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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落下了，远处的丘陵好像用极细的墨笔描画似的，十分清晰，我们开始想家。柏树在尘土弥漫的後窗外隐没，被夕阳映得通红，燃烧一般，又立即熄灭了。
最後一天到了。很多人来问我们对白茅岭的印象，因不忍使人失望，我们说了又说，事後却想不起我们究竟说了些什么。
早上十点锺左右，去宣城的车开了。那女孩穿了豆沙色的上衣和淡黄的短裙，去宣城精神病研究所做鉴定了。我看见队长整理她的材料时，还准备了一副铮亮的手铐，队长很熟练地检查着手铐的开关，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手铐发出嚓嚓的响声。那女孩是背对着我走向汽车的，我看不清她的手有没有被铐上，望了那车一溜烟地开上土路，卷起一尾尘土，心里沈甸甸的，不知该希望她是精神病好，还是不是精神病好。各中队的院落里传来整齐的歌声，下午要举行歌咏比赛了。队长和劳教都非常认真，这情景唤回了我们对集体和荣誉的记忆，好像时光倒流，我们已经将这些淡忘了多久了？它曾经那样强烈地激动过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我们从歌声中走过大院，来到黑板报前。
各中队都辟以专栏，有一些诗歌，一些感想式的散文。这一期的文章大都是谈不久前，组织一部分表现突出的劳教去场部观看一个外地歌舞团演出的情景。其中有一小则散文诗，写的是一盆花在一个雨天里被遗忘在窗台上凋谢的事，文字流畅优美。同伴对我说：像你的风格，於是我们就非常渴望见一见这个作者。
人们说她在生病，刚从场部医院回来，队长派人去叫她，不一会儿，人就到了。她使我们都大吃了一惊，她是那样粗壮威武的一个人，剪了一个男式的头发，我甚至怀疑她也是一个“Ａ角”，可是人们说不是。她说话的声音极低，喑哑，口气也很硬，脸上倒是和颜悦色，很好奇地打量我们。我们问那篇散文是不是她的作品，她说她只是从某本书上抄来的，这里的黑板报是允许抄的。我们先是扫兴，後又想：抄也需要才能的，第一，她必须读书，第二，她选择抄哪一篇也须有思想，就好了些，问她是不是很爱读书。她说是的，她养病，不能干别的，就看书，在她床头堆了有许多书，《三国演义》、《水浒传》什么的。我们又问她得的是什么病，她说是一种“副伤寒”，很严重，住院一个多月，现在出院了，依然不能劳动，不能吃稍硬的食物，需要营养，可是她没有钱，家里不肯给她寄钱，她的哥哥是一家街道厂的厂长，非常要强，有她这样的妹妹实在是丢了脸，也与她断绝了来往，她给他写信却从来收不到回信，她母亲是听她哥哥的。提起她丈夫，她则咬牙切齿。她丈夫是摆西瓜摊的，那一年夏天，她发现他有了一个相好，有一日，她遇见了这个女人，就与她打将起来。一路撕打到西瓜摊前，她操起西瓜刀就要杀她丈夫，幸好被人拦下。从此，她便也去找相好的，她想：你能找，我也能找，而且找的比他多，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後来，回到上海後，我们找到她的婆家，希望他们能说服儿子寄给她一点钱。她的公公是一个老工人的模样，很善说话，与我们谈了很多，表示不会不负责任。这是一个真正的工人家庭，三代在铁路上做事，儿子却辞职做了买卖。房子是那种较早些年造的工房，面积不小，却很零乱，家人都显出一副长年劳作辛苦的模样，大床上却翻腾着一个特别白胖的男陔，与这家中的一切都十分不协调的，有一种贵族气息。我们说，这是你的孙子还是外孙，他回答说是为人带养的孩子。老夫妇将我们送出来时，很恼火又很委屈地说：人家做那事（指卖淫）都是往家里拿进东西，只有我们家的这人，是往外拿东西，把孩子的童车卖了，缝纫机也卖了，你说世上有这种买卖吗？我们哑然。
我们采访的最後一名劳教是被人们认为最最无可救药的一个，我们看了她的一些材料。劳教大队所拥有的材料不多，只一份简历表和本人写的认识、检查，案卷全存档于原公安局。她的材料较多，都是检查，所犯的错误只有一种：同性恋。她扮演的是“Ｂ角”。夜深人静时，钻到“Ａ角”的床上，然後被急於立功的劳教举报。她写检查已是家常便饭，并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无赖腔调，她写道：像我们这种人，到了春天，就要发毛病，是没有办法的事。然後便兴味盎然地描绘其过程，无一细节遗漏。队长们对她没有信心。她永远不会洗手不干，她只能吃这碗 脏的饭，区别只在於，事情不要泄漏，一旦失足，她就再到白茅岭来。唯一的一线希望是：结婚。可是又会有哪个男人要这样的女人？反过来说，又有哪一个男人能够使这样的女人满足？她是那样地贪得无厌，欲望无边。她已经是个“烂货”啦，人们说。事情是怎样开的头呢？在她和姐姐幼年时，父母就离了婚，她跟父亲，姐姐跟继父，父亲奸污了她，她逃到母亲处，不久又被继父奸污，姐姐的遭遇也是同样的。後来，她们长大了，她在上海进了厂。她姐姐在外地有了工作，结了婚，丈夫虐待她，感情极坏，姐姐便有了一个相好，两人谋害了她的丈夫，双双入狱，她先是判处死缓，因表现优异，连连减刑。在此同时，妹妹已成了一名暗娼，几经劳教，每一回解教，第一件事就是去南京探望姐姐。不久前，她们的母亲去世了，这世界上就只剩了她们姐妹俩。与她谈话的过程中，她总是在哭，眼泪流了满脸，她的皮肤有一种石灰似的苍白，身体看上去很瘦弱。她提到母亲哭，提到姐姐也哭，後又提到了父亲，她说她从没有过父亲，她从来不叫她父亲为父亲，她两个父亲全是不是人的父亲。我们怀了一种卑鄙的诱供的鬼胎问道：为什么那样恨父亲？她说，他们总是打我和姐姐，那年我才十一岁，他用煤球炉出灰的铁勾打我，把我脑袋打出一个洞，他每次都要把我打得出血……我们不禁不寒而栗，无法去想象白日毒打女儿的父亲在黑夜里摸到女儿床上去的情景。望了她蜷在一角，扶着床架恸哭的样子，我们难免又要去想象在漆黑的夜里，她是怎样钻到同性的床上去……她很孱弱的身体，究竟经历了多少个残酷与 脏的黑夜啊！最後的采访使我们心情沈重，我们送她回中队，安慰她说，出去之後，好好地找一个人过日子。她说，她曾有过一个男人，对她很好，可是那是个苏北人，她就拒绝了他。我说，苏北人有什么不好？你不应该考虑是不是苏北人的问题。她笑了起来，在她二十多岁的脸庞上，已经有了粗糙的皱纹。明知道我们这一段对话全是在说谎，全是假话，这话安慰不了她，那个苏北人的事迹无疑也是编造的，可是这样说了彼此心里都好过了一些似的。在这个女人的生涯中，再不会有真实的长久的快乐了。她使我们感到那样地无望。一个人的快乐是怎样失去的呢？失去之後还能再来吗？当有了米尼之後，我经常想的就是这个：米尼的快乐是怎样失去的？当米尼经历了那一切的之後，还会有快乐的日子吗？
歌咏比赛是最後一个故事了。
各中队列队进场，干警们穿了全套警服。两首规定歌曲，两首自选歌曲，由干警们打分，如同电视里的歌赛规则一样：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得分为－－各中队依次上场，穿了各中队自己规定的衣装。个个精神饱满，态度严肃，歌声很整齐，使人们想起少先队员的队日。表现尤其出色的是三中队，平时使队长们最头痛的“二进宫”中队，穿了一色白衣白裙，在一位红衣红裙的女孩指挥下，齐声歌唱，情绪十分激越。她们的分数遥遥领先，得了第一名。宣布的时刻，三中队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那红衣女孩上台领奖时，竟流下了眼泪。而其馀的中队都十分沮丧，脸上流露着不屑的神情。会後，就有最末一名的二中队队长跑到大队部查分，说评得不公，并且，有一种流言开始流传，那就是三中队评为第一名，是因为队长们鼓励她们，让她们早日改造完毕。而这一切，却都使人们变得天真和纯洁了，无论是干部还是劳教。
歌咏比赛结束了，劳教们进了工场继续做活。干部们下班回家了，汽车在路上颠簸，落日在後窗上冉冉下沈，女孩们长久地快乐地议论着歌咏比赛的事情，这给队长们带来的快乐是和带给劳教们同样多的。我感动地想道：在这里尚保留着一片圣洁的土地。一九五三年，那一批负了十字架的革命者从热闹的上海，来到这偏僻荒芜的丘陵，披荆斩棘，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他们以他们那虽然受挫却依然虔诚的信念牢牢卫护着一支朗朗的行进着的伫列歌曲。他们三十年来，几乎一直过着类似供给制的生活。一个五岁的孩子第一次进上海，望着沿街的商店，惊异地说道：上海有那么多的供应站啊！甚至三十年来，他们还能完好地保留着上海的口音，而没有被四下包围着的皖南口音异化，再甚至还稍稍地、隐隐地保存了一些上海人对外地人的小小偏见。它给人与世隔绝的感觉。而这些女人们却带着上海最阴暗的角落里的故事，来到这土地上。她们来了两年或三年，就走了，再回到上海去创造新的故事，又有一批女人带了最近的奇异而丑陋的故事来到这里。这些故事好像水从河床里流淌似的绵绵不断，从这里流去，留下了永远的河床。
在那初次来到的暴热的晚上，有一位队长对我说：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这一些，有没有意义。她的脸隐在幽暗的灯影里，看上去有些软弱。我鼓励她道：“我觉得很有意义，你们的劳动使一些人变好了。”她微笑着看着我们：“你们相信吗？”“我想，我是相信的。”因为那是初来的日子，我这样回答。“有时候送了一个人走，很快又接了她进来，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了。”她忧伤地转过脸，沈默了很久。她的父亲是最早来到白茅岭的公安干部，那都是一些带了错误，怀了赎罪心情来到此地的开垦者。她又想说她父亲的事情，张张嘴又打消了念头，算了。过了一会儿，她转回眼睛，说：在这里，有一点好处。什么好处？我问。在这里，面对了劳教和犯人，你会觉得你比他们都强，都胜利，你的心理就平衡了。我心里奇异地感动了一下，我想，她是将我当成了朋友，才对我说了这样深刻而诚实的心情。那一个夜晚，是令人难忘的，月亮很炎热地悬在空中，四下里都是昆虫的歌唱。
白茅岭的采访应当到此结束了，可是过後又有一些小事，也是值得记录的。
第一件事是我的同伴宗福先牢牢记着那个淮海路上的女孩的案子，想为她的申诉提供帮助，她绝望的神情使我们耿耿在怀。他通过一些朋友关系在公安分局找到了她的案卷，卷中所记录的材料是惊人的，无法为她开脱，她对我们说了谎，效果还相当成功。这使我们对白茅岭得来的所有故事起了疑心，想到我们也许是虔诚而感动地一个接一个一共听了十几位女人的谎言，便觉得事情十分滑稽，却也难免十分沮丧。
第二件事是我们受托去看望一位一年前解教的女孩，她回到上海後遇到种种挫折，受人歧视，她曾先後来过两封信给过去的队长，前封信说：我如不是想到队长你，我就又要进去了！後封信说：假如我又做了坏事，队长你一定要原谅我，我实在太难了。我们十分周折地在一个菜市场後面嘈杂拥挤的平房里找到了她，递给她我们的名片，说如有什么困难，可来找我们。她瞥了一眼名片，说：你们是作家，作家就只能写几篇文章，登在报刊上，便完了，你们帮不了我什么的。我说我们愿意试一试，她打量了我一下，又说：“你们是幸福的人，不像我们，我们只有去买好看衣服，穿在身上，自己就觉得很幸福。你们以後不要再到我们这里来了，你们如经常来这种地方，会变得残酷的。”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总有许多人从门里走出来看我们，粗野地流露出好奇心来。在这些前後挨得很近，以至长年照不进阳光的房子里，有些什么样的生计呢？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觉得罪恶离这里很近，只在咫尺之间。犯罪在这里，是日常的事情，就好像是处在两个世界的边缘，稍一失足，便堕入了另一个世界里。离开她家，我们上了汽车，红绿灯在路上闪耀。据此访问十个月之後，米尼从这个世界出发，向那个世界航行了。这是一个走向深渊的故事。我以我的所有想象力，调动我的所有旧的和新的经验，去完成这一个过程。我想知道米尼为什么那么执着地要走向彼岸，是因为此岸世界排斥她，还是人性深处总是向往彼岸。我还想知道：当一个人决定走向彼岸的时候，他是否有选择的可能，就是说，他有无可能那样而不这样走，这些可能性又是由什么来限定的。人的一生中究竟有多少可能性！
白茅岭的故事就这样过去了，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我会在街上、电影院里、音乐茶座上，或者某地的宾馆里，又遇上我们所采访过的劳教们，她们将穿了全新的服装，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她们也许会认不出我们或者装作认不出我们，我们又将对她们说些什么呢？我编织着这种意外相遇的故事，我笔记本上还记录着她们出所的日子和家庭地址，甚至想过去看看她们中的某人，可是这些念头转瞬即逝，我想我是没有权利在上海去打扰她们的，对於她们，白茅岭已是过去的故事了。而米尼的故事是我的故事，与她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