，很得意地问他：‘怎么样，有进步了吗？’他直率地告诉我还不到位，直到１９８１年我发表了《立体交叉桥》后，他才对我说：‘这下算是小说了。’鼓励我在摸到门径里继续前行。”
邓友梅说自己发表了《在悬崖上》，得意时候，林斤澜要他注意语言的锤炼。他说后来如《烟壶》、《那五》讲究语言，这要归功于林斤澜的提醒。
林斤澜说起另一位朋友从维熙。认为从维熙应当精益求精，应当写得更好。他曾经向从维熙提出不少意见，如《大墙下的红玉兰》写的是秋天的事，而秋天红玉兰是不开花的。又如一个小说中主人公把马拴在茶叶树上，而茶叶树是低矮的灌木，马是拴不住的。又如地下党人跳下三轮车急走，三轮车主喊：“顾客，你还没给钱呐！”林斤澜认为称呼“顾客”不当。
但，从维熙说，这是小事，没关系。
林斤澜当年单位里有个作家，李方立，人高身壮，满满一沙发。他几无作品，因此无任何把柄授人，运动来了他只整别人，别人无法整他。他有个著名的观点——“文字和标点是编辑的事”，林斤澜对这样的说法很是反感。
林斤澜对我说：“托尔斯泰读了高尔基的《二十六个和八个》，对高尔基说，小说中观察女佣的角度不对。高尔基叹服。托尔斯泰另一次和高尔基谈天，问高尔基最奇异的梦是什么，高尔基说：‘雪地里，一双靴子在行走。’托尔斯泰以为虚构，不真实。高尔基又叹服。托尔斯泰说自己的一个梦，‘我坐在一个洞中，只见四面石头挤压过来，挤压过来，脱身一看，原来是女人的阴户。’”
有一次，我编的副刊《池上楼》上发的三篇，都是林斤澜朋友的文章。林斤澜看了，指着说，这一篇写得不错，这一篇可以不写，这一篇大可不必写得那么长。
温州有一位书法家，也是县级干部，对林斤澜非常尊敬。彼此友好。书法家偶尔也写些散文，２００４年结集起来，自费出版，请林斤澜为他作序。林斤澜耐心把它读完，觉得写法上不敢恭维。他自己写了一篇回忆故乡的散文，对书法家的文章没说一句好话，算是“代序”。
一位教育家，自费出版散文集子，多次临门索序，情真真意切切。林斤澜通读一遍，以为无个性。说：
“我没法写序。”
教育家说：
“不写序那就题词也可以。”
林斤澜写了这么一个东西给他：
你在哪里
沈从文先生读一篇文章，写的是春回大地，阳光明丽，风和日暖，鸟语花香，万紫千红，花街柳巷，小桥流水……沈从文先生问道：你呢？你在哪里？你的春天呢？你的感觉？你的个性？
林斤澜
０４．５
后来我见到书，教育家没有把这个东西用上去。这是自然的事。
林斤澜对写作环境却并不挑剔。
有人写作时，须沏清茶一杯，以驱脑浊。或点上一支烟，烟雾不笼罩，似乎灵感便出不来。光未然说冼星海为《黄河大合唱》作曲时，手边要有糖果，口中咂咂，手上顺当。有的人只能在自家书房里写，关起门来，容不得半点声音，一丝干扰。据说某作家脾气不好，夫人叫饭，他居然大骂“文盲”。林斤澜比较随便。他没有必茶必烟的习惯，他认为写作时吸烟不方便，又点烟又磕烟灰，弄不好烫着手指，烧破稿纸。
１９７８年，大热天，林斤澜穿大裤衩，垫小板凳，盘腿地上，铺纸椅上，作中篇小说《竹》。刘心武过来为《十月》约稿。林斤澜解释说，女儿在迎接高考，家里只有一张桌子。
林斤澜说，他在写作时，孙子经常在身后逡巡，不时拿机关枪“咔咔咔咔”扫他。他摸了一下孙子狗蛋的头，继续写作。
林斤澜的阅读，广泛而深入。他太熟悉《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都有别具匠心的心得。他的文论《论武松没有绰号》，一般的作家和学者是写不出来的。他对鲁迅和梅里美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还有契诃夫和卡夫卡。文坛上话题性的作品，他都要找来读。比如《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尤利西斯》读了一部分，林斤澜说：“真是天书。”放下来了。他读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小说，说很是欣赏其中的两篇。当年闹《废都》，林斤澜全书读了。他有自己个人的感想。近来余华《兄弟》褒少贬多，林斤澜说：“我要好好看看。”
与他比较接近的作家的作品，林斤澜几乎一篇不落地读。他还十分关注青年作家的作品。汪曾祺说在他那一拨作家中，林斤澜读青年作家的作品最多。在温州，他对《钟山》贾梦玮说，叶兆言近来出版了几本书，你跟他说一声，寄我读读。又说，你能否拿到江苏女作家叶弥的书？听说她的小说不错？
叶兆言和叶弥的书都寄来了。林斤澜把它们读完，对我说，叶兆言的是散文书评，有别致处；叶弥有些小说确实不错。
家乡青年作者的文章，他基本都读。１９９４年，我写过两篇散文《乡吃》、《双溪》，林斤澜读了，以为好。后来汪曾祺和邵燕祥也读了，邵燕祥推荐出去，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双溪》。后来两篇都选入汪曾祺林斤澜主编的《国风文丛》。林斤澜说：“你这两个东西，我看了多次。”２００５年在北京，他又对我说：“前几天我又看了你那两篇散文。《乡吃》这样写吃，今后可能站得住；《双溪》写船上的事，前有沈从文的《丈夫》，今后能否站得住，就难说了。”
林斤澜的阅读，有的为了借鉴，有的为了了解，有的为了关心。
同至交汪曾祺不同，林斤澜关心政治。在这方面，他和鲁迅相似。他说：“一个作家，祖国观念、人民观念总是要的。”
邓友梅回忆说：“一天我在公园打拳，忽听到广播中报告重要新闻时，没提伟大的旗手和张春桥、王洪文的名字。此事不能跟别人讨论。我就忙去他家，故意卖关说：‘有件重大新闻，你知道了没有？’他问：‘什么新闻？’我说：‘今天的广播你听没听？’他说：‘听了没发现什么？’我就说了我的发现。他也觉得不一般。我俩猜了一阵猜不出原因，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到他家去，这回轮到他卖关子了。他说：‘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说我不知道什么。他端着架子说：‘我这才是重要新闻。可不能随便就告诉你。你得付点代价。’我听了就再三追问。并答应如果消息真有价值，我请他喝酒。他才告诉我说，昨天我走后他就去了杨沫那里。从杨沫处知道了打倒‘四人帮’的消息。听了又惊又喜，又怕是误传。经过分析，两人都认为这样的谣言是没人敢造的。兴奋得想欢呼，但又还不敢声张。他不坚持要我请客，自己找出瓶酒来我俩举杯庆祝。”
在各个时期的运动或事件中，林斤澜的脚腿站得很稳、站得很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