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新式教养的知识分子。以后多少年我都在想：高兴的时候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或者格拉祖诺夫，气急财坏的时候就“反了，不过了”，这是一个区分东方知识分子和西方知识分子的试金石。
一九七八年秋天是我最背运的日子。
我没有考上大学，那是我一生的耻辱。
许多人都考上了，尤其是我们那个班，几乎有一半的人都进了大学。只有我，仍在大学外边冒充着绅士，而且，还是英国绅士。大院里的孩子和家长都在嘲笑我：像知识分子那样留着卷曲的分头，戴着眼镜（还是平光的），穿得笔挺，身上还有香水味，每天走在路上还夹本书，别人不学习的时候就他学，可是连个大学都没有考上。看来，这孩子的思想太复杂了。脑子里都被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占满了，哪里还装得下真正的知识？
父母对我失望极了。他们出自于清华，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少有的几个清华学生之一。父亲还留过苏，更是我们乌鲁木齐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可是，他们的独生子一点也不愿意为他们争气，打扮得怪模怪样，却考不上大学。即考不上理工科大学，也考不上文科大学。
他们的儿子却想：为什么想上大学还需要考呢？他想上就让他上嘛。又不是想去杀人放火，又不是想偷鸡摸狗，又不是想当四人帮，他不过就是想进一个叫大学的地方学习嘛，为什么考不上就不让上？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一个孩子想上学的权力。
当儿子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时，他们吃惊地看着儿子，深深地感到了种的退化。那是人类生存的危机。文化革命真是把一切都搞乱了。这个孩子应该到医院去看医生。
我真的到医院里去看病，却没有检查出来。就在我从那条通往太平间的小路上经过，要出北门的时候，黄旭升朝我走来，她身上竟然别着一枚校徵！我吃惊不已，没有听说她考上大学呀。黄旭升也看见了我，她笑起来，显得很灿烂。我说不出话来，眼看着太平间里有人进进出出。她说：老是想去找你，老是没有时间。我点头，又看看校徵。她说：要把失去的时间都补回来。我说：你是什么时候考上大学的？她说：第一批呀。我说：你的病好了？她说：你才有病呢。
这时，她母亲从后边赶上来，看见我，脸上立即充满警惕，说：快走，要迟到了。
黄旭升竟然没有跟我多说什么，就朝医院走了。
我说：我能给你写信吗？
她说：用英语写吧，我正好练练自己的英语水平。
天山仍然陪伴着我，博格达峰像我的影子一样，我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了苍穹这个词，它是蓝得让你眼前阵阵发灰的天空。我渴望去北京上海，却没有考上大学，我知道自己此生只能永远呆在乌鲁木齐。我的委屈在哪里？他们说得真对：别人不学的时候就我学。
我眼谁学？
王亚军。
孤独的时候总想念王亚军。他那时被关在监狱里边已经一年多了，我从来没有去看过他。是因为路途遥远，还是因为我们之间隔着沙漠？我曾经在地图上仔细地看过他劳改的地方，当时就吃了一惊，在我们之间有两大世界著名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土尔班通古特沙漠。
王亚军是不是被晒干了？成了南疆的一块木乃伊？
母亲有些老了，原来是细密的绉纹在眼角，现在却已经是像榆树皮一样粗的纹路爬在了她的脸上。但是，她仍是那么有风度，她可以在阳光下自由的呼吸。她的出身，她的学历，她从清华出来的身份，特别是她是爸爸的妻子，都使她有种春风得意的感觉。
早晨，当阳光照在停车场的时候，老是看着她穿着紧身的衣服，手里拿着一个安全帽，她作为技术处的处长，要随总局的领导们下基层去检查工地。
车就停在那个地方，司机的态度良好，他们对她很客气，就像是对待宋美玲一样，因为一个有风度的女人站在你的身边，她是有地位的。
她的风度很好，没有人能像她这样，温和，大度，落落大方，她的个子挺高身材挺拔，像是一个经历过风雨又重新走到了阳光下的白杨。
她现在真的不再怕别人说她是技术权威了。
父亲是技术权威，而现在连她也是技术权威。
母亲怎么会是技术权威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她最重要的设计是那个乌鲁木齐人直到现在都还记得的防空洞，它是地标性建筑，也差一点成了我的坟墓。
可是，母亲就是技术权威。
她与父亲有时拿出留声机，听一会儿格拉祖诺夫，她们总是把声音开得很大，让小提声从窗户飘出去，充满院落。全乌鲁木齐的人在那时都听见了这种乐曲。因为这种乐曲，她们就更像是知识分子，他们在众人眼里，就更加神秘。
刘承宗，秦萱琪夫妇真是神秘，他们和一般的人就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是一个周末，爸爸去了美国据说还要去欧洲。他临走时兴奋而神秘地说：乌鲁木齐将有大工程。
母亲独自在屋里浇花，她是爱花的人，这可能来源于她出生的那个宅院。她曾对我说，家里有好多的花呀，她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是与花在一起的。有许多年了，她不得不与花分开，这让她无比委屈。母亲说到这些时，声音略有些哽咽。
门就是那时被敲响的，母亲朝门那儿看了一眼，继续浇花。
我把门打开后，站在面前的人让我有些惊讶：校长。
校长站在门口，脸上充满谦逊的笑容，在肘臂里夹着一个报纸包。他穿得有些破烂，不太干净，全然不像是七十年代中期时的样子。
他看出是我，脸上也是一楞。最少有两年没有见面了，说是他被送到艾丁湖农场劳动了，他是三种人，是范主任的走狗，而且他们两个作为清华的校友，曾经联名给江青写过信，所有这一切最后都被揭发出来。
他说：我找你妈。
我让他进来了。
他径直朝母亲的卧室走去。
正浇花的母亲看见他后，像是受了惊的鸡一样，浑身都颤动了一下。
校长看着母亲，脸上充满深情，他说：我就要到南疆去了，要去巴楚，去修小海子水库，说着他把那个纸包递给母亲，说：这是我多年来写的日记，从清华时就开始了，你知道的，里边还有你。这是我最贵重的东西了，我没有别的亲人，只好留给你了。
母亲斜眼看见了站在后边的我，说：刘爱，把门关上。
我只好关上了门。但我贴着门仍然听着。
母亲说：你不应该上我这儿来，这东西我也不要。
校长说：我可能坚持不了几天了，南疆太苦，我可能活不长了，希望你帮我保留。
母亲沉默。
校长又说：能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
母亲沉默。
校长说：刘爱是不是我的？
我在门外听见这话，脑袋里轰的一声。
母亲说：不是。
校长说：可是，别人都说……
母亲说：我是一个女人，我最清楚。
校长：我希望你一生中就这一次不要撒谎。
母亲说：我这一辈子从来不撒谎。
校长说：永别了。
突然，门开了，校长从里边缓缓地走出来，母亲并没有送他。他独自走到门口，开开门，我有些不由自主地跟着他到了门口，要关门时，校长回头朝我一看，我发现他的眼眼里饱含着泪水。
校长走了，母亲仍在浇花。
以后，我曾经悄悄地偷看过校长的日记，里边充满激情还有艳丽的词语，显示了一个男人深情的话语权，所有那些呵护都是为了母亲。他说，他一生只爱过一个女人，就是母亲。而且，我发现他也喜欢用与范主任一样的诗句：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我被他言词的高贵所打动，并恍然大悟：难怪他们能给江青写出那么有文采的信，他们是一路货。都曾经是充满才情的青年。可是，在今天的政治压力下，他们还能坚持得住吗？
果然，校长自杀了，那是在三天后，在锅炉房的后边，就是我和王亚军偷看阿吉泰的地方。校长穿着鲜亮的黄军裤和充满太阳味道的白衬衣。他身上除了有五斤全新的乌鲁木齐地方粮票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这永远是一个迷，已经到了一九七八年了，他临死时装上一张粮票干什么？
知道校长死的那天，我看出了母亲眼底的悲哀，那时灯光正照在她和她的毛衣上，我问她：我跟校长有关系吗？
母亲摇头，问我：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我说：从小就听别人在后边议论。黄旭升也说过。
母亲说：他们说话不负责任。
我没有继续追问下去，时隔多年之后，不放心的我在有了DNA技术之后，仍然去作了亲子鉴定，我与父亲刘承宗的DNA基本一样。看来，母亲这次真的没有撒谎。
这次没有撒谎，就意识着她一辈子从来不撒谎。
3
父亲并不显老，他经常对别人说，你看你看，我连一根白头发都没有。
在他被母亲反复清理过的头上果然没有白发，别人就都会叫起来，说：刘总真是的，一根白头发都没有。
天翻地覆，什么叫天翻地覆？就是别人对你说话的态度有一个根本的转变。父亲当然知道这些，他对科学大会之后的日子充满感激，当听到郭沫若文章里引用了白居易的词时，父亲热泪盈眶，当着我的面，与母亲就在家里拥抱起来，一点也不嫌肉麻，充分表达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热烈。他不会忘了自己站在架子上画毛主席像的日子，更不会忘了别人打他的那一巴掌。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要把失去的时光找回来，而且让我惊讶的是，他也非常喜欢唱那首“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看着爸爸乌黑的头，我半含着恐惧和悲哀探索着想：再过二十年，他会在哪儿，跟谁相会？
爸爸说的大工程是民族大剧院。当他从欧洲回来之后，深深地被那儿的古典意味所迷惑，在阿姆斯特丹，在巴黎，在海德堡父亲拍了很多照片。蝙蝠衫开始在女人身上流行，乌鲁木齐人渴望现代化，而且是四个现代化，可是爸爸却沉缅于古典。他反复地抚摸着自己带回来的那些照片，说：我瞧不起新巴黎，可是我敬重老巴黎。就好比我瞧不起新北京，而我敬重老北京一样。而乌鲁木齐谈不上新，也谈不上旧，我在五十年代设定的风格基本上保住了。
他那番话是对我和妈妈说的。
那是爸爸妈妈最幸福的时光，他们翻身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到处都需要他们，他们喜欢对别人说：知识分子别无所求，唯一渴望的就是报效祖国。
爸爸曾经设计了民族剧场，现在他又要设计民族大剧院。
在那些日子里，他经常徘徊于南门的民族剧场四周，没有人比爸爸更善于自我欣赏了。他自信乌鲁木齐会按照民族剧场的风格发展，穹顶，塔尖，理石柱，雕刻，各民族的语言，以及像巴黎老城那样淡黄色的调子……所有这些东西混合起来，就会与中国的任何城市不一样，也会与世界上任何城市不一样。
爸爸妈妈晚上经常一起散步，还喜欢拉上我。我总是沉默着，而亢奋的他们却有说不完的话。突然，爸爸止住了自己的话语，他朝前方看去：那是范主任。范主任竟然坐在轮椅上。他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戴着白色的眼镜正朝爸爸看。在校长自杀的那会儿，范主任也曾跳过楼，可是他没有死。
爸爸缓缓的脚步朝他走去。
范主任看爸爸走过来，脸上并没有慌乱。他熟练地驾驭着残疾车，与爸爸面对面。
爸爸看着他不说话。
他也看着爸爸不说话。
我们一家从他身边走过，而范主任停在原地，转过车身，继续看着我们。
父亲说：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说：他从四楼上跳下来，竟然没有摔死，生命力真强。
母亲不高兴了：什么叫生命力？怪不得考不上大学，连贬意词和褒意词都分不清。
父亲说：我在那么黑暗的时候就说过，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
我说：这诗范主任也对阿吉泰背过。
爸爸妈妈倏地变得不高兴了，他们都在刹那间充分地意识到了自己儿子的愚蠢。
父亲用了三个多月，拿出了他的设计方案。在那三个月里，他像是音乐家沉浸在作曲的状态中一样。父亲刚拿出了自己的方案时，显得有些骄傲或者说有些得意。于是他就像是前些年能突然穿上军装时那样，举止上变得有些轻浮，他走路的姿势又开始像跳高一样。
父亲的背运并不是来自于他的举止，而是来自于人们观念的变化。上级在审察了他的方案后对他说：错了，全错了，乌鲁木齐需要的不是一个旧式的古堡，而是一个现代的大剧院。
父亲的方案被彻底否定了。领导的意思非常明确：重新拿出一个现代的方案。
父亲不同意，他固执地认为：乌鲁木齐需要一个整体的风格。这需要历史的延续。
领导批评他，说：乌鲁木齐不过是一个小镇，有什么历史？你那个风格不过是苏联的那套，大白天楼里都是黑的，外观上又笨，还又费材料。
父亲像是又挨了一巴掌，那次是人们非要给毛主席的头上加一只耳朵，这次是要给天山下的乌鲁木齐加一点现代化。
父亲从那天回到家之后，变得沉默了。他一直也没有按照领导的意思重新设计，而是想要通过适当的修改来达到某种妥协。他跟妈妈说话也很少，因为她这次不像上次，一边为他抚摸着伤口，一边表达着跟他同样的观点。
妻子这次从内部又深深地扎了丈夫一刀，她的观点与大家完全一样：乌鲁木齐要走向现代。这应该是全体乌鲁木齐知识分子的渴望，他们盼望新观念盼得太久了。她不断地在父亲沉默时，把自己的观点表达给丈夫听。
父亲不说话，总是一个人摆弄着那个旧唱机，听着格拉祖诺夫老掉了牙的旧唱片。小提琴上似乎落满了灰尘，音乐充满房间，却有了一种秋天的味道。
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