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晋生说，我可能会顺道去看看大女儿。如果对她提起有你这么一个人，你介意吗？
茹嫣说，那看你怎么提起。不过，远在万里之外，你们要说什么，我也没办法。
梁晋生说，能不能把你的手机号告诉我？
茹嫣说，我没有手机。
梁晋生说，如今还有这样的人？我叫人给你送一部来。是我的另一部，不常用。
茹嫣赶忙说，别别——这事我自己解决，到时候我告诉你号码。
22
七十年代初，与达摩一起读书思考的年轻异端分子，除了毛子，还有三四个——何其业，刘苏，以及其中唯一的女性小咏。说他们是异端分子，是对当时的政情而言，要是今天的右翼小网友们读了他们的通信，听了他们的密谈，看了他们的读书笔记，肯定会笑出声来，说，这不是比咱们那些学生会干部新党员还左吗？他们不可能理解，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一个号称世界革命中心的最正宗的马列主义政权，对其老祖宗马克思常常是左右为难。他们并不希望人们真正了解这个大胡子，更不希望别人拿了这个大胡子来质疑自己，他们只让别人信奉那个被包装过了的马克思。所以，马克思本人，也会常常给当作异端。当达摩他们最初读到那些没有被官方推出的马恩著作，马恩的通信，还有马克思年轻时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大吃一惊。里面许多话，读起来是那样入眼入心。
达摩他们为自己的这个小团体起了一个代号：QM——“青年马克思”的汉语拼音缩写，言谈中就说“青马”。这让他们感到兴奋，也感到亲切。
七十年代开始之后，短短的几年，中国社会在暧昧、动荡、扑朔迷离中，发生许多戏剧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只有那种浪漫主义大师才能编撰得出来，常常让观者看得目瞪口呆。
那时，达摩因为出身好，年纪小，文革中没有什么把柄给人抓住，所以早早招工进厂，当了一个电工。毛子和小咏也先后回城，毛子分到服务行业，在一个澡堂子当搓背的。小咏也在服务行业，在一家面食馆端盘子收碗筷。达摩一伙去她那儿吃过三鲜面，在窗口取面的时候，小咏就进去了，拿过大师傅的勺子便给他们加潲子，待达摩他们一吃，天！大半碗潲子小半碗面，一碗就把人吃撑了。
几个人，就达摩一个堂堂正正的工人阶级，还是生产无线电产品——半导体收音机，高科技。达摩曾经给“青马”几个一人买了一台内部价的两波段收音机，可以收敌台，很便宜，十几块钱一台。达摩说，你们要被逮住了，打死不能出卖我啊。还送了卫老师一台。
达摩回城之后，去看卫老师的时候就多了。
有一段时间，卫老师身体很差，由于长期清贫又无规律的单身生活，五脏六腑都有了毛病，特别是胃，几乎全坏了。那一次大出血，被邻居用自行车拖到医院抢救，割掉了三分之二，差一点丢了性命。动手术的头天夜里，卫老师让邻居找到了达摩，这是卫老师第一次主动联系达摩。达摩来到医院，见到卫老师已是一张纸了，又单薄又苍白，躺在病床上，被子平平的，没有身子一样。
卫老师见了达摩，苦笑一下说，没想到我身上还有这么多血，大半脸盆呢。达摩握住卫老师像石头一样坚硬又冰凉的手说，血这个东西，还生得出来。
临到达摩要走了，卫老师突然说，有几件事，想拜托给你。
卫老师说，第一件事，他家的南墙角，木箱背后，有一块砖，是活的，打开后，墙洞里有一个塑料包，是自己近些年来写下的一些东西，如果这次出不了医院，让达摩拿去。第二件事，那只皮箱的边袋里，有两张和孩子们一起的照片。二十多年了，两个孩子音信全无，现在早已成人。当初他们被前妻带走的时候，一个三岁，一个一岁，对他这样一个父亲，怕是一点印象也不会有了。如果以后能够找到他们，把照片给他们。这两件事说完，卫老师又说，火化的时候，把那一听茶叶和他一起烧了。
达摩认真地说，那一包东西，您以后有机会将它们整理出来，公之于世的。那两张照片，以后也会由您亲自交给自己的孩子。不信，咱们打个赌？
卫老师笑笑说，我宁愿输啊。
卫老师果然就输了。
手术后，卫老师歪歪倒倒好长一段时间，竟又慢慢好起来，只是不再上班了。六六年夏天那次游街之后，卫老师不再教书，先是住牛棚，扫操场，洗厕所，后来管教具管体育用品。洗厕所的时候，那些男生们常常三五个围着他，径直朝他身上尿尿。管体育用品的时候，孩子们从他手里拿过篮球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嘭地一下将他击倒在地，然后嘻嘻哈哈向球场跑去。他曾对达摩说过，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将这样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教育成比法西斯党徒还要冷酷的人？这些孩子，将要带着这种冷酷慢慢长大，甚至走完他们的一生。这才是古今中外都不曾有过的恐怖。
卫老师不再上班了，达摩他们就去得多一些。帮他做一些家务，有时也带去一些吃食，然后就从从容容地说话。
从卫老师那儿，达摩了解到另一部革命史，那是多年来的电影、小说、教科书都不曾告诉过他的。文革之后，特别是林彪死了之后，卫老师高僧得道似的大彻大悟。他对许多问题的评述，常常让达摩心惊肉跳寒彻骨髓又思路大开。其中许多话，二三十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说出来。
记得七六年十月，北京传来消息，抓了那三男一女。达摩刚一听说，就迫不及待约了毛子几个到卫老师家，几乎是哆哆嗦嗦讲了这个惊天大事件。
卫老师听完，淡淡一笑说，第一，我相信这事是真的。第二，十年的政治较量，可能会告一段落，但是往后如何变化，还要看。第三，不论这件事实际后果如何，但是这是一种非常手段，预示着中国在民主化、法制化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紧接着，这件事公开了。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游行、欢呼、聚会、喝酒、吃三公一母的螃蟹……达摩他们也兴奋了，带了酒菜到卫老师家来。大家讲着大街上看来的景象，卫老师说，不要太轻易相信大街上的景象，不要太轻易相信大众的情绪，中苏友好的时候，他们游行过；反对苏修了，他们也游行；文化大革命了，他们更是天天游行；开九大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也一样游行……卫老师说，让我们有节制地高兴一下吧。
毛子说，卫老师，您比我们有更多高兴的理由啊。
卫老师说，为什么？
毛子说，您不就是让他们这样的一些人折腾成这个样子的吗？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4）
卫老师一笑，让我受折腾的，可不光是他们呢。
对于这一类惊世骇俗的言论，便是如“青马”这样一些异端分子，也常常觉得过于偏颇过于尖刻。
有一次，也是为一个什么问题争辩了很久，毛子便问卫老师，您的一些思考，是否与您个人遭遇有关？卫老师狡黠一笑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说，我会不会夹杂个人情绪？我告诉你，没有不带个人情绪的思考，除非是机器人。但是，如果个人的情绪个人的经验，带有普遍的意义，那它常常就会穿越许多迷障，看见深远处的一些东西。况且，我的这样一些说法，在前人那儿都找得到出处呢。
23
不管怎么说，卫老师的日子是越来越好过了。两三年间，先是不明不白地让他到一所疗养院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调到刚刚恢复的省社科联待命，最后彻底平反，比他那个集团的总头子平反还早。不过说平反又不太准确，查他当年的案卷，发现根本没有结案，也就是说，这是一桩二十五年的糊涂案。所以，当年省委最大的一桩冤案，没法开平反大会，就开了一个欢迎会，好像他外出当了一段时间的英雄，如今凯旋而归。然后就是恢复他的级别待遇，补发了部分工资，在省社科联当了一个副职，分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带暖气的。
那一年，卫老师刚好满了六十岁，度过了整整一个花甲。当时还没有六十岁一刀切的说法，许多复出的老干部老专家，便将这样的岁月当作第二青春，准备再痛痛快快干上一二十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达摩一伙喜气洋洋去给卫老师闹新房，发现他老人家将小院时代的一应家杂都搬了过来，很不协调地放在一间宽宽大大的空房里，连布局都和当初一样，只是没有了当初那一堵将厨房与卧室分开来的隔墙。
卫老师说，在这间房里，脑子会清醒一些。
卫老师用补发的工资买了一套家具，床是双人床。达摩一伙开玩笑说，卫老师，这半边是留给新师娘的吧？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肝胆相照，达摩他们与卫老师之间已经变得很随便，像父子，像朋友，还像江湖哥们。
卫老师说，有一个人伴着我呢。
这时大家才发现，靠里面的那只床头柜上，放着那听茶叶，年深日久，漆色已经脱落，还生出一些锈迹来。
卫老师的卧室同时还是书房。另一间房，做了客房，里面放了两张单人床，供达摩他们及那些思想流浪者们临时住住。有时人多，客厅的沙发上、地上，还有那间“旧居陈列室”，都可以睡。一次，一个民间的思想理论研讨会开完后，十多个各地来的青年朋友来看他，聊到很晚，便大车店一般，在卫老师家横七竖八四处睡满。只是卫老师的那一间，别人不可以去挤的，而且，卫老师睡前必得关门，好像是一间夫妻两口子的卧房。
八十年代初，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岁月，刚刚从禁锢时代走出来的年轻人，都有一种畅快激越的感觉，许多人境遇变化很大，似乎又找到一点儿早上八九点钟太阳的感觉。但是卫老师一直没有像他们那样乐观，在大伙都豪情满怀壮志满怀的时候，常常会说一些泼凉水的话。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还要看十年。
卫老师是以文艺理论起家的，到了后来，他的兴趣主要转向思想文化，他重新启用了他年轻时候的笔名——斯卫，写了很多东西，在海内外都有影响。达摩知道，其中许多的思想材料，源于当年他那墙洞里的一摞手稿。到了清污，反自由化，卫老师再一次成为异端。
何其业出国之前，几个“青马”成员到卫老师家来聚，说到时局。
何其业说，卫老师，不论怎么说，这个国家还是在进步，您看，我能出国了，您也能说说自己想说的话了，说了也没把您怎么样。
卫老师说，看起来是进步了，但是这种进步远远还不够，要是我们自己都满足了，他们就更不会进步了。有些事，看起来对我有好处，但是其实对他们更有好处。
一个老人，绝决如此，大家也只有慨叹的份了。
卫老师多次对达摩几个说过，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热情烧完了，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市侩主义犬儒主义。利益的诱惑，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加不可抵挡。当精神的满足、道德的满足已不可得的时候，物质的满足、权力的满足，就是最好的代用品。
这些话，在其后的岁月中，不幸一再兑现。
24
“青马”的几个人，日后变化很大。“誓为中华振兴奋斗终生”的何其业和昼思夜想希望办一个《祖国纪事》那样的同人刊物的刘苏，八十年代先后去了美国。曾给“青马”带来许多美好情愫的小咏，成了一个律师。这个当年被大家叫做“我们的索非亚”的狂热女孩，如今一年四季在全球飞来飞去，将乘飞机叫做“打波的”，有时一天要打两次，尽心尽职冷静精明地为自己的客户打官司，也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名声和巨大的财富。一次聚会，她说等到退下来，她会写写当年的“青马”。
最终修成正果的，好像只有毛子一个，到了社科院哲学所马哲室，当了研究员，先研究马列经典，近年他又热衷于社会学。当年，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他就提出过这个话题，说这里有关于美学和社会学的思想材料。当时，大家对于毛子能从佶屈聱牙的文字中看出如此精微的意义惊诧不已。达摩曾表示半信半疑，于是，毛子就挑出一些段落，一边念，一边解说其中的意蕴与他说的美学或社会学的关联。毛子只比大家年长三两岁，但是他的学问功底，思想洞见，有一种师长之气象。所以，当年社科院招收研究生的时候，他就越过本科，以高中学历径直考取了，大家也觉得理所当然。这几个人中间，只有达摩，一直在底层，过着草根阶层的物质生活，享受着精神贵族的快乐与痛苦。
“青马”成员每年都有一些电话往来，有时也会不经意间在某处见了面。较齐全的聚会，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年，何其业、刘苏的一次相约返乡。那正是美国经济的低谷时期，亚洲欧洲也一片萧条，倒是大陆却神奇般地掀起了一股经济热浪，于是，许多人便纷纷返国寻求机遇。当时小咏还在国外，竟也不远万里专程赶了回来。那天由两位美籍华人做东，挑了一家上等酒店，订了一间精致包房，要大家早早去了，说是好畅快聊聊。
见了面，开始的话题总是很“形下”的，工作事业，老婆孩子，住房收入，身体饮食……何其业是去继承了一个终身未婚的老姑妈的遗产，用那笔钱开了一家中餐馆，干了一门最枯燥最没有想象力的行当，但也稳当，十多年来，资产也翻了几番。刘苏也是因了海外关系去的，在那里断断续续读完大学，在一家华人开的电子公司做报关员。两人都算顺利，没有像《北京人在纽约》中那个王什么明去洗盘子。现如今都算中产阶级，有房有车衣食无虞，连孩子都比别人多几个。几人中真正的富豪却是小咏。毛子曾问过她，家产多少？小咏笑笑说，七、八位数吧。何其业、刘苏问了国内诸位的境况。毛子、小咏都在他们意料之中，只是达摩让他们意外。何其业说，当年啊，我的印象是，毛子功底最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