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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生说，“不用麻烦你了，我在公司干不好，当初在刘思昌欧亚公司干了不到一年就砸了好几笔生意。”于文英说，“大昌是个快件公司，没多大业务，主要也就是送货上门，跟刘思昌不一样。”陈道生问，“要是这样，我倒可以去干一段日子，大昌公司你能做得了主吗？”
于文英很轻松地说，“没问题！那是我男朋友开的公司。”
陈道生全身上下像是被电麻了一下，肌肉绷直了，脚步也就抬不起来，鞋子被固定在路面上，咬得死死的，这种反应很短暂也很隐蔽，不轻易能看出来，陈道生迅速稳定住自己的心脏，站在原地“噢——”了一声，表示知道了，若无其事的样子。
于文英像是在跟叔叔汇报工作一样地说，“这两年，我都被缠死了，三圣街的人，还有一些亲戚同学朋友都给我介绍男人，我都推了，可这一次是我表姐赵文丽介绍的，她帮过我们，欠她人情，也就跟王大昌见面了，人很勤劳，能吃苦，三十八岁的时候被老婆蹬掉了，开了间小公司，赚不了多少钱，日子倒也是能过的。”陈道生问，“你男朋友多大了？”于文英说，“四十七，比我大十三岁。”陈道生说，“也好，毕竟有一家公司，不像我，连一间小店都开不好。”这话听起来有点酸，话音没落陈道生就后悔了，于文英只能按照陈道生的字面意义上往下说，“也不是开不好店，要是你愿意卖假名牌，不早就发了，一开始，我也觉得真的肯定能打败假的，可眼下的世道，假的肯定能打败真的。”陈道生说，“现在哪有什么真假，挣不到钱的男人就是一个假男人，钱家珍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你男朋友能开得了公司，说明人家有硬道理，所以就能找女人了，像我这样的，没钱没发展没硬道理的人，也就只好打光棍了。可我饿死累死不会干缺德事的，假货挣的钱花着能安心吗？”陈道生这话听起来像是在说气话，他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于文英接着他的表面意思继续说，“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五年十年以后，有钱的肯定是你，你手里攥着的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大昌公司租住在沿河路一幢两层小楼里，办公室一间，库房两间，这种格局使得办公室更像是仓库保管室，里面只有一部灰蒙蒙的电话和两张样式陈旧的桌子，椅子的腿不牢固，陈道生坐上去的时候摇晃得很厉害，四十多岁的王大昌看上去像五十多岁，推一个寸头，衣着朴素而呆板，标准的下岗工人形象，他对坐在摇摇晃晃椅子上的陈道生说，“说是公司，其实也就是中转货站，接货送货，很简单，卖苦力的，所以也就委屈你了，一个月开你五百块钱，不嫌少吧？”陈道生说，“不少，不少。”
陈道生的秋天按部就班，他谨慎地蹬着三轮车，甚至害怕轧死路上无辜的蚂蚁，这种神经过敏在季节进入冬天的时候就渐渐地消失了，或者是麻木了，天太冷，他蹬车的速度快了起来，这一天他骑着三轮车送一箱从广东发过来的货到临河小区87幢502室，箱子是木头做的，钉得很死，外包装上写着“电子元件”，因三轮车不许在城内跑，陈道生要专门拣小巷钻，他像个游击队员多绕了四公里路才赶到临河小区，扛着很重的木箱爬到五楼时，陈道生已是满头大汗，敲开502的门，门缝里出现了陈道生很熟悉的半边脸，好像见过的，等到门完全打开的时候，这张脸像一道闪电一样击中了陈道生，是钱家珍。
钱家珍看着一脸汗水的陈道生，一惊，随后她用嘴指挥着陈道生进屋的走向，“进来吧！放到里屋的铁柜子下面！”陈道生搬着箱子走进了设施简陋的两室一厅，房间里的一个大彩电上一些漂亮的女孩子正在比赛唱歌，凌乱的席梦思床上胡乱地摊着花被子，床头柜上一堆瓜子壳注解着钱家珍在这屋里的生活情景，放下箱子，陈道生抹着一头变冷的汗，“这是你的新家？”衣着显然已经变得邋遢的钱家珍很不满陈道生的口气，“这是我的办公室，你要不是来送重要文件，是不能进来的。”陈道生说，“木箱子里面不是电子元件吗？”钱家珍说，“不要多问好不好？”
陈道生不问了，他的目光停留在墙上一幅放大了的彩色照片上，照片上的钱家珍穿一件夸张的红色羽绒服，依偎在一个显然比陈道生更有风度的男人怀里，男人看上去比陈道生年轻，但眼角的皱纹暴露了他骨骼的老化与脆弱，陈道生并没有什么激动，只是对钱家珍说，“小莉减了一年半刑，她在信里要我告诉你，让你不要跟我吵架了，有空去服装店帮忙，提前释放后她就去店里干活，哪儿也不去了。我没说店关门，也没说离婚，被骗三十万更不能说了。”钱家珍听着听着就流下了眼泪，她伤心地说，“你要是像个男人，我又哪会跟你吵架，哪会走到这一步。”陈道生没有了刺痛，也没有了恼怒，但他有一股犟劲，“我没有钱，没有势，我什么都不是，但我是一个男人，没有哪家条文规定，有钱有势的才是男人。”钱家珍止住了哭，她被陈道生的话噎住了，一时不知说什么，陈道生指着墙上的男人说，“如果这个大款真能让你后半辈子过上舒心的日子，我也就放心了。”
钱家珍向陈道生要了女儿的地址，她说要给女儿寄钱去，陈道生说，“小莉没出来前，不能把被骗三十万，还有离婚、服装店关门的事告诉她，地址也别要了，每次信里我都说你惦记着她呢，算我求你了，好不好？”钱家珍点了点头，然后又问钱还了多少了，陈道生说，“你还能记得这件事，我就心满意足了，总共还了两万七千多块钱，反正这三年来，我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没抽过一包好烟，两毛八一包烟，每天只抽半包，能省的钱都省下来还债了，你就安心过你的日子，我闯下的祸，我认了。”钱家珍不吱声，她坐在光线明亮布局混乱的房间里发愣。
陈道生临走时说，“你能不能把电话号码告诉我，要是厂里发买断的钱，我好通知你去拿。”钱家珍摇摇头说，“不行，我们办公室的电话是保密的。”
此后，凡是有临水小N87幢502室的货，陈道生总是自告奋勇地去送，每次去送货都是钱家珍接收，他一次都没看到过那个大人物，陈道生第三次去送货的时候对钱家珍说，“你要是有什么苦处不好说的话，我代你去报案。”钱家珍把脸一沉，“你是我什么人呀？瞎操心！”陈道生也不生气，他在屋里转了几个来回，说，“我总感到这屋里气味不对，我是怕你被骗了。”钱家珍跳起来说，“你才是骗子，我被你骗了二十年。”陈道生一听这话，没接话，很没趣地走了。
陈道生是第五次送货上门时被警方抓获的。
他扛着一箱子货爬到五楼很辛苦，他本来想进屋后问一问钱家珍，电子元件怎么这么重呢，累得他每次气都不够用。他敲门的时候，先是没反应，然后他就在屋外喊，“钱家珍，钱家珍，开门！”这一次门开了，他搬着箱子一进屋，只感到腿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人已经被按到了地上，地上有一些瓜子壳和香烟头，他听到头后面有人喊，“铐上，铐上！”
审讯室大同小异，而且陈道生已经不止来过一次了，所以他很镇定地面对着神色激动的警察，警察问他跟货主什么关系，陈道生说以前是夫妻关系，三年前离婚了，警察很兴奋，他们的兴奋使得语言和动作都凶狠了起来，先是拍响了桌子，然后又让他老实交代，陈道生说他是大昌公司送货的，货是广东发来的，就这么简单，他站起身想走，可手上戴上了手铐，于是陈道生就对警察说，“把铐子打开吧，你们抓错人了。”那位肩膀上星比较多的警察不理他，他对身边的警察说，“快去，立即把大昌公司的老板抓起来！”
抓捕王大昌的警察回来了，说王大昌弟弟在广东建筑工地打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了，他去广东处理弟弟的后事了，警察赶去的时候，他刚上飞机走了。“货恰好也是从广东发过来的，对吧？这是一条狐狸！”那位肩膀上星比较多的警察说。
主要嫌疑人郭文达和钱家珍在警察进屋前就已经逃走，供货的王大昌又去了广东，这个链条一断，陈道生就成了这个案件中至关重要的嫌犯。交锋了一晚上后，陈道生已经讲明白了自己的问题，他也明白了自己送的货原来是假币，警察告诉他，经他手送的假币就有三千二百万，陈道生听得头皮都炸了，三千二百万要买多少脑袋呀，钱家珍呀钱家珍，你怎么能干这种不要脑袋的买卖呢？他眼前猩红的灯光像是枪毙钱家珍喷射出的鲜血，湿漉漉的，心里的恐惧一阵阵地袭来。
王大昌是在广东弟弟的火化炉前被抓获，押解回双河后，审讯了三天，讲的情况与陈道生一样，大昌公司不过是全国联网的一家快件公司在双河的一个中转站，收货送货赚一点手续费，从外地发过来的货是无权开箱检查的。陈道生和王大昌当然是无罪的，他们是一同被放出来的，警察在送他们走出院子的时候，安慰性地说了一句，“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当然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走在大街上清冷的阳光下，陈道生忍不住说了一句，“他们冤枉了我六天。”王大昌说，“六天算什么，有的冤案冤几十年呢，屈死在牢里的大有人在。不要泄气，回公司我请你喝酒，往后好好干，年底效益好，我给你加一百块钱工资。”陈道生说，“我不干了！”
陈道生在大昌公司干了三个月辞职了。
于文英没敢去76号大院找陈道生，那里人多嘴杂，她知道陈道生晚上会去秦大爷的杂货铺买烟，终于在第六天，她与买烟的陈道生似乎是不期而遇了。
站在漏风的巷子里，暗黄的灯光的阴影后面，于文英说，“那么倒霉，又被公安抓了一回，都是王大昌惹的。”陈道生说，“谁送谁都倒霉，与王大昌无关，倒霉的是把货送给了钱家珍，而且是假币。”于文英好事没办好，心里愧疚，不过今天她找陈道生是说另外一件事，“乇大昌要我辞了二院食堂的活，去他公司当会计，你说去不去呢？”陈道生不假思索地说，“帮着你男人做事是应该的。”看不见站在黑暗中的于文英是怎样的表情，但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失望，这显然不是她要的答案，“王大昌能吃苦，不坏，会挣钱，既然你都把他当作我男人了，那我也就认了，年底我就跟他结婚！”
陈道生站在离于文英不到一尺远的地方，他听到了于文英急促的呼吸。在经历短暂的沉默后，情绪混乱的陈道生说了一句驴唇不对马嘴的话，“我是你叔叔辈的，能看到你过上好日子，心里也就踏实了。”于文英终于撕掉了由来已久的温柔，气急败坏地说，“你不就跟我爸当年一个车间的，谁规定你就是我叔叔了？你比王大昌还小一岁呢，我是你嫂子！”
于文英拔腿就跑，陈道生呆若木鸡地站在黑暗中，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嘴和舌头完全是多余的，说出的话全都像癌细胞一样。
于文英是在腊月二十六跟王大昌结婚的，她邀请了当年一个车间的同事参加了婚礼，没邀请陈道生，陈道生是自己去的，也出了五十块钱礼份子，婚礼在高正山的粤风海鲜楼举行，人很多，也很隆重，穿着一身洁白婚纱的于文英从“奥迪”轿车里走下来挽着西装革履的王大昌的袖子，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走进酒楼的大厅，大厅里音乐声四起，《婚礼进行曲》像水一样漫过人们的头顶，人们也就像水里的鱼一样鲜活，掌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陈道生看着这情景，心里无比别扭，起初他以为自己只是参加了晚辈的婚礼，可真正站在这个现场，他才感到自己就像一头猪自动走进了屠宰厂，完全是一种自寻死路的选择，他有一种被切割的痛楚。然而他又必须以正常的心态面对这一事实，所以当王大昌和于文英来跟陈道生敬酒时，陈道生就很高兴地端起酒杯跟他们碰了杯，王大昌说，“真想不到你还能来，让你受委屈了。”于文英接上来说，“没什么，只要不是一个人受委屈就不算受委屈。”陈道生说，“就像知人知面不知心一样，哪知道箱子里装的是假币呢，又不能打开箱子验个究竟，就只好自认倒霉了。”新郎官王大昌显然没情绪在婚礼上继续讨论这件事，于是就打了个哈哈，“总之你是受了大委屈，有对不住你的地方，还望多多包涵！”说着就拉着于文英去另一桌敬酒去了。
这一天晚上，陈道生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摸到了口袋里有两袋喜糖，还摸出了礼份子的五十块钱，这钱是谁塞进来的呢，他记不起来了。
冬天的城市也像喝醉酒了一样，大街上到处是摇摇欲坠的行人和自行车，所有的姿势都很脆弱而危险。
第五章 回家。一生只记住了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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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已是一九九九年了，全世界的人都在忙着跨世纪，忙着自以为是地对一个世纪进行总结，好像过去的一个世纪就像他们家里过去的一天，三下五除二地一概括，一个世纪的重量和分量就称出来了。
太阳每天都是旧的，风也是旧的，只是多了一些烟尘和汽车尾气；只有人是新的，脸上可涂的脂粉和化妆品越来越多，割双眼皮，隆胸，丰乳肥臀，整容术改变了许多人的面孔，而漫天飞舞的柳絮和钞票改变了人们的内心，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怀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