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气、生活、遭遇等，也全都观察了；甚至连一班嫖客，上自官僚、公子，下迄跑街、西崽，更下以至一班嫖客的跟班们的性情、脾气、生活、遭遇也全都观察了。他所收材料如此宏富，而又有绝大的气力足以包举它，有绝冷静的头脑足以贯穿它，有绝细腻、绝柔软的文笔足以传达它，所以他写成的书，虽然名目叫《海上花》，其实所有不止是花，也有草，也有木，也有荆棘，也有粪秽，乃是上海社会中一部分“混天糊涂”的人的“欢乐伤心史”。明白了这一层，然后看这书时，方不把眼光全注在几个妓女与嫖客身上，然后才可以看出这书的真价值。
第三段：说这书的坏处。
一部书做得无论怎样的好，总不免有些毛病，因为作者的精神，总不免有疏懈的时候，识力也总有够不到的地方。但假使只有些局部的小毛病，那就完全算不了一回事；假使毛病不是限于局部而是有关全书的大局的，那就不可以轻轻放过了。
本书所有的不能宽宥的毛病，不在上半部而在下半部。自从高亚白和尹痴鸳两个狗头名士上了场，书便大大地减色；自从齐韵叟那老饭桶上了场，书更大大大大减色。原来狗头名士，在本书中断断用不着。即使要用一个凑凑趣，有了方蓬壶也就够极了（书中写蓬壶，着实写得好）。不料作者把蓬壶看做了倒夜壶的坯料（回三三），却把亚白、痴鸳两个倒马桶的坯料捧到什么似的，这真令人莫名其妙了。老饭桶，在书中也实在用不着。原用来凑趣，前面有了一个黎篆鸿，配上了一个老怪物屠明珠，也就热闹得可以了。不料后文又大吹大擂地把书中人大半拉到了此老门下去。于是一部书顿由趣味浓郁的境界，转入单调的境界：这是不得不替作者万分可惜的。
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呢？有人说：他所记的是事实：有这样的事实，就不得不这样记。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小说家不比得新闻记者与历史家，即使所记是事实，也尽该剪裁斟酌，决不能拖泥带水照直写上。或者又有人说：他是因为前面写了许许多多堂子经络，不免人家看了讨厌，所以后面转出一番名园景物、名士风流来，使阅者的眼光新一新。这句话说近了些了，然而还是不对。因为名园景物、名士风流，根本上就是些死东西，是写不出色的。作者若果为别翻花样，以新耳目起见，他为什么不换一个方向，抛开了上等堂子，转将下等堂子，如野鸡、花烟间、私门头、咸肉庄之类，好好地描写一番呢？这本是他擅长的事，他为什么不走这路，却走入一条死路上去呢？
我想来想去，想出他所以要走这一条路的理由来了。一层是他想把他的理想的人物（英雄）表出，二层是他要设法把许多零零碎碎、他自以为得意的文学作品，插入书中。
他的理想人物，当然就是高亚白。他说他能文能武，而且能医病。这真有些《野叟曝言》中文素臣的臭味了。你看讨厌不讨厌！幸而李漱芳的病，终于是死的；若说经高亚白一医，便霍然而愈，那就更要糟到不可言喻了！
他所得意的文学作品，我们也领教着了！高亚白填的词（回三三），很平常；帐铭（回四○），很平常；尹痴鸳的《秽史》（回五一），文笔也很平常；“鸡”、“鱼”、“肉”、“酒”的酒令（回三九，又回四○），不成东西；平上去入的酒令（回四四），更不成东西；求其略略像样的，只有一联咏桃花的诗：
一笑去年曾此日，再来前度复何人？（回四○）
和中联咏残柳的诗：
借问当年谁得似？可怜如此更何堪！（同上）
至于小赞的一首《赋得还来就菊花》（回六一），真是全无好处（即用做“试帖”的眼光去看，也不过如此），作者却把它恭维得天上有，地下无；这就可以见出作者在诗文上面的见解的谬陋了。
人的知识本不是能向着各方面平均进展、平均发达的；所以作者能有得一支作写实文章的妙笔，而对于做小品诗文的观念，竟如此其谬陋，原不是件离奇的事。所可惜者，他这样一来，把一部很好的书弄糟了。他把很好的篇幅，割出许多来给这些无聊的东西占了去，使人看到了就是讨厌、头痛，这是何苦！他甚至于有时将他所所最得意的特别笔法也忘去了：例如从三十八回起，至四十回止，一径写一笠园中的事，中间除放焰火一段略略有趣外，其余完全是平铺直叙，全无精彩，叫看的人看到此处，疑心自己已换看别书，不复看《海上花》。因《海上花》中是处处有波澜，处处有变化，决不是这样单调的。同时他因为要实写齐韵叟的“风流广大教主”的头衔，就不得不添上许多呆事，如姐妹花拜把，公祭李漱芳之类：将这类事也混进了书中，书又如之何而不糟！
但是书中虽然有这许多坏处，他的好处，却并不因此而淹灭；因为究竟是好处多，坏处少。我们看书的，只要自己能分别他的好坏就是了。
最后一段：说方言文学。
这书中所用的语言有两种：一种记事，用的是普通的白话；一种记言，用的是苏白。在这上面，我们真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斟酌尽善。因为普通白话，在小说中及其他白话的作品中，已经使用了好久；因其使用了好久，所以它所具的能力，在文句的构造上和在字与词的运用上，总比较的发达；因其发达，我们拿来记事，自然很便利。但要说到记言，可又是一件事了。因为口白中所包有的，不但是意义，而且还有神味。这神味又可分作两种：一种是逻辑的，一种是地域的。譬如这样极简单的一句话：
我是没有工夫去了，你去好不好？
中间意义是有的，逻辑的神味也有的，说到地域的神味，可是偏于北方的；若把它译作：
我是无拨工夫去个哉，耐去阿好？
就是在同样的意义、同样的逻辑的神味之下，完全换了南方的神味了。假使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若是全用苏白写，那就非但北京人，无论什么人都要向我们提出抗议的。反之，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记述南方人的声口，可就连南方人也不见得说什么。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被习惯迷混了。我们以为习惯上可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做一切的文章，所以做了之后，即使把地域的神味牺牲了，自己还并不觉得。但假使有人能将此中重要细为指出，或者将同一篇文字，用两种语言写成，互相比较，则其优劣得失，便立时可以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我们应当知道各人的口白，必须用他自己所用的语言直写下来方能传达得真确，若要用别种语言来翻译一道，无论如何总不免有相当的牺牲。所以文言不如白话，就是因为文言乃是一种翻译品，它将白话中所有的地域神味全消失了（文言可算得是全无地域神味的文字）；同样，若用乙种方言去翻译甲种方言，则地域神味完全错乱，语言的功能，就至少也损失了十分之三四了。
我想我这一段简单的话，已能将方言文学的可以存立而且必须提倡的理由，说得明明白白的了，但方言文学作品不能博到多数人的了解与赏鉴，也是事实。这一层，我却以为无需顾虑。因为文学作品不比得香烟与滑头药，赏鉴的人多，固然很好，便是少些，也不要紧。况且今后交通日趋便利，以一人而能懂得多种方言的人，必日见其多；而在语学上用工夫的人，也必能渐渐地做出许多方言文学与方言字典来，做一般读者的帮助。
吴语文学的作品，我们已有的是许多的弹词、小曲和小说。但弹词、小曲是韵文的，中间所含文言分子太多，不能将吴语的特长充分表现；至于小说，我们可还没有能找出比这一部《海上花》更好的。所以直算到今日为止，我们应当承认这书为吴语文学中的代表著作。这是就文学方面说，如就语学方面说，我们知道要研究某一种方言或语言，若单靠了几句机械式的简单例句，是不中用的；要研究得好，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本文（Texte ）做依据， 然后才可以看得出这一种语言的活动力，究竟能活动到什么一个地步。如今《海上花》既然在文学方面有了代表著作的资格，当然在语学方面，也可算得个很好的本文：这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的结语了。
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在书中找出许许多多有关系的材料。例如明园、华众会之类，是上海“洋场”史中的好材料。一碗面二十八文，四个人的房饭每天百文，是经济史中的好材料。又如民国六年，我初到北京，有一位老者慨乎言之地对我说：“现在是老爷和太太也同坐马车了；在民国以前，谁也看不见这样的怪事！”他这话大约是不错的，因为在二十二三年以前，我初到苏州，还只看见嫖客与婊子同坐马车，没有看见过老爷与太太。今看书中，知道当时便是嫖客与婊子，有时还要分坐两车。这种风气的转移，不又是风俗史中的好材料么？
1925。 （12？）。23。
附记：
前面一篇读《海上花列传》，是这回我在天津听大炮的时候写成的。写成之后，抄好了一大半，炮声已停，我便从天津站了整整十二点钟，站到了北京了。到北京后的第一件可喜的事，便是在无意中得到了一部原印六十四回完全本的《海上花》，其中有花也怜侬的一篇序、一篇跋。书面标签，也是他亲笔写了影印的。就他的跋的后半篇看，可以知道书中所记，是当时事实；有许多事没有能在书中记了的，便在跋中简单补叙，交待明白。至于所说“请俟初续告成，发印呈教”云云，不过是他的托词便了。
1925。12。31。 北京
读《海上花列传》
赵景深
因为在旧书堆里翻到了两部书：
（一）《冶游上海杂记》，吴县藜床卧读生偶辑，光绪三十一年祥符裴锡彬序，文宝书局石印。
（二）《淞滨花影》，花影楼主人绘百图，光绪十三年石印本。
又在《大晚报·上海通》廿四年十月至十一月看到“沪娼研究书目提要”的连载，引起了我参阅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的兴趣；同时也为了《海上花列传》是周氏、胡适所称道的书。
《海上花列传》的确写得不坏。书中所写人物，各有个性；用吴语写作，尤能逼肖说者的神态。胡适盛称写赵朴斋兄妹的部分，我以为写李漱芳、李浣芳的部分，也是极出色的。尤其是李浣芳的孩子气，写得最为天真可爱。李漱芳虽为妓女，从开始认识了陶玉甫以后，并未与第二个男子发生关系。陶玉甫想娶她为妻，家中不许，只许他娶为妾媵。漱芳因为自己不幸而为妓女，又名实不符，不禁郁郁以终。其性格颇似《红楼梦》中的晴雯。我最爱下面一节对于浣芳的描写：
浣芳尚不即睡，望着玉甫，如有所思。玉甫猜着意思，笑道：“我来陪耐。”随向大床前来，亲替浣芳解纽脱衣。浣芳乘间在玉甫耳朵边唧唧求告，玉甫笑而不许。漱芳问说啥，玉甫说：“俚说教耐一道床浪来。”漱芳道：“再耍起花头！快点困！”浣芳上床钻进被里，响说道：“姐夫讲点闲话拨阿姐听听捏（口旁）！”玉甫道：“讲啥？”浣芳道：“随便啥讲讲末哉！”玉甫未及答话，漱芳笑道：“耐不过要我床浪来，啥个几花花头，阿要讨气！”说着，真的与玉甫并坐床沿。浣芳把被蒙头，亦自格格失笑，连玉甫都笑了。浣芳因阿姐姐夫都在相陪，心中大快，不觉早入黑甜乡中。（第三十五回）
这一节写浣芳的孩子气，真是细腻。妙在所写恰是未成年的女孩子，娇憨之态可掬。下面一段也写得极好：
浣芳道：“吃夜饭末，啥勿喊我个嗄？”漱芳道：“耐来浪发寒热，＇ 勿要＇吃哉。”浣芳着急，挣起身来道：“我要吃个呀！”漱芳乃叫阿招搀了，踅过圆桌前。玉甫问浣芳道：“阿要我碗里吃仔口吧？”浣芳点点头。玉甫将饭碗候在浣芳嘴边，仅喂得一口。浣芳含了良久，慢慢下咽。玉甫再喂时，浣芳摇摇头不吃了。漱芳道：“阿是吃勿落？说耐末勿相信，好像无拨吃。”（第三十四回）
馀如第十八、十九、二十、四十二诸回，都写得不错，文笔也极雅洁，有如《红楼》。
胡适的《海上花列传·序》作于一八二六，周氏的《中国小说史略》改订于一九三○。《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海上花列传》部分，似应据胡适所作，改排下列两点：（一）《海上花列传》的作者应改称韩邦庆，不应作韩子云；因为子云只是他的字。有颠公的《懒窝随笔》为证。韩邦庆的生卒是一八五六至一八九四。（二）《海上花列传》刊于《海上奇书》中，并不是“每七日印两回”而是每半月印两回，从一八九二年二月一日起创刊，七月一日后改为每月刊行一次，十月一日即停刊；共出十四期，刊二十八回。
《谭瀛室笔记》云：“……书中人名，大抵皆有所指。熟于同、光间上海名流事实者，类能言之。兹姑举所知者：如：齐韵叟为沈仲馥，史天然为李木斋，赖头鼋为勒元侠，方蓬壶为袁翔父，一说为王紫诠，李实夫为盛朴人，李鹤汀为盛杏荪，黎篆鸿为胡雪岩，王莲生为马眉叔，小柳儿为杨猴子，高亚白为李芋仙。”
据上面所述，高亚白即李芋仙。黄协＇ 土员＇ 《淞南梦影录》卷三云：“二爱仙人，姓李名士芬（下加木），号芋仙，为湘乡相国入室弟子。以拔萃生出为彭泽令，……解组后，薄游海上。……寓沪三载，人皆以狂放目之，鲜有联缟纻交者。独姚倩卿校书，一见倾心，问暖嘘寒，殷勤倍至。”《海上花列传》说高亚白的相识是姚文英，改名不改姓，大约姚文英就是姚倩卿了。
家藏的两部书并无用处，惟《淞滨花影》卷下有张蕙贞的图像，大约不一定就是《海上花列传》被沈小红拳翻的张蕙贞吧。图后的十二短句像赞，也是不着边际的：“秋水横波，春山蹙翠。顾影自怜，不饮似醉。小立云间，相逢月地。暗捉香裾，悄呼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