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广东大水，他便写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论水灾即系共产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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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现象》，一篇题为 《论水灾为实行共产之机会》。刘师培称：水灾一来，
田地也没了，房产也没了，金银珠宝也没了，大家只能一起相率逃难，其结
果必然是，到处被逐，叩头哀求而难得一饱。于是，他号召饥民起来“革命”。
文章说：
这种做饥民的，既然到这个地步，一定是要起来革命了，但革命的方法，一定是要依共产
无政府的方法的。到一处杀一处的官，并把那钱粮仓库取出来，大家使用，这就是反抗政府了。
遇着有钱的人家，或是开当典、开大店，窃藏粮食不肯出卖的，都把他抢空，大家用着度命，
这就是反抗财主了。
至此，文章进一步点拨说：
我现在奉告饥民的话，就是教他杀官、抢富户。这两件事做到尽头，就可以做成共产无政
府了。
你看，何等便捷！何等快当！中国古代有所谓立地成佛法，说的是一个人只
要念头一变，就可以立即进入佛家的最高境界；到了刘师培这里，又找到了
立地建成“共产主义”的窍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喜欢追求的“速成”法，
盖亦古已有之。
据刘师培叙述，这种“水灾共产主义”的境界是：“大家一起盖茅蓬”，
“要饭也要大家一起要”，“得了银钱，也要大家一起用。得了粮食，也要
大家一起煮，一起吃。”可见，是一种“贫穷共产主义”。建成这种“共产
主义”快则快矣，当然谁也不想领教。它对人们有什么吸引力呢？我想不会
有。
刘师培的“水灾共产主义”提出于本世纪初，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视作一
种笑谈。但是，它在思想史上留下的教训却是深刻的。在近代中国，无视生
产力的发展状况，以为在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只要变革生产关
系和分配关系，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想法，并不是个别的。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人们吃了不少苦头之后才认识到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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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不应管得太多
——辛亥前后社会主义论战中提出的一个问题
早在20世纪初年，社会主义思潮即传入中国。当时，孙中山和同盟会的
一部分会员向往社会主义，主张将中国建成“社会国家”。但是，梁启超等
人则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为此双方展开过激烈争辩。它是近代中
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论战。
在这一论战中，梁启超等人有许多错误观点，但是，也有若干相当警辟
的思想，例如 1906年，他在《杂答某报》一文中说：
既行社会革命，建设社会的国家，则必以国家为一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
性质，则取全国人民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
梁启超所说的情况，使我们想起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想起了改革开放前
的中国社会主义，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那时，不是想把什么都管起来吗？
衣惟列宁装、毛式中山装；食惟食堂，粮油菜肉，或统购统销，或凭票供应；
住惟福利分房；至于职业，国家统一分配，哪有人才市场、自主择业可言！
梁启超反对国家管得过多，他说：“此等政府，果适于存在否乎？足以
任此之人才有之乎？有之，能保其无滥用职权专制以为民病乎？能之，而可
以持久而无弊乎？”
梁启超毕竟有他的高明之处，他想得很深入。国家管得过多，必然管不
好，也管不了。以食为例，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是管起来了，但是，只能
啃窝头，吃红薯，最后，窝头、红薯也管不起了，只好供应稀粥——可以照
见人影的“稀粥”；又后来，连“稀粥”也供应不起，只好什么也不供应。
以住为例，国家实行福利分房，结果，无房户、缺房户越来越多。
按照旧的社会主义概念，国家不仅全面管生产，而且要全面管分配。对
此，金天羽于1912年在《社会主义之商榷》一文中责问说：
然而所谓分配之者，顾谁为分配乎？非小己之享特权者乎？国家之权干涉将无限域而至于
筐箧，试问专制君主曾有是乎？
上引梁启超文提出，国家管得太多、太死，就会发生“滥用职权，专制以为
民病”的情况，而金天羽则进一步提出，如果国家的权力没有“限域”，那
末，这种“专制”就可能超越封建君主制。
梁启超、金天羽反对社会主义，自无足取，但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
不应管得太多，否则，将易于滋生专制主义，却又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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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
孙中山的伟大思想遗产
孙中山一生留下了许多伟大的思想遗产，“振兴中华”是其中之一，“天
下为公”也是其中之一。
孙中山一生曾多次题写过“天下为公”。根据现在可以见到的资料，第
一次是在1912年7月，为上海《天铎报》题词。以后，题写的次数逐渐增多。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21年5月1日为《新青年》劳动号，1923年1月，为
蒋介石。1993年11月，笔者访问韩国，发现孙中山还曾为朝鲜人创办的《东
亚日报》题写过这几个字。
孙中山在其著作和演讲中，也曾多次引用过“天下为公”。他认为人类
进化的最高目标就是实现“天下为公”，变现在的“痛苦世界”为“极乐的
天堂”。他相信，近代文明进步的速度一天比一天加快，“以此递推，太平
世界当在不远”。 （《建国方略》）
如所周知，“天下为公”是《礼记·礼运》篇中的一句话，它表达了秦
汉之际人们的一种社会理想。这个理想社会的主要特征为：1。贤能政治 （选
贤与能）；2。诚实与和睦的人际关系（讲信修睦）。3。博爱（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4。安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
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5。财富公有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
己）。6。奉献精神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7。和平与稳定 （是故
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礼运》篇把这一理想社
会定名为“大同”。
孙中山在设计他的理想社会时显然受过《礼运》篇的影响，但是，他在
利用“天下为公”这一思想资料时，又注进了崭新的内容。
一、它表达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1924年，在《民权主义》演讲中，
孙中山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同年，在广州农民联欢会上又说：
“帝国时代只有一个人做皇帝，到民国时代这四万万人都是皇帝，这就叫做
以民为主，这就是实行民权。这些事实，中国几千年来虽然没有见过，但是
老早就有了这种理想。譬如孔子说 ‘天下为公。’又有人说：‘天下者，是
天下人之天下也。’就是这种道理。”孙中山早期接受过儒家的“民本”思
想。早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提出：“国以民为本”。1912年1月，在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孙中山又声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但是，
孙中山的民本思想又和儒家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儒家思想里，国家的主
人是皇帝。民只是国家的基础；而在孙中山思想里，民既是国家的基础，更
是国家的主人。孙中山反对大权独揽于一人或少数人，多次说明：中华民国
是人民之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四万万人民就是当今的皇帝，国中的百官，
上而总统，下而巡差，都是人民的“公仆”；“总统”、“总长”一类人和
“赶汽车的车夫”、“看门的巡捕”、“弄饭的厨子”、“诊病的医生”等
人的身分并无不同。 （《民权主义》）他说：“民国如公司，国民如股东，
官吏如公司之办事者，故总统、官吏皆国民之公仆也。” （《在广东旅桂同
乡会欢迎会的演说》）这样，历史就真正颠倒了过来，原来最尊贵、最威严
的统治者成了低下的仆人，头上的神圣光环一下子被剥夺精光。《礼运》篇
曾经把建筑在家族血缘关系上的“正君臣”、“笃父子”的“天下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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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看作是“小康”。孙中山对此断然持否定态度。他说：“民国是和帝国
不同的：帝国是由皇帝一个人专制，民国是由全国的人民作主；帝国是家天
下，民国是公天下。” （《在广州商团和警察联欢会的演说》）孙中山尖锐
地批判封建主义政治制度，认为其弊病是“君主总揽大权，把国家和人民做
他一个人的私产，供他一个人的快乐，人民受苦他总不理会。” （《民权主
义》），同时，孙中山也激烈地批判欧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认为其弊病是
大资本家掌握实权，老百姓并无真正的参政机会。因此，他反对学步欧美的
后尘，主张建立驾乎欧美之上的“全民政治”（《民权主义》）。所谓“全
民政治”，据孙中山解释，就是“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同上）。孙中山
一生的伟大努力之一是想建立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二、它表达了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孙中山追求一种以“养民”为
目的，“人人发财”，人人富裕，家给人足的公平社会。（《党义战胜与党
员奋斗》）1923年，在与犬养毅书中，孙中山说：“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
子之所谓大同也。”接着，孙中山全文引用了《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以下一整段话，说明俄国的“苏维埃主义”不过如此，用不着害
怕。孙中山对俄国“苏维埃主义”并不十分了解，把“苏维埃主义”等同于
《礼运》篇中的“大同”社会并不正确。这段话的价值在于它表达了孙中山
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孙中山在欧美作过长期考察，不赞成在中国照欧美模式
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主张在中国建立民生主义社会。他说：“民生主义和
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以养民
为目的。”按照孙中山的解释，“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同义语。孙
中山一生的伟大努力之二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安乐国”。（《在山西同
盟会欢迎会的演说》）
三、它表达了孙中山的国际关系理想。孙中山拥护国际和平，反对国与
国之间的战争。早在 1913年，孙中山就表示：“（现在）国与国之间，不
能无争。道德家必愿世界大同，永无战争之一日。我辈亦须存此心理，感受
此学说。将来世界上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一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
最伟大之思想。”（《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主张人类互助，
国际互助。在《建国方略》中，他说：“夫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
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者也。”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与
人，国与国之间就充满着矛盾和争斗，其尖锐化的结果就是战争。消灭战争，
实现人类互助，这是一个美好而伟大的理想。
四、它表达了孙中山的崇高道德理想。孙中山反对损人利己、自私自利，
提倡利人，提倡“公共心”。据孙中山分析：“重于利己”的人，常常不惜
害人，专用自己的聪明才力去夺取别人的利益，从而产生“专制阶级”和“政
治上之不平等”；而“重于利人”的人，则专用自己的聪明才力去“谋他人
的幸福”，虽牺牲自己亦“乐而为之”。孙中山赞美后一种人，他说：“夫
物质文明之标的，非私人之利益，乃公共之利益。”（《实业计划》）又说：
“吾人今日由旧国家变为新国家，当铲除旧思想，发达新思想。新思想者何？
即公共心。”因此，他主张“为人民谋幸福”、“为大多数人谋幸福”（《在
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认为“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
的。”（《民权主义》）
五、它表达了孙中山的用人标准。他说：“人各有短长，但当绳之以大
公，感之以至诚。”（《就陈炯明叛变事件致海外同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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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既和《礼运》篇有关系，但又并不相
同。孙中山利用了《礼运》篇的传统思想资料，而根据时代特点和时代需要
赋予了它以新内容。它已经大大丰富并发展了。
人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因此，不能没有个人利益 （即所谓私），但
是，人类社会又是以群体的形式向前发展的，离开了群体，离开了社会，个
人并不能单独发展，因此，又必须有集体利益 （即所谓公）。个人利益和集
体利益，私与公，是矛盾的统一体。只考虑个人利益，一切从私出发，结果
是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成为社会各种罪恶的思想根源。同样，将某个小集
团，某个政治、经济派别，某个阶级的私利乔装打扮，说成是公，要求人们
牺牲自己合理的个人利益，这种“公”，是狭隘的，虚伪的，也是社会各种
罪恶的思想根源之一。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既和以个人为中心的“利
己主义”人生观相对立，也和以“公”字面目出现的以小集团为中心的利己
主义相对立。它以人民利益和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为基础，因而是“大公”，
真正的“公”。循此以进，世界必将日臻美好，每个人的合理利益也必将得
到满足和尊重。
联合国曾将《礼记》的有关段落镌刻在总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