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招惹强敌，结果付出更大的损失和代价（如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向西洋各国宣战）。
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走向强大的过程中，除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创造和积累财富外；还要尽可能地不卷入非理性战争灾难的陷阱。一旦不小心卷入非理性的战争，多年努力的成果就毁于一旦，甚至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美国在建国早期就严守这一战争原则，在国际战争中严守中立，除非不得已绝不卷入和自己根本利益无关的战争。法国大革命时期，美国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给予美国巨大援助的缘故，主张美国出兵出钱援助法国针对“反法同盟”的战争。理想主义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报恩”毕竟是人类的美德之一，当初法国帮助了美国，现在是轮到美国报答恩主的时候了。问题是美国是否有力量那么做？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刚从八年独立战争中走出来，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自家的事还没有解决好，腾不出力量去管别人家的事，自己的利益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再者法国虽然帮助过美国，可两国的利益对立的成分大于共同的成分。美国要想跃升为大国就必须“西进”，可西进的道路被法国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路易斯安娜”隔断，美国要想西进就必须把法国殖民地抹掉，一个强大的法国显然不利于美国实现自己的计划。不惜损伤自身去帮助自己的竞争对手强大显然不是智者所为。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美国的理性主义者反对理想主义者的作法，最后理性主义者取得了胜利。这对美国是幸运的，美国不但避免了任何损失，还利用法国大革命大捞一把。当法国在战争的深渊中稻筋疲力竭急需金钱时，美国渔翁得利，用便宜得难以置信的价格“购买”了“路易斯安娜”，使美国的国土扩大了一倍，并打开了美国“西进”和通向超级大国的大门。结果美国没出一兵一文，却成为欧洲战争中最大的赢家。随后的一个世纪，美国继续严守中立原则，一心一意从事国内建设，积蓄力量和财富，最终成为世界上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当美国的力量足够强大时，就抛弃中立法则，出兵海外进行“理性战争”，在全球各地树立自己的“山姆大叔”形象。
近代史时期中国进行了多次对外战争。很多战争是外敌强加给我们的，我们连回避的余地都没有，只有奋起抗争。在这些战争中我们站在正义和理性的一边。但不能因此就说我们在所有的对外战争中都扮演理性的角色。有些战争源于我们的无知，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英法联军之役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我们不了解国际知识才使战争得以发生并扩大化。有些战争则出于民族的歇斯底里，如十九世纪末的“八国联军之役”，我们不但非理性而且非正义。一个用冷兵器武装起来的落后国家，竟然在一夜之间向世界上所有与中国有帮交且比中国远为强大的各国宣战，把非理性战争推向极致。把没有任何理性的暴民武装起来屠杀中国境内所有的外国平民，连老人、妇女、儿童也不放过，象今天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一样以平民作为袭击对象，说明了战争的非正义。这场战争就是在极端狭隘民族主义者的鼓惑下发生的，对战争鼓吹得最为起劲的宰相徐桐就是一个高呼“要与国家共存亡”的“爱国贼”。这个脑满肠肥除了弄权受贿外什么也不会的满洲权贵，就是当时的中国仇外排外的领袖人物。他坚决地认为世界上的国家除了中国外只有英吉利和法兰西，其它的国家都是两国杜撰出来吓唬中国人的，向世界各国宣战其实就是和这两个国家作战，“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有取胜的绝对把握。。。。。。
以慈禧太后和徐桐为首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发动的这场非理性战争把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差一点就推进了毁灭的深渊，对中华民族的伤害远不是四亿五千万俩天文数字的战败赔款所能概括的。值得反思的是：类似的战争并没有在“八国联军”之后的中国绝迹，也没在世界绝迹，阿富汗的“塔利班”就曾把中国义和团的故事重演一次。
中华民族在经受了沉痛的教训，付出了昂贵的学费之后，在一代开明领袖人物的率领下挤上了那辆迟到的现代化末班车。中国要想不受干扰地完成现代化进程，就必须高度地警惕狭隘民族主义者把中国拖入非理性战争灾难的陷阱。那些动不动就高呼要与某强国开战的所谓“爱国人士”，你们如能安静下来不再不负责任地嚷嚷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
中国已经迈入新世纪的门槛，中国已经进步，切切不能走回头路回到落后时期的“孤立”状态，中国需要外来文明的助力！中国已经融入国际大家庭，不能因为病态的面子观念而中途退出，文明国家对中国现代化的助力远远大于阻力。已成为国际大家庭一员的中国，不应继续对大家庭中的某些大国和强国保持传统的敌视心理，因为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和经验。中国人的仇外情结应该化解，否则我们就无法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去享受和利用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借助这些成果。盲目排外不是〃爱国〃，承认别人比我们强，主张向外国学习也不是〃崇洋〃。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了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为了使中国真正傲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中国不能排外，更不能盲目仇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