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队长这时终於面露难色，说这人刚刚去了烫工间，一时也派不出人去叫她。我们很歉疚地想道：我们今天已经影响她们的定额太多了。这时我又看见那位黑脸蛋高个子的女孩进办公室里来报告什么事情，就问队长：她为什么不去做活。队长说，她是“民管”。“民管”即是管理劳教生活的，一般由表现较好又有能力的劳教担任，我就说：能不能和她谈谈呢？中队长欣然答应。
这一回谈话是在队部二楼会议室进行的，接待室被占用了。下午，一辆农民的拖拉机载来一些探亲的劳教家属，他们清晨时在上海动身，乘了长途车，午後两点多到，再搭农民的拖拉机来枫树林。今天来的有一对丈夫与哥哥，一对母亲和妹夫，还有一对父亲和舅舅。这一个妹夫和舅舅因拿不出说明与劳教亲属关系的证件，被拒绝同意接见，让他们回场部。但负责此事的女孩告诉我，看起来那位舅舅是真舅舅，而这位妹夫却可疑了。当她拒绝他探望时，他竟说：你让我看上一眼，我也就死心了！你说，这像妹夫说的话吗？她问我。她接着说，这种“妹夫”“姐夫”是最最伤脑筋的，弄不好就会是她们的同案犯，所以绝不可通融。会见是在接待室里进行的，每三个月可得接见一次，夫妻可以在招待所同居。
这位民管行动举止要比其他劳教自如轻松得多，熟门熟路的，引我们上了二楼会议室。她身体结实丰满，一双黑漆漆的杏眼，长得极端正。穿一件普通的白衬衫和一条瘦瘦的长裤，脚下是浅帮平底的皮鞋，通体上下虽 素却有点摩登。一边的短发挽在耳後，另一边却垂落下来，遮住半张脸，她的眼睛就从头发後边热辣辣地看着我们。她生於一九六一年，在一美容厅工作，有一三岁的女儿，丈夫开一 兼卖猪肉的饭馆。为了做生意，她结交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时常往返于上海与广州间。事情的暴发是由於一件款项上的纠纷，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最後以卖淫定处。在许多男友中，她真正深恋的是一位开三黄鸡店的男人，她说他长得很好看。当然她丈夫也不错，很有男人味，并且精明强干，生意做得如火如荼。而他有些柔弱，对人体贴，他的妻子对他却并不好，本来夫妇俩开一三黄鸡店应当同心协力，可他妻子总是出去打麻将，店堂里的事死人不管，她便总去帮助他，她说她非常想他。我问道：他究竟是怎样的好看呢？只见有很大的泪珠从她垂耳的发後滴落下来，她悄声说：他不是一般的好看。我们一起沈默了许久，过一会儿，我问她做“民管”的生活是不是要轻松一些。她立即说，并不是那样的，虽然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民管”要给大家打水，送饭，有时候，大家加班加得太晚，她也要去帮忙。现在的活儿实在是太紧了，从早做到晚，还要欠指标，一旦欠了下来，就没有补上的希望，只会越欠越多，像欠高利贷一样。加班加到深夜，洗了澡睡下，不多久就要起床操练，还要读书。有时候，干部有矛盾也会在“民管”身上出气。比如有一次，队长要她去工场叫一个劳教，她去叫，工场的干部不放人，反训斥她，她是一路哭着回来的。在这里的日子实在难过，乱哄哄的，只想早点出去，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大吵大闹，弄得扣分（扣分多了要延长劳教期），她也曾扣过一次分，因为在被窝里修眉毛，被人告发了——她微笑了一下——扣分之後她哭了很久，从此再没被扣分，总是加分。她天天想着出去的日子，在这里，这么大的人被人管，多么难过！我们问她，她来这里後，丈夫态度怎样。她说还好，有探亲的条子他总是来，寄包裹，买衣服——在上海时穿的衣服怎么能穿到这里来呢？那是不能在这里穿的——说到这里，她朝我打量了一下，极微妙地笑了一笑。过去的丰富多彩的日子似又回到了眼前，照耀了她目下暗淡的情景。
她稳定的情绪和正常的心理反映使我们愉快起来，对以後的采访又有了信心。我们说等你出去之後可以看你去吧，她先犹豫地审视了我们，然後笑了，说可以，并给了我们地址。我们说你出去之後还有个难题，就是究竟和谁一起生活，看来你忘不掉三黄鸡老板，又丢不下丈夫和女儿。她说是啊，有时静下来想想也很心烦，可是出去是一定要出去的，这里她是多一天也不想待的！她不像有些人，待得很有味道似的，一点不怕扣分。
这是一次使我们满意的采访。後来回想，这次采访使我们觉得圆满的原因是，这女孩的故事里有一些为我们僵化的头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以我们的头脑攫取了其中一些我们的经验能够理解的东西，比如三角恋爱，可是重要的恰恰是其馀部分，比如三黄鸡店和肉店，比如款项的争端，可是这些都被推到背景上了。
傍晚，回场部的汽车上，我们向负责严管组的队长打听，那女孩进了严管组的表现。她说，首先是让她剪短头发，她虽不乐意也无奈，剪到齐耳。然後，让她拆纱头，她是那样拆的：拆下一缕，就接起来，一缕一缕接好，再绕成团，一个下午，拆了有鸡蛋大的一球。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夜晚总是很安宁。在有一些夜晚，发生过犯人和劳教逃跑的事情，场部就出动警车。当警笛划破夜空的时候，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呢？孩子会不会从梦中惊醒？逃犯们是怎样窜过低矮的茶林，身後的柏树好像一张剪影，天空没有月亮。场部的柏油路发出微暗的光亮，风吹过花圃，发出悉索的响声。
第二天，下雨了。汽车在雨中驶过起伏的土路，雨点在灰蒙蒙的车窗上流下道道污迹。女孩们穿着警服，只能在衬衫上翻着花样。车内像开锅似的，充满了叽叽嘎嘎的说笑声。窗外的景色看上去有些荒凉，看见了一个农人骑了一头水牛，在远处的丘陵起伏地进行。
采访进入了高潮。我们转向了三中队，即“二进宫”中队。中队长向我们推荐了两名劳教，均是五二年出生，插队知青，其堕落过程具有社会的原因，不像那些二十岁上下的，只是因为好吃懒做，爱慕虚荣，更不像有些“傻瓜”，一碗阳春面便可得手，这种人的外号往往叫：“一角八分”，或者“两角五分”，在劳教中处以最下等地位。须知在劳教中也有等级之分，扒窃是头等，大约是因为这较需要智力和技术，诈骗二等，流氓三等，卖淫末等，卖淫又分几等：一等的在高级宾馆和外国人、港澳同胞睡觉；二等的则是腰缠万贯的个体户；三等的就是一碗阳春面或小馄饨便打发得了的角色。
头一名采访的劳教个子高高的，有些风度，瓜子脸长长的，眼睛很灵活，她与我合撑了一把伞，一起走往大队部。与她并肩走在一顶伞下，很奇异地生出一种亲切的感觉，好像中学时与高年级的女生走在一起似的。有一瞬间我忘记了身处何地。我想，假如在别的地方，我们许会成为朋友，她是那种懂得照顾人的女人。我们坐在一间小屋里谈话，外面下着夏天的雨，天气很凉爽。当年，她在安徽插队，她是父母领养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因此，父母很早就操心着她回沪的办法，他们想到了结婚这一条出路。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北方人，大学毕业生，只有一老母一起生活，比她年长十几岁，他们开始交往，在一个也是下雨的夜晚，母子俩留她过宿，夜里他就与她发生了关系，生米煮成熟饭，生下一个儿子。婚後的日子，她可说从没安分过，有许多男朋友，也正是这些男朋友，使得她能够忍受这一桩婚姻。她这是第二次因流氓淫乱劳教，上次是在上海妇女教养所，这一次来到白茅岭。临来之前，她丈夫和他好友一起来看她，她的丈夫一径地流泪，他是共产党员，副总工程师，声誉很好，很爱妻子孩子，满心希望妻子能收心安静下来。她也流泪，眼睛却看着丈夫的好友，这是她真正的恋人，四目相望，不得哭也不得语，三个人心中都苦得很。其实，她说，我的事情就是离婚，队长们也说：你不用劳教，只须离婚便好了。可是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我就是舍不下儿子。儿子非常漂亮，三好学生，大队长，国庆节给市长献花。那次他们来探望，晚上住在招待所，三个人睡一张床，夜里，只觉床在颤动，伸手在儿子脸上一摸，摸到一把泪却没有一点声息，你看，这就是儿子！这是一个听熟了的故事，从没有爱情的婚姻走向白茅岭，这其间毕竟有漫长的道路，也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的。她还说她很喜欢玩。在上海的日子，总是穿着最最摩登的衣服，坐在男朋友的摩托车後座，去苏州和无锡旅行。那阳光明媚春风抚面的日子，离现在是多么遥远了啊！可她并没显得悲伤，甚至也不惆怅，她很安静略有些兴奋地微笑着，往事中似乎并没有多少使她後悔的东西，她也没有哭。
然後我们将她送回去，再接出第二个。第二个正坐在屋檐下绣花，戴一副大框架的深度近视眼镜，卷着裤腿，低着头又绣了几针，才起身拿了伞跟我们走。她个子很矮，脸相有些怪，我想她是一点儿不漂亮，也没有风情。中途她两次弯腰去卷她的裤腿，伞让风吹走了几步，我等她直起腰来，心想：她能给我什么样的故事呢！
走进门，我们就向她道歉，要耽误她完成定额了，她说没关系，那定额其实也是适当的。可是大家都叫苦呢？我们说。她笑了一下，说：那是因为她们太蠢了，这些人，吃官司都吃不来！因为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不由都笑了。她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有点脆，而且，口吻很幽默。你是为什么进来的呢？我们问。第一次，扒窃；第二次，卖淫；第三次，大概就要贩卖人口了——她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们就又笑，心里愉快得很，好像得了一个好谈伴。再不用我们多问，她就娓娓地从头道来：她的母亲是一个缅甸人——这就是她相貌有些异样的原由了，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和母亲就一起去了香港，留下儿女们，她是最小的妹妹。故事应当是从文化革命中期开始的，那时，她已经从江西农村抽调到一个小县城的文工团，在那里唱歌，还跳舞，有时也演些小剧。有一次，春节前，她乘船回上海过节，船到芜湖的时候，上来一群男生，就坐在她们对面。上来之後，他们就开始讲笑话。他们这一讲，她们不是要笑吗？她说。好，就这样，她和她的第一个男人认识了。认识之後就结婚，这男人是在芜湖那里的农场，结了婚後，两人就没有回去，一直住在上海。不久，丈夫却忽然被捕，这时，她才知道，丈夫这已是第二次因偷窃判刑了。他所在的农场，正是第一次刑满留场的地方。而她已怀孕了。於是，从此以後，每到探望的日子，她就挺着大肚子大包小包地乘长途车去农场。後来，则是背着儿子，儿子一岁两岁地长大了。这时候，她也开始偷东西了，偷东西成了她们母子的生活来源。总算，丈夫刑满回沪，她想，这样生活下去究竟不是长久之计啊！母亲从香港回来也觉得小女儿日子过得不如人意，便决定为她办理香港探亲。当她领到护照的时候，她丈夫却跑到公安分局，告发她的偷窃行为，护照被没收，人被劳教两年。解教後回到上海，两人的户口迁了回沪，也有了工作，过了一段太平日子。有一日，她因工伤提早回家，却见丈夫和她的一个小姐妹躺在床上，两人便大闹，将家里可以砸碎的东西都砸碎了，结果是离婚。她回到娘家，房子已被哥哥姐姐分完，她只能在厨房里搭一块床板栖身。哥哥姐姐一早一晚地进出，免不了要冷言冷语，他们都是很出色的人，在单位里都保持了先进，有这样一个妹妹，实在感到羞愧难言，偏偏这妹妹又住了回来。家里的日子不好过，她就到街上去。到街上去做什么呢？斩冲头，斩冲头就是哄骗单身男人，让他们请客跳舞，喝咖啡，吃饭，等等。会“斩”的人往往无本万利，不会“斩”的就会将自己赔进去。要知道，这世界上，什么都缺，就是“冲头”不缺，她说。在她叙述的过程中，我们中间常常会有一个按捺不住，急切地问：後来怎么啦？後来怎么啦？另一个就会更着急地拦住道：你别吵，听她说下去！她也说：你听我说啊！然後不慌不忙地说下去，是个非常有才气的叙事者。在“斩冲头”时，她认识了一个青年，这青年迷上了她，再也离不开她了，可是她觉得这不可能，因为这男孩足足小她六岁。不管怎么先把他搁起来，再继续斩她的“冲头”。那男孩却依然恋着她，跟随着她，终於感动了她。他们两人，再加上她的儿子，组成一个三口之家。生活很艰难，靠贩鱼为生，因为她觉得与前夫的事在厂里丢了脸，回不去了，就辞了工作。在寒冷的冬天里，卖鱼的生活是很不好过的，她终於病倒。在她养病期间，那男孩忽然阔绰起来，每天早晨出去，晚上就带回蹄胖、甲鱼、母鸡，煮了汤给她喝。她问哪里来的钱，他说是今天生意好。可是她明白生意是怎么回事，又加追问，才知他去摸人钱包了。他向她保证说，等她病好了就不干了。她天天为他提心吊胆，总算没有出事。这时候，她又遇到了过去的丈夫，他仍没有结婚，已经成为一名老练的皮条客了。他向她介绍生意，组织南下卖淫，後来事情败露，他被第二次判刑，她则第二次劳教。我的事情呢，就是这样！她最後说道。我们都已听得出神，为她的经历和口才折服，我想：她是个聪敏人啊！已经透彻了似的，将这凄惨而黑暗的故事讲得那么有声有色，妙趣横生。她始终怀了那种自嘲的口气，像一个作家在写他的童年，多少惊心动魄的东西掩藏在她调侃的语气里，叫人忍俊不已，却不敢多想。我们笑声不断，她也很为她叙述的效果得意，却不动声色。我们再问她，那个小她六岁的男孩现在如何。她说他和她的儿子一起生活，儿子叫他“叔叔”，“叔叔”大不了儿子几岁，也管不了他，儿子不听话。有时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