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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并非对自己的所有文学作品，也并非老是评价得如此低下。他开始整理汇编小说集《乡村医生》。这一次他甚至积极争取出版。这是下面几行文字告诉我们的（同样摘自由屈劳写给我的信）：“谢谢在沃尔夫那儿的周旋。自从我决心将这本书题献给我父亲之后，我很希望它马上问世。并不寄希望于通过此举能与父亲调和，这种敌意的根在此处是拔不出去的，但我确实愿意干点什么，即使并不是迁居巴勒斯坦，至少也是以手指在地图上行驶一番。”
从这几行文字中可以看出，卡夫卡渴望着在家庭中获得正确的地位，渴望同父亲和解；这种渴望与融合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巴勒斯坦）人民道义上正确的生活方式之间强烈地显现着一种联系。这几个主题就是卡夫卡的基本问题（整个人类怎样才有可能过上一种真正充实的生活？）的具体化；事实上，这些主题在他最后几年中越来越强有力地贯穿着。
我所强调的和我认为我对卡夫卡的阐述有别于其他阐述（比如绍普斯、维塔、斯图姆普夫的阐述）的是这一事实：我认为积极的、热爱生活的、充满爱的、就真正充实的生活而含宗教性的因素是关键性的，而不是自我迷失、厌倦生活、绝望、“悲剧性地位”。
我放在传记前面的卡夫卡日记中的三段语录清楚地表明了问题。请你们在读下去之前把它们再读一遍。没有这几个引导句子，依我看是永远理解不了卡夫卡的宗教立场的。在这些句子和卡夫卡类似的话中存在着的充满希望的思想是不能偷换抹杀的。只有超越这些积极的论点，才能认识到，应该将卡夫卡归入“危机神学”的行列，这个神学的倾向性是：在上帝和人之间，在人与通过人的力量产生的善举之间，横亘着一条永远不可能弥合的鸿沟。值得注意的是，在弗兰茨给我的一封信中指出的恰恰是基克加德那些论点中的一条，即不是关于晕眩，而是阐述善的道义力量和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的段落。卡夫卡摘录了基克加德的话（并冠以引言“下面这段话不是摘自犹太教典”，与我的信联系起来看意味着：它符合犹太教的观察方式，尽管它不是源于教典，而是基克加德的话），他摘录了后面这些伟大的句子：“一旦一个人到来，他带有一些原始的素质，所以他不会说：应该原原本本接受这个世界……而他说的是：不管世界的原样如何，我保持自己的一种固有的本性，而并不出于对世界的好感而想改变它：现在这句话被人听到的一刹那，在整个存在中发生了变化。就像在童话中——一句话出口；施了魔法达数百年之久的宫殿便开启了，一切生命又恢复了；存在同样关注着一切。天使们有事可干了，他们好奇地看着，那会变成什么，因为这将使他们忙碌。另一方面：阴森可怕的魔鬼已闲坐了很久，吮吸着自己的手指，他们会跳起来，伸展四肢，因为（他们说）这里有他们的名堂了等等。”我对卡夫卡著作中充满希望、乐于行动的一面特别重视，也就是说，特别强调这一基本观点：人有他自己理智、意志和道德认识的火花，并不完全是超自然力量手中的玩物。——这些力量追求的法则与他所追求的不同，他不懂这些力量，永远不会懂，在它们面前他是失败者，只能听任慈悲或不慈悲的发落（古老的约伯问题），——在我强调这个基本观点之时，在我强调卡夫卡那里的人类自由见解时，我当然不会忘记，卡夫卡的这种见解只是像火花般闪现，而且在绝大多数句子中人的力量被规定得十分渺小，这一点在读者眼里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关于自由和希望的论点也存在着！而且在一个宗教思想者那里只要找到这么一个论点，奇怪的是，他的整个形象便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我想说的仅此而已！对这些乐观主义的世界观的迹象切不可忽视，否则就无法正确地去读卡夫卡。我认为，正是这些从可怕沉重的一生中无数的恶劣情绪和失败里面挣脱出来的柔弱的征象，这些进行一场“不顾一切的一切而为善所作的斗争”的征象构成了卡夫卡思想立场的核心、最佳之点和最本质的东西。正由于信仰的这些征象是从一种极端的怀疑中挣脱出来的，经最后的检验澄清，就其真实性而言非常有价值，非常强烈。“人不能没有一种对自身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的信念而生活，”卡夫卡说。他还补充：“自然无论是不可摧毁的东西还是信念都可能会长时期地潜藏不露。”这句修改了通常的有神论的补充句子非常重要：“这种潜藏的一种表达可能性是对一个人格化的神的信仰。”——可以说，怀疑和信仰不可能比这个警句结合得更紧密了。
相似的还有；“假如在天堂中被毁坏了的东西是可毁坏的，那么这没有什么决定意义；但它如果是不可毁坏的，那么我们便是生活在一种错误的信仰之中。”——卡夫卡在此清楚地拒绝了原罪的教义。卡夫卡对上帝的探索如同约伯曾做过的探索一样。他探索原罪和被逐出天堂一事。他搜寻着，但没有找到可借以断定的话。他寻找一种信仰像找一个断头台，这么重，又这么轻。但有一点他无论如何是确信的：（完全不取决于我们怎么评价上帝对我们的位置）人的立足点和任务是清楚的，是为善服务的活动，这是指在我们目之所及的范围内。“死亡就在我们面前，就像挂在教室墙上的一幅亚历山大战役的画。这就要看，是否能通过我们一生中的行动遮暗这幅画而干脆取消掉。”
可以将1911年11月11日的日记引为对照——对我的感情而言这是最震撼心灵的日记之一：“一旦我发现本该由我来消灭的弊病（比如那特别安宁的、依我看来是无可慰藉的我那结了婚的妹妹的生活）安然保持原状，我便在此一瞬间失去了胳膊肌肉的感觉。”
相似的话还有（1914年5月），但已是更加强调一切人间事物的捉摸不透和复杂性，这些性质将为美好进行的斗争弄得极其模糊——（也许可以说：每个伟大的文学家总将生活中某种在他之前无人看得这么清楚的东西清楚地表现出来。通过卡夫卡搞清楚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不清楚性！）：“假如我没有十分搞错，我确是更接近真实了。就好像是一片林中空地某处的精神斗争。我钻进森林，什么也没有找到，出于软弱马上又跑出去；我离开这片森林时，经常听到或以为听到那个斗争中武器的碰撞声。也许战斗者们的目光在寻找着我，但我对他们知之甚少或只知道某些虚假表象。”
人的盲目性是很大的。但是，但是——人们只有在不是认真对待事物时，才让上帝和正确的生活之“本”从面前驶过而不登上去，才会失去它。“但你要坚定”（我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是关键性的思索的语言），“……这样你就能够看见稳定不变的昏暗的远行，从那里除了有一次驶出一辆车外什么都未出现，这辆车向这里驰来，越来越大，在它到达你的身边时，它填满了世界空间——而你陷在它里面，像个孩子陷在一辆旅游车的软座里，车在暴风雨和黑夜中穿行。”
卡夫卡的基本观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这么个公式：几乎一切都是不稳定的，但从某个特定的认识程度开始，人们便不会再迷失方向。——这是以最纯的形式表达的柏拉图的学说。因为柏拉图在《费德罗》中也断定，那些驰过上面的小径的人，是不会落到下面的小径上去的。
在对人类行为的不完善性和不透明性的一切感伤中，卡夫卡坚信存在着不可动摇的真理。他不是通过语言道出这个观点，而是通过他毕生的态度。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尽管在他周围笼罩着抑郁的空气，人们在他身边却会感到极其舒服。这“不可摧毁之物”表明，卡夫卡的毫不咄咄逼人的、温柔然而坚定的举止就像是爱情、理智和善的永恒法则的凭据。当然，他几乎是无穷无尽地怀疑和嘲讽着的，但在他心中（比如）就没有对歌德的本质和核心的怀疑。那么究竟是不是“无穷无尽地怀疑着”呢？不，这儿有一条界线，一条非常遥远的界线——但终究是一条界线。
对一个绝对世界的信仰——但我们迷失方向，我们太弱了，我们不理解这个世界。与对绝对的信仰共存在卡夫卡心中的是对人类的无能的意识。这种衰弱感由雪普斯根据今日不遵循传统的宗教法则的犹太人独特的现状来解释，天主教方面也有这么个解释：不接受基督的犹太人。可是不能忘记作为衰弱感主题的时代形势、战争，卡夫卡个人的、偶然性的缺点和苦恼。这些个人因素是从青年时期的印象，从“失误的教育”中开始的，这一切使他作品中产生了那种急于说明远离上帝之现象的感觉。以此可以比通过神学幻想更好地理解真正的生活和真理。“接近上帝”和“正确生活”在卡夫卡那里是一回事。一个没有国土的民族的一员，是不能正确生活的。卡夫卡将复国主义视为一种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的生活方式，关于这个仿佛是犹太的现实主义的阐释我后面还将展开来谈。
但首先应该阐明一般宗教性的问题。
绝对物存在着——但是不能与人类的生活相比较：这似乎便是卡夫卡的基本经历，从这经历的深处不断出现新的变音。在最苦涩的嘲讽中，在绝望中，在无与伦比的自我鄙薄中，也在一种透过一切怀疑的云雾歌唱着柔嫩的希望中，这种希望并不常见，但正因为如此而更加无可置疑地在这里或那里显现。主题依然是我们会迷失正确的道路的危险，是一种具有如此怪诞的大比重的危险，即：实际上只有某种偶然性（“gratiaPraeve－niens”）可能会引导我们进入“法”，亦即进入正确的完善的生活，进入“道”。但可能性大得多的是，我们会误入歧途。“一旦遵循了夜铃的误响，——切便无可挽回了。”人与上帝间永远的误解诱使卡夫卡不断在两个世界的图像中描述这种不相称的关系，这两个世界永远、永远不能互相理解，所以在他如此众多的动物故事中，不会说话的动物和人之间隔着无穷尽的距离。他的作品中有这么多动物故事也不是偶然的。隔开父亲和儿子的墙也同样如此。在表达这种不可比较性的一切场合，这位文学家的目光总是含着同情的理解注视着，并将它同一切误解中最大的、灾难最深重的误解——人在上帝面前的失灵——默默地联系了起来。
这一认识的核心无疑存在于这种感觉之中：有一个绝对概念的、无罪孽的、完美的世界存在着，——也就是教徒们称为的“上帝”。这种对“不可摧毁性”的感觉是卡夫卡的自我存在的直接的肯定性和中心，与此同时，他并未忽略（因为他的心灵具有最敏锐的眼睛）无数可厌的错误步子中的任何一个、任何罪孽、任何可笑性，懂得人们互相间以此败坏着生活的乐趣，使生活无法进行，并因此而离生活的源泉日益遥远。一种美好的生活是为我们规定着的，但我们在内心深处却没有能力去抓攫它。这么一来，上帝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成了一个超验的领域，就字面的本来意义而言是无处生根、幽深可怖的。上帝的意志在我们的耳朵里响着不合逻辑的声音，也就是说与我们人举的逻辑形成怪诞的对立面，它令我们觉得残酷，甚至不道德。自从圣经中有《约伯》以来，没有人像卡夫卡在他的《诉讼》或《城堡》中或他的《在流刑营》中如此强烈地抱怨上帝。《在流刑营》用一幅画面描绘了正义：一台狡猾而残忍地发明的、非人的、凡与魔鬼无异的机器，一个这台机器的古怪的崇拜者。在《约伯》一书中，上帝做的也是这样的事，在凡人的眼里显得荒唐和非正义。但只是在人的眼里如此而已，在《约伯》和卡夫卡那儿，最后的结果是确定这一认识：人们作为工作的衡量尺度与绝对概念的世界里的衡量尺度不是一回事。这是不可知论吗？不是，因为这里有个基本感觉不变：人毕竟通过神秘的方式与上帝超验的王国联系着。只不过这不是通常的、平淡的、可合理对待的联系。用废话、用虔诚的圆睁的眼睛、用对恶的半遮半掩、用文艺来涂圣油都无法治愈那可怕的怀疑；而卡夫卡则以他不断翻新的智力和永远创新的、离奇的幻想将这种怀疑拽入我们的道德体系。只有通过一种非凡地耸立的积极的感觉，一种敢于横眉以对一切不加遮掩的消极面的积极感觉才能做到这一点。不加掩饰地登记大自然的消极面和可怕的缺陷，同时又从内心深处始终看到“思想的世界”（柏拉图的观念），这是卡夫卡生活和创作中的特征，这也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尽管没说过任何一句有关的话）显示为一种启示、宁静、肯定性，在苦脑和模糊之暴风雨中。
也许有人比卡夫卡信得更深，也就是说更无疑义；也许有人怀着更辛辣的怀疑，这我不知道。我肯定知道的是这个奇特之处：在卡夫卡那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特性化成了最高的综合。其意义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在所有信徒中他是离幻觉最远的；而在一切不怀幻觉看世界的人中，他是最坚定不移的信仰者。
这是古老的约怕问题。但卡夫卡几乎毫无保留地站在人的一边。在小说《在法的门前》中便是如此。守门人骗了那个请求进去的人，或是那人头脑太简单了。结束时，倾听这个传说的K．说：“谎言被变成了世界秩序。”显然这还不是最后的话：那牧师通过语言和举止来反对、抗议。（长篇小说《诉讼》中的最高法庭）的正义、一种符合上帝的委托，即符合“法”的良好的生活的可能性于是未被否认——但这种可能性并非肯定性。一切在摇摆之中。夜和光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