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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小美。小美家的出身最低，雇农，还是村里唯一的一户，因此小美一开始就被工作队当成干部苗子来培养了。工作队看人、做事，绝对要把出身排在第一，这在当时就像一条真理一样。胖琴和兰英也不错，出身贫农，工作队也吸收她们进了新成立的贫协小组。只有我和大明子，出身中农和上中农，什么也轮不到我们。这倒也没什么，问题是她们变得忙起来，一天到晚地开会，连面儿都很少见着了。这真叫人不习惯，怎么忽然间生活就变了呢？不仅我们，村里许多人都在变，原来的村干部，个个都变成了四不清干部，天天被圈在一起反省、检查、过关。原来的村支书，被查出是漏划富农，转眼就变成了混进党内的富农分子。漏划的地主、富农很有一些，后来，连蓝婶子都被划进去了，变成了漏划的地主婆。她家住的那几个工作队员，也从她家搬出去了。不过像小美一样变化的也不少，比如刘志武，有一天开全村大会，工作队让新上任的村支书上台讲话，上来的竟是刘志武！这个爱发脾气的婆婆妈妈的宣传队长，这个曾让我们战败的小男人，当村支书，哪儿跟哪儿的事啊？那天上台的还有小美，小美是作为支部的宣传委员来讲话的，她手里拿了张纸，只念了两句就丢开纸自个儿讲起来了。我和大明子坐在台下，就像做梦一样。我说，她是认不全纸上的字吧？大明子却反问我，她什么时候入的党？我说，你不知道，我就更不知道了。这时，胖琴和兰英也坐在了我们身边，工作队分派她们维持会场秩序，维持了一会儿，她们觉得挺没劲的，就找我们来了。我问胖琴和兰英，小美什么时候入的党？她们也都说不知道，胖琴说，往后她倒成我们的上级了，早知这样，贫协的事倒不如不管了。大明子跟她们一句话没说，她们也不知跟大明子说点什么，一场会开下来，没有了以往热切的唧唧喳喳，竟是添了从没有过的生分和尴尬。这真叫人不明白。更不明白的，是我们一向引以为豪的闲人标准，似乎一下子就被出身侵吞了。就说胖琴吧，昨儿为了大明子，还直羊啊狼啊的，这会儿见到大明子，竟是话都没有了。要说狼，出身怕是最大的一只狼呢！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们五个曾有一次聚会，后来想起来，那竟是最后一次的聚会了。
那次聚会，是在制药厂的一个浴池里。
我们一直想着到制药厂洗一次澡，直到正月二十一那天下午，节目演完了，宣传队解散了，洗澡的事才得以实现。其实，城里的澡堂子我们早去过的，只不知为什么，就是觉得厂里的浴池要比澡堂子干净，澡堂子里那个叼了烟卷、穿了拖鞋的黄脸女人，给我们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象，一说澡堂子就想起她来，她仿佛成了澡堂子的代表；而一说厂子的浴池就想起那几个清清爽爽的女工。我们真的是想去清爽一回，就像那些女工一样。
那天洗澡很顺利，厂门卫以为我们是上班的女工，问也没问，我们径直就奔上次看到的浴池去了。
浴池里只有一个女工，已经洗完了，正在穿衣服。她朝我们笑笑，我们也朝她笑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待她穿好衣服走出去，我们确认只剩了我们五个时，不由爆发出了一阵快乐的大笑。
浴池果然十分干净，灰色的地板，白色的瓷砖墙，喷头足有二十几个，一走进去，开阔而又明亮。有一会儿，我们把二十几个喷头全打开了，白色的水柱争相喷放，哗哗的水声震耳欲聋，让我们有一种来到另一个世界的新奇和兴奋。没穿衣服的我们啊啊地叫喊着，一点不知道害羞，而平时在一起睡觉，脱衣服都要背过身，羞于别人看呢。
我们五个也空前地友好，香皂混了用，洗头膏混了用，甚至毛巾别人用了也不嫌弃。我们还相互搓背，相互说对方身体的好话。这些好话都是由衷的，在属于城市人的工厂里，越发显出了这好话的重要。
我们看到，小美的身体真是强壮，大明子的身体真是漂亮，胖琴的身体真是细腻，兰英的身体真是白净，而我的，她们一致认为是匀称。我们当然也看到了各人的缺陷：小美腿上的汗毛太粗壮了，大明子的膝盖上有一道伤疤；胖琴的比例不好，上身长，下身短；兰英的腿上有一块巴掌大的印记，蓝色的，就像染上的蓝墨水；我呢，左耳长了根拴马桩，平时有头发护着，这时也顾不得它了，由了这几个你拨拉一下我拨拉一下的。胖琴说，天啊，当真能拴匹马呢。我就说，你这身材也太屈才了，应该报名当举重运动员去。胖琴还说小美，不看上身，还以为你是个男人呢。小美说，这有什么，粗拉了命好，不像那几个，倒是不粗拉，可都留下了记号了。小美一下指了仨人，我们不由得一拥而上，纷纷将手伸向她的腋下、腰身，她一边求饶，一边笑得蜷缩成了一团。我们仍不肯罢休，直到她躺在地上，笑成了一摊烂泥。看着她那样子，我们也笑弯了腰，一阵接一阵，一阵比一阵厉害，总也停不下了似的。那一时刻，我们仿佛都有一种让时间停滞的愿望，永远洗不完，永远没有另外的人来，永远这么放肆地快乐下去。
直到药厂几个女工的出现，我们才停了笑。
但笑就像跑疯了的孩子，一出浴池，就又难以抑制地现了原形。我们就这么笑了一路，到后来。为什么笑都搞不明白了，只是笑啊笑，笑得没完没了，笑得天上的星星都高兴起来，一下子密密麻麻跑出来了成千上万。
我们却不知道，就是在那一天，工作队开进了村里，从此，我们将再不可能笑起来了。我们五个的关系，就如同新一轮的洗牌一样，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唉，那些不快的事，我实在不想去说它了，就只说一说结果吧。小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由工作队提议和刘志武交换了位置，她任村支书，刘志武任支部宣传委员。不是刘志武犯了什么错，是因为小美太强了，他只能做小美的下级才合适。做小美的上级时，他连对大明子的心思都收起了（原本宣传队解散后他打算继续对大明子的追求的），可到底没争过小美。胖琴和兰英，也先后入了党，一个当了贫协委员，一个当了妇女主任，据说，她俩的角色还是小美提议的，因此胖琴和兰英对小美再没挑剔过什么。而我和大明子，由于出身问题，远远比不上她们的风光。我还好些，不好不坏，大明子家由于书的事，被人检举宣传封建、资产阶级思想，她家所有的书，都被民兵连的人抄走了，在大队的院子里摆了三天三夜，组织全村的人轮番参观，看看这一家人是如何跟无产阶级对抗的。紧接着，蓝婶子家也被抄了，从她家抄出来的是绫罗绸缎、金银首饰以及衣服、被褥，还有那台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缝纫机。去抄家的是那个向我们求饶过的老八，工作队进村后，他也一步登天，当上了民兵连长。好在，蓝婶子和格儿婶子只被抄了家，没被戴上什么帽子，划到阶级敌人那边去。若是那样，她们就更惨了，就得整天抱了扫帚扫大街了。据说，还是小美在工作队面前力保下来的。这话后来由胖琴传给了大明子。当时我也在场，大明子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吧嗒吧嗒地掉眼泪。我觉得那眼泪不是感动，而是伤痛，难以言说的伤痛。
两年后，小美跟当初的一名工作队员结婚了，工作队员是城里人，有一份固定工作，他给了小美一个城市的家，还介绍小美到一家大工厂当了工人。据说，那家工厂的浴池比制药厂的浴池还要开阔、明亮。这一切，是当时的我们做梦都不敢想的。我们忽然感到，贫富出身的划分也许只是一条表层的真理，而城乡出身的划分，才是那最深层的真理吧！
好像小美这事很是刺激了我们，我和大明子后来一起跑到城里当临时工去了，一干就是十几年，出过的力受过的苦就不必说了，反正终于有一天，奋斗有了结果，户口本的黑皮子变成了红皮子（黑皮子是农村户口，红皮子是城市户口），工资也变成了固定的，和正式工没了区别。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后代的出身，将和城市联系在一起了。胖琴和兰英呢，在我们当临时工时她们就早早地结婚了，找的都是郊区有工资收入的家庭，但出身都不大好，一个是富农，一个地主。这让身为党员的她们很是为难了一阵，但踌躇再三，终还是嫁过去了。后来我和大明子曾议论过这事，议论的结果是都很沮丧，因为，我们好像都先后背叛了自己的过去，那个纯粹的闲在的快乐的过去。
我们知道，我们的少女时代从此就永远地结束了。
以上，不过是我少女时代的一点故事，只是一点，要全都讲，怕是几天几夜也讲不完。
我在等待时机，先把这一点故事讲给女儿听听。
我仿佛听到了女儿娇嗔的声音：哎呀妈呀，饶了我吧，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或者是：老妈你到底想说什么啊，是想说做一个闲人好呢，还是想说做一个忙人好呢？
是啊。我想，我到底想说什么呢？若是做一个闲人好，为什么不能坚持到底？若是做一个忙人好，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酸楚和沮丧？
我真的说不清楚，女儿的声音让我有一种搬起石头砸自个儿脚的感觉，最初的那一点点自信，就仿佛扑棱棱飞去的鸟儿一样，消失得影子都找不到了。
我甚至想，女儿她，未必就像我想的那样，对“别的”一点看不出吧？
可是，我的内心深处，分明还有一种东西，那东西在不管不顾地向上涌。我明白那不是自信，但似乎比自信更有力量，它无可阻挡地强化着对女儿说点什么的愿望。
所以我想，不管想说的是什么，哪怕只如同个影子一样在女儿那里有瞬间的停留呢。
所以我想，我还是要等待时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