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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这个保留条件不谈，两种特性的对立勾画得十分鲜明。弗兰茨…卡夫卡出生的两个世系的遗传因素——母系（略维家）的古怪、羞怯、安静的人和现实强壮的父系一线由他自己作了下述描绘：“将我们俩比较一下：我，简而言之，一个有一定卡夫卡家族根基的略维家族人，但没有为卡夫卡家族的生活、经商和占领欲望所推动……你却是一个真正的卡夫卡，无论强悍、健康、胃口、决断力、能言善辩、自满、优越于世人之感觉、耐力、沉着、鉴别人的能力，一定的慷慨大度无一不证明这点，当然也有着附属于这些优势的错误和弱点，你的性格、有时你的勃然大怒不时将你驱入这些泥潭之中。”可以比较一下写在另一处的卡夫卡眼中的母系遗传因素：“固执、过敏、正义感、焦虑。”这与精力旺盛的父亲肖像之间存在着悲剧性的剑拔弩张的对立，在《信》结束部分卡夫卡谈到他徒劳不果的结婚问题时，这一点又一次显现出来。父亲和儿子被并列对比，父亲得到了一切，儿子却一无所获：“结婚最大的障碍是这种无法磨灭的信念，要维持家庭，甚至要拥有家庭，就必须具有我从你身上认识到的一切素质，而且缺一不可，好的和坏的都在内，它们与你的生理机体融合在了一起，即强悍和对他人的嘲笑，健康和一定的无所制约，能言善辩和知识欠缺，自信和对其他任何人的不满，超人优越感和专制，老于世故和对多数人的不信任，还有无任何坏处的优点，比如勤奋、耐力、沉着、镇静。相比之下，所有这些在我身上几乎不存在，或只有一星半点，就这样还要我壮着胆子结婚？我看到，就连你在婚姻中也要艰苦搏斗，甚至在孩子们面前招数失灵。当然我没有公然提出这个问题并公然给予答复，否则对此事的通常的思考就会占上风，并且向我指点其他一些男人，他们与你不同（在接近的人中就可以说出一个与你截然不同的人：R舅舅），但却结了婚，而且未被婚姻压垮——然而被压垮的例子已经相当多，对我来说已是绰绰有余。我未提出这个问题，却从童年时起就一直经历着它。并不是面临婚姻问题我才检验自己，而是在每个小问题面前都在检验；在每件小事中你都通过你的榜样和你的教育向我证实我的无能，正如我尝试着描写的那样。每件小事中正确无误并证明你有道理的，毫无疑问会与最大的事情，即婚姻，紧密吻合。”这段话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尤其是与他关于“潜意识”的论述之间的关系看来是抹不掉的。
可是我却心存疑窦，不得不对两者间如此简易顺手的联系之建立提出异议——尤其是因为卡夫卡自己熟悉这些理论，并且始终视之为一种十分不牢靠的、粗略的、不能与矛盾冲突的细节相合拍，或者说倒与其真正的脉搏相合拍的描述。下面我将以克莱斯特为例试着对事实真相作另一番阐释。首先却必须承认，卡夫卡自己的说法——那个与儿子心目中强烈感受到的父亲的优越性相关联的问题未曾公然提出，未曾向“通常的思考”方式提出，而是“从童年时起就一直经历着”——似乎在那位精神分析学家通常的观念模式中可以找到的依据。同样的还有对父亲的“教育方法”的阐述，——可是在卡夫卡许多关于他“耽搁了的教育”的日记片断中和他论及斯威夫持一个理论（“孩子们只能在家庭之外受教育，而不能由父母施加”）的“关于孩子教育的书信”中，却为另一个论题开启了门户。
几乎整封信写的都是父亲施加的教育。“我是一个胆小的孩子，”卡夫卡说道，“尽管如此，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样倔强；当然母亲也宠我，但是我不相信我那时特别不听话，我不相信，一句温和的话、一个静静的握手动作、一道善意的目光会让我交出人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你从根本上说是个善良的、软心肠的人（下面说的与此并不矛盾，我这里说的仅仅是你对孩子的表面态度），可是并非每个孩子都有足够的毅力和无畏精神，能够坚持下去，直至大人的和善降临。你对待孩子只有一种方式，就像你自己成长的方式一样，以力量、噪音和暴怒对待。你也还觉得这种方式很合适，因为你希望培养我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勇敢的小伙子”。
这封信以异常强烈的感情回顾了幼时一次微不足道的体罚，这次体罚主要起的是精神威慑的作用，肉体几乎谈不上吃了什么苦，可却在儿子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使他始终认为；“我对他（父亲）来说竟是这般微不足道。”父亲对这个孩子的小小的乐趣，对他的朋友交往，对他待人接物的整个方式作出的种种轻蔑评价在孩子心中形成了沉重的压力，最终导致自我蔑视。父亲自己对他的评价和规定并非坚执固守，而恰恰是这种不合逻辑的摇摆在回顾过去的儿子心中有如不可驾御的活力与不折不挠的意志的象征。“你全靠一己之力披荆斩棘到达了如此宏伟的高峰，因此你对你自己的见解抱有无穷的自信心……你坐在你的椅子中统治着世界。你的见解是正确的，任何其他意见都是发疯的，偏激的．痴呆的，不正常的。你的自信心大到如此程度，以致你的言行免不必始终如一，而你无论怎么改变，你又总是有理的。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对某件事根本没有任何见解，于是有可能与此事相关的所有见解毫无例外地都是错误的。比如说，你会先骂捷克人，完了骂德国人，再骂犹太太，而且不是有选择地就事论事，而是笼而统之，一概骂人，直到除了你自己以外无人不在挨骂之列。我感到你身上有着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色彩，他们的正确性建筑在他们这个‘人’上，而不是建筑在思想上。”
这段话可以使人联想到．在卡夫卡身上除了人格尊严的因素，亦即民主外，权威的原则也起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诉讼》中，在《城堡》中，在所有小说中和属于《中国长城建造时》的断片中无所不在。—一人们从自身的经验出发知道，从荒谬的、无须顾及原因和矛盾之处的、互相信赖的某种人与人关系中会产生什么样的魔力，一种原因是当事者未曾认识其矛盾之处，另一种原因是当事者需要对方（比如一个心爱的女人）这么一个完整的即使有缺点的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必须能容忍对方。于是我们要以客观而傲慢的口气发问：卡夫卡为了什么而需要他的父亲？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既然他对其父亲抱着批判的态度（上面因需要某人而予以容忍的观点因此而不适合），那么他为什么不能摆脱父亲的影响呢？为什么他不像许多孩子那样，与父母保持—波距离，从而免受巨大压力呢？或不如这样来提问：他与他的父亲间是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的，后期几乎不跟他说话了，那么他为什么为这段距离和关系的冷漠而痛苦不堪呢？难道他会想不到，在像他父亲与他这样两个性格如此不同的人之间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吗？弗兰茨是能够理解父亲的，并且以最公正的方式，此外还怀着充满爱的钦佩评价他。父亲受其性格驱使，没有任何罪责可言，这也是弗兰茨在这封信中所反复强调的，但也由于其性格而无可奈何地、毫无可能打开理解儿子内心特点的大门。在我的这位朋友在世时，尽管我未读过他的日记，我已经知道他心中最深的创伤，不知在多少次谈话中，我试图让他明白他对父亲过高估计和他自我蔑视的荒谬。全都是白费口舌，他会滔滔不绝地倒出一大堆根据来（他也经常沉默不语），那真能叫我一时间受到震撼，哑口无言。
今天我依然感觉到，“卡夫卡对父亲的首肯原因何在”这个中心问题不是按卡夫卡的想法提出，而是由外界提出的。对父亲的首肯的需要确实曾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感情，直到这些年依然余音绕梁，是“害怕、孱弱和自轻自贱的普遍压力”的表现。在信里，父亲对儿子的一切努力的生死存亡的判决被赋予了一种完全夸张了的作用（参见小说《判决》）。信中说，倘若遇到你的反对态度，或仅仅估计你有反对的可能，那么勇气、决心、信心、对此对彼的喜悦之情便不能坚持到底，说到估计你的反对态度，几乎对我作的所有事都可这么估计……只要谈到与你有关的事，你是个杰出的演说家，而我在你面前则张口结舌，结结巴巴，即使这样，你也认为过分了，最终我便沉默了，一开始也许是出于自尊心，后来便由于我在你面前失去了思考和说话的能力。由于你是我实际上的教育者，这一点便处处体现在我的生活之中。”这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相同例子，不妨从下一节中（“幼稚行动”）预先抽出来提一下：克莱斯特据说也有结巴的毛病。卡夫卡说他曾给结巴巴地说话，只能与他同其父亲的交往联系在一起，在其他场合，只要他愿意开口，打破沉默，他的谈吐是自由、轻松、高雅，而且富有奇思妙想，具有摄人的力量，而这经常是以开玩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且又总是自然得令人吃惊，与“结结巴巴”毫无相通之处。
这种“教育”的结果根据这封《信》的描述是这样的（这是卡夫卡自己评论他的长篇小说《诉讼》的结束语）：
“我在你面前失去了自信，代之而来的是无穷无尽的负疚意识。有一次我想起这种无穷无尽性时准确地描写了某个人：‘他担心，羞耻将在他身后继续存在下去’。”卡夫卡将他生活虚构成一系列突破父亲的势力范围、进入脱离父亲影响的区域的尝试。奇怪的是，卡夫卡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最强烈反对的莫过于任何“虚构”了，他认为虚构摒弃了有机的、时有出乎意外的生动丰富的生活的呼吸，匆匆忙忙地编造想当然的、呆板的、概念化的联系。可是他自己在此却坠入了虚构的泥潭，除了符合事实的以外，也插入了半真半假的抑或夸张的情节。比如他将他的文学创作亦纳入“逃离父亲的尝试”这一总标题中，仿佛他对艺术的兴致、他创作的喜悦感不是来自自己的力量，不是自立似的。在接近他的人的眼里，从事创作的他根本不是那种挣扎在父亲魔影中的形象，而是一个为形式、创作欲望和能力、认识事物的动力、对生活的观察和对人的爱所振奋激动的形象。当然，在给父亲的这封信中他以令人震撼的话表达的因素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的写作与你有关，我在那里仅仅是倾诉在你胸前所不能倾诉的。这是一种有意拖延的与你的告别，只不过这告别虽是为你所通．却是沿着我所制定的轨迹发展的。”卡夫卡在这封“信”中，从逃避父亲的企图这同一个出发点来看生活的其他圈子：家庭、朋友、犹太民族、职业，以及两次意欲导致婚姻的开端。“我的自我估价受任何东西的影响，比如一个外在的成就，都远远不及受你的影响……那里，在我生活的地方，我被遗弃、被宣判、被斗败了，尽管我竭尽全力争取换个地方去生活，然而这种努力不值一提，这是在为某种绝不可能的事努力，除了一些小小的例外，这绝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卡夫卡给他童年的状况赋予了一种压抑他自己的性质（也许由于是事隔多年的回顾，或由于在信中执拗地坚持着的虚构的影响，这种性质被描绘得过于灰暗了）、他声称，他在中学里所学甚少，甚或一无所学（出于我对他的密切关系的了解，我要就他的学识，比如说希腊语知识——一我们在大学期间曾一起读柏拉图著作——提出异议），他接着说：“自我能够思考时起。我心中便怀着这种对精神存在观的最深的忧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这儿的犹太中学有点奇怪，人门在此可以遇到最不可信的言论，然而却以冷漠的、几乎没有内容的、不可摧毁的、幼稚直至可笑的、动物般自以为满足的无所谓的态度出现，这种自以为是，然而冷漠而多幻想的孩子的无所谓态度我在其他地方从未遇见过，当然，无所谓态度在这地方也是保护自己不被恐惧和负疚感摧毁神经的唯一工具。”
至于“自救尝试”，我会在应该谈的地方谈到它的，当然并不完全与这封给父亲的信中意义一致。只是关于将犹太教作为逃避父亲强权的阐述还应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能反映卡夫卡青春年代的关键性问题，而且还具有普遍意义，不仅对认识那个过渡时期的犹太民族是如此，而且关系到卡夫卡以后在宗教上的发展：“我在犹太教中同样找不到多少面对你的避难之所。这里找到一点避难角落本来是可以想象的，然而这里更可以想的是，我们能够在犹太教中相遇而安，甚至一致地从那里出发。可是你所给我们的却是什么犹太教！我在过去的年头中面临过三种形式。
“孩提时，我附和着你，谴责自己，因为我不常去教堂，不做斋戒等等。我相信，我这么做不是对我不好，而是对你不孝，这时，一直潜伏着的负罪感也就渗透进了我的心灵。
“后来，当我成了年轻人时，我不理解：为何你对自己信奉的犹太教一无所知，毫不虔诚，却谴责我不去努力像你一样（如你所言：出于虔诚）信教。据我看来，这些谴责实际上是空话，是玩笑，连玩笑都谈不上。你一年到教堂去四次，在那里与其说像个认真信教的，不如说至少是更接近于那种不把它当一回事的人，把做祷告当做走过场，有时你居然能够将正在朗读的书中段落指给我看，使我惊讶不已。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