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经过是这样的。父亲伏击了一只狼，为了追求眼对穿，一直等待着引而不发，以寻找最佳时机。调整角度是很难的，一个很小的角度，都要悄悄走出老远。狼在动，父亲也在动。最后，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狼终于发现了父亲的踪迹，不顾一切地扑将过来。父亲仓皇之中开了一枪，别说眼对穿，一只眼睛都没打着。虽然最终将它击毙，但一张皮上有两个枪眼，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为了保全大别山枪王的面子，他只能参加队伍远走高飞，用小日本的鲜血洗刷耻辱。
当然，还有另外的说法。有人说父亲那时莫名其妙地害了脱发病，头发大把大把地掉，最后成了秃子。奶奶害怕他找不到媳妇，就让他参加了队伍；还有一说是当时猎人的生活很困难，因为打猎有许多规矩，比如春天发情的野兽不打，怀孕的母兽不打，未成年的小兽不打等等。另外，每年猎杀的动物总数也有限制。当然不是别人限制，而是自我限制。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每年过年，猎人都要在家里给山神爷设个牌位，祭奠时详细汇报全年的收成，感谢山神爷的厚赐。这么多的限制已经足以捆住猎人的手脚，更何况父亲还有更加严格的限制，非眼对穿不打，因此生活只能越发困难，无奈之下，这才去吃粮当兵。
这些说法都是野史，没有一个能够得到最后证实。不过李卫国看过几张父亲年轻时的照片，那上面的他并未聪明绝顶。母亲也证实，他们结婚时父亲头上是跟大别山深处一样茂密的丛林。所以李卫国比较相信猎狼失败的说法。或者几个说法的因素都存在，但挽回面子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几次省亲期间的走访也表明，这种说法的支持者最多。
七
狙击手的工作就是这样，可能一年都没有任务，但任务不来则已，一来就是个急的难的险的重的。比如现在。
这是一起影响恶劣的持枪袭击军警案。两名罪犯杀害了当地驻军一个军火库的哨兵，抢走手枪冲锋枪各两支，子弹百余发，然后持枪实施抢劫。在跟警察的枪战中，一名罪犯被击毙，余下的一个逃到深山老林他们埋藏冲锋枪的地方，试图用更加强大的火力负隅顽抗，目前已经被军警包围。实力如此悬殊，强攻当然可以达到目的，但少不了还要再度出现伤亡。而在此之前，已经牺牲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和两名警察。和平时期出现如此重大的伤亡，当量足够引起全国震动。因此当局又将目光自然而然地转向了特警队和狙击手。
作为副支队长，李卫国先后带出了好几拨年轻的狙击手，个个身手不凡。照说他到了这个年纪和职位，往他们身上压压担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培养接班人嘛，谁也说不出半个不字来。但李卫国没有。他再一次主动请缨，依然只安排杜杰给自己当副手。
李卫国之所以如此积极，主要是伏击地点引起了他的兴趣。在丛林中设伏，是父亲年轻时的家常便饭，眼对穿就是在这种复杂地形下完成的。他想亲自体验一下，找找那时的感觉。潜意识里，在枪法上超越父亲的梦想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当然，这并非仅仅因为父亲当年的那句气话。
作为整个大方案的一部分，警方找到了罪犯的妻子，试图不战而胜。这是个下岗工人，失业多年后无所事事，突然铤而走险要抄小道走捷径快速致富。本来想效仿电视上的做法持枪抢劫银行，但没想到出师未捷开局不利，还没动手就陷入困境。
此案闹得动静的确不小，李卫国进入现场时，看到总队领导也在。他的警校同学和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总队副参谋长贺向东，正在总队长旁边比比画画。因为隔得远，听不见他们都在说些什么。毕竟是多年的同学和同事，贺向东的眼睛顺利地穿透头套，走近李卫国说了一通地形复杂影响重大小心谨慎之类的淡话。李卫国没大搭理他，这样的话他倒过去说还差不多。就凭他那样的射击成绩，对自己说这个完全算得上班门弄斧。不过人家算是总队领导，代表总队说话，高不高兴都得听。
反正已经有了面具，李卫国也就不再构筑笑容的伪装。如此明目张胆地将贺向东的话当成耳旁风，也算别有风味。贺向东大概也感觉到了对方的冷淡，于是不再打官腔，伸手拍拍老同学的肩膀，说了声保重，又回到领导身边伴驾。
对峙已经持续了将近八小时。按照惯例，两个伏击点呈九十度夹击罪犯，李卫国选择了罪犯可能出现的侧面，将正面留给了杜杰。在此时的光照条件下，这个角度因为逆光而必然导致的虚光很可能要影响射击精确度，因此杜杰颇有些不解。李卫国没有过多跟徒弟解释，只说我会想办法克服的。你自己注意吧。
这个任务的重要主要是从影响上说的。单纯从狙击技术的角度讲，操作并不困难。因为罪犯身上既没有炸药也没有人质，即便不能直接命中要害也不会造成什么直接的损失。当然间接损失难以避免，比如枪王的声誉。凭借多年的经验修正虚光误差，李卫国充满了自信。即便稍有误差，以杜杰的实力，从正面出击应该也能一枪命中。当然，这是一步险棋，弄不好会葬送他这个枪王的一世英名。可只要跟枪沾上边，哪有不冒风险的买卖。
罪犯龟缩在一条自然土沟里面，偶尔露一下身影。李卫国根据经验不断调整自己的体位，然后用瞄准具捕捉罪犯的身影。很显然，他已成惊弓之鸟，知道四面八方都隐藏着不可预测的危险，因此随便放两声冷枪就立即缩起脑袋，暴露的时间很短。尽管如此，对李卫国来说，摸清规律捕捉其运动轨迹已经足够。枪王终究是枪王。
警方的大喇叭一直没有停下。试图用心理攻势予以瓦解，也好干扰他的注意力。这时，此前一直在掩体后面喊话的罪犯妻子突然站了出来，呼天抢地喊出罪犯的名字，吆喝道别开枪了，快投降吧，争取宽大处理！
全场皆惊。因为山上的冷枪一直没有停止。罪犯探出脑袋，看清楚后绝望地叫道，你来干吗？快走快走！照顾好孩子，来世再见！随即又向后缩脑袋。
罪犯向后缩的脑袋在林间的阳光中划出一道虚线。右眼锁定在瞄准具十字刻度线上的李卫国看得格外清楚。也不，事实上是想象得格外清楚。阳光的余辉在瞄准具之外幻化分解成道道五颜六色的彩色光柱，将中间一段运动轨迹完全遮蔽。李卫国下意识地闭闭眼睛，果断地扣动了扳机。
杜杰没有捕捉到开枪的机会。终究还是欠点火候。
后坐力让李卫国的身子向后一退。他强烈地意识到，罪犯已经被击毙。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如果开枪时有些不自信，射击后的身体会下意识地做出某种补偿动作，尽管已经于事无补。这一点，在篮球场旁边稍微用心地观察一下运动员的投篮过程，就会明白。而刚才那一枪射出之后，他的上身岿然未动，只是在正常后坐力的作用下向后退了退。肯定不会有问题。他对此充满了自信。
按照道理，打扫战场料理后事并不是狙击手的职责，一枪之后就可以拍屁股走人。但这一次，李卫国却打破了这个规矩。他慢慢站起身来，双手紧握狙击步枪，用搜索前进的姿势，慢慢接近罪犯藏身的土沟。与此同时，四面八方的警察和武警战士也纷纷离开掩体，向这里汇集。
罪犯果然已经毙命，侧着脑袋瘫倒在地。李卫国走到另一侧，用枪挑开罪犯的身子一看，没错，是个眼对穿，脑浆顺那一侧太阳穴上的窟窿淌了一地。
李卫国关上狙击步枪的保险，提起来转身就走。来到山下，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罪犯的妻子。那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中年妇女的脸，脸颊上的肌肉开始发松，眼角上有不少明显的皱纹，两眼空洞。尘世生活的全部沧桑重压和尴尬，在中间可以一一找到对应的答案。
八
当天晚上，李卫国和往常一样又去了干休所。同样也和往常一样，父子俩依旧相对无言。只是在观察父亲的时候，他心里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父亲用土枪完成了眼对穿，自己则在逆光的条件下实现了眼对穿。即便没有超越，至少也算个平手吧。
对于父亲，李卫国的感情很是复杂。除了长期隔膜造成的怨恨和神秘，也有耻辱不快与敬畏。因为那次离奇的战场事件，已经是副营长的父亲被解除军职遣送回国，以战士身份复员，到工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工人也就工人吧，反正都是过日子，但要命的是，在后来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原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问题突然成了敌我矛盾，父亲被打成了叛徒和特务。这给李卫国他们几个的童年，抹上了可以想见的浓重阴影。如果不曾有过枪王儿子的辉煌还要好些，戴上桂冠之后又被剥夺，继而浇上粪便打入十八层地狱，落差自然要增加很多。因为这个原因，后来连他几年前用弹弓打班主任窗台上的花儿这个陈年老账，也都被赋予了新罪名。
从别人口中李卫国了解到了那次战场事件的大概。一次战役中，父亲全营奉命守卫一个高地，阻击敌人南逃。为了撕开包围圈的口子，美军不得已也采取了人海战术，连续发动团营规模的集团冲锋。当然，每次冲锋之前都有强度非常非常高的炮火准备，炮弹像雨点一般密密麻麻地砸在阵地上，事先修筑起来的工事全被摧毁。他们连续打退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山的坡度越来越小——一方面阵地在轰炸下标高不断降低，另一方面阵地前面尸横遍野，人肉海拔逐渐升高。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美军付出了沉重代价，父亲营里的战士也所剩无几。身为副营长的父亲除了正常职责，本来还有狙击手的兴趣爱好或者惯性，但现在狙击已经毫无意义。最后一个重机枪手牺牲之后，父亲自动担当起了这个职责。重机枪的射击精确度当然不能和狙击步枪相比，但一来父亲的功力还在，二来美军实在茂密，因此击毙的敌人不计其数。用武装部长的话说，完全像在老家割稻子，镰刀一挥倒下一大片。父亲一梭子接一梭子地打呀打呀，枪口下的敌人前仆后继尸骨如山。正在这紧要关头，父亲的重机枪突然哑了下来。刚开始大家以为他也负伤或者牺牲了，但看看却没有。机枪没毛病，子弹也不缺，可他却瞪大眼睛呆在重机枪后面，就是不扣扳机。至于原因，按照李卫国事后从别人那里获得的、父亲向组织交代过无数次的说法，是他实在下不了手。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活生生的人扑腾一下倒地而死，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打。已经负了伤的营长急了眼，抬腿冲他屁股就是一脚。这一脚踢得很重也很疼，但却救了父亲的命。他身子一趔趄，正好右臂中弹。敌人的狙击手本来瞄准在要害部位，假如他原地不动，结果可想而知。就这么一折腾，前沿阵地暂时失守。后来又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夜间收复。
按照父亲的表现，当场执行战场纪律也不算过分。但营长和父亲共事多年，知道他的历史，也没忘记他过去立下的无数战功。在他的力保之下，父亲没有受到更进一步的处罚，只是在随后部队进行的大规模轮换休整过程中，被解除军职，以战士身份复员回国。当然，这一切都被记录在案。
父亲刚开始禁止玩弹弓时，李卫国还小，再说并没有受到这个事件的直接影响，因此对此没什么概念。那时的父亲，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在他心目中隐约还是个传说中的枪王形象。百发百中飞檐走壁，好生威风。而那个离奇的战场事件，在别人口中更大程度上也只是一个笑话或者趣闻，让他如同冬风一般坚硬的形象和缓了许多。后来，父亲头上突然多了一顶沉重的叛徒和特务帽子，而且帽子的重量逐渐向每个家庭成员身上转移，他也就有了自己的态度。当时别的叛徒特务在外面固然也需要交代自己并不存在的罪行，但在家庭成员跟前可以完全推翻这一切，而父亲不。即便在私下的场合里，他也从不否认。这自然只能让人理解成为默认。因此不仅周围的亲戚朋友，就连惟一的儿子李卫国，也认为特务倒不一定，但说他是叛徒毫不冤枉。而细究起来，叛徒和特务哪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因为这个原因，少年李卫国曾经深深地为父亲的行为感到耻辱。
九
有一段时间，李卫国不得不放弃弹弓。当然不是真放弃，主要是不敢在人前玩。父母禁止，周围的小伙伴也不让。叛徒的小崽子，当然没有资格使用武器。应付父母不难，完全可以偷着玩，反正他们不能一直跟着；严格地说，应付小伙伴们也不难，置之不理呗，自己玩自己的。但是不行。必然会引起的冲突即打架他倒不怕，尽管肯定会吃亏；他无法忍受的，还是叛徒小崽子这个镌刻着深深的耻辱的称呼。
但这种环境并没有压制住少年李卫国对弹弓的喜爱，反而大大激发了他苦练准头的热情。当时语文课文里有魏巍的一篇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看了上面对志愿军战士英勇顽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种种描写，他简直抬不起头来。都是同样的人，穿着同样的军装，别人是什么样，父亲又是什么样。就这样，枪王的神话被完全打碎，父亲在他眼里彻底沦落为一个耻辱的记号，他对父亲没有别的，除了很少很少的一点点可怜，只有蔑视。他决心用自己的努力，彻底洗刷这种耻辱，重塑枪王的英雄形象。正好，到高中毕业时有了机会，政治环境慢慢松动下来，父亲也被摘了帽，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报名参军。一旦穿上军装，他就能昂首挺胸扬眉吐气了。但不曾想到了最后关头，父亲突然从中作梗，打乱了他的宏伟计划。当时他的那个恨哪，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他甚至觉得，根本就不应该给父亲摘帽。他不是别的，就是一个战场上的叛徒，被吓破了胆的熊包蛋。
爷俩的冲突在儿子到警校报到前达到了高潮。父亲试图再度阻止，尽管大势已去；他虚弱地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