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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祥之兆下结成的婚约关系（“像一个犯人一样被捆住了手脚等等”），7月底便已破裂，同样是在柏林。“旅馆里的法院”，他记载着。据他告诉我，那是在安哈特火车站旁的“阿斯坝宫廷”旅馆。在决定性的宣布发表时除F．外还有她的女友在场。然后是父母那儿的情景。“母亲零星的泪花。我宣告这次教训到此结束。父亲从各方面正确地理解它。为了我的缘故从马尔默连夜赶来，穿着衬衫坐着。他们同意我的态度，没有任何或没有多少可谴责我的。无辜而形同魔鬼。”在这些震撼灵魂的场合，卡夫卡总是不断向自己提出良心问题（“不得不承受和制造这种磨难。”），我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可以找到解除婚约后马上产生的两部伟大新作的根源，这错不了。9月他给我朗读了《诉讼》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章，11月给我朗读了《在流刑营》。作家自我惩罚的文献，幻化出的赎罪行动。长篇小说《诉讼》的主人公K．做了些什么，没有交待。根据普通的尺度，他是无辜的。他“无可非难之处或无可厚非”。但他“无辜而形同魔鬼”。不知怎么的，他总是不能充分达到正确的生活的规则。一个神秘的法庭要求他说明问题，最终对他实行了处决。“在他三十一岁生日前夕，”最终那章中这么写着。卡夫卡开始写这部长篇还真的是三十一岁。这本书里有一位姑娘多次出现，她是毕尔斯．特纳小姐，在手稿中卡夫卡多半把这个形象缩写为B．小姐或F．B．，那互相间的联系这么一来就完全清楚了。结束时K，还抗拒捕役。“这时在他们面前出现了毕尔斯特纳小姐，她从一条比广场低的街道沿着狭窄的梯级朝广场走上来。不能完全肯定是她，但是非常像。不过K．对那是否肯定是毕尔斯特纳小姐并不在意，只是他很快意识到他的反抗是徒劳的。”——那出现的是毕尔斯特纳小姐亦或只是与她相像确实无关紧要。整个失败的结婚尝试都将显示出，它对卡夫卡的生活来说只是一种模式，没有具体的个人的意义，与未婚妻个人无关；这是一种模式，只有通过一种独特的女性人品才能打破，正如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显示出来的那样。
他同他非常钦佩的诗人恩斯特…魏斯（恩斯特…魏斯似乎通过提参考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柏林的事态发展）到丹麦的波罗的海海滨胜地玛丽亚利斯特作了一次旅游，他在那儿起草了一封给父母的很有启发性的诗，有启发性的原因之一是，它表明，在有些时期，弗兰茨认为存在着职业性进行他的文学工作的可能性。这封信中有这么几段话：
我同柏林之间还未了结，因为我相信，整个这件事是为你们好也为我好（因为它们肯定是一回事）而阻止了我继续像至今这样拖延下去。你们看吧，我也许并未给你们带来真正沉重的痛苦，按理说这次解除婚约是应该会有这样的效果的，但我从远处看去做不出这种判断。但是我更谈不上给你们来持久的快乐了，请相信我，这里的原因仅仅在于，我连自己都没法使自己持久地快乐。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恰恰是你，父亲，最容易理解的，尽管你对我的愿望不能予以认可。有时你述说着，你当初的日子是多么艰苦。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一种培养自我蔑视和满足的教育方法吗？你难道不认为——而且你也直截了当地说过——我过得太顺利了吗？我至今完全是在不独立的、特别惬意的条件下成长的。难道你不认为，尽管一切造成这种条件的人对我是那么仁慈、亲切，但这对我的个性来说不是毫无益处的吗？世上当然有那么些人，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够确保自己的独立性，但我不属于他们的行列。当然还有那么些人，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抛不开非独立性，至于这是否不属于他们的行列，不防做一些尝试。认为我做这类尝试岁数已太大的异议是不能成立的。我比表面上更年轻。使人持年轻是非独立性的唯一好处。自然也只有当非独立性结束时，这个好处才产生效益。
在办公室里我却是永远得不到这种改善的。在布拉格就干脆不行。这里的一切都是为把我这个从根本上需要非独立性的人保留在非独立性中而造就的。一切都提供在我的附近。办公室对我来说是烦人的，经常是不可忍受的，但从根本上说又是容易对付的。通过这里，我赚的钱超过我的需求。为了什么？为了谁？我将沿着薪金的梯子往上爬。意义何在？这个工作对我不合适，它从来不能给我带来自立，只带来工资，我为什么不抛弃它呢？假如我离职，离开布拉格，我不必冒任何风险，而能赢得一切。不冒任何风险，是因为我在布拉格的生活不能引导我走向任何益处。你们有时开玩笑地把我同R．舅舅相比。但是如果我留在布拉格，我的道路与他的也就相去不远了。与他相比，我将会有更多的钱，更多兴趣，更少信仰，我将会不满足，其他区别几乎没有什么了。在布拉格以外我可以赢得一切，这就是说，我会成为一个自立的、心境平和的人，充分调动一切能力，作为优秀、真实的劳动的报酬，真正的生存意识和持续的满足感油然而生。这么一个人你们也将更好些（这将不是最次要的成就。你们将有这么一个儿子，他的具体举动你们也许不尽相同），但你们会对他整体上感到满意，因为你们会自谓：“他在做他力所能及的，”这种感觉你们今天没有，说实在的。
关于计划的实施我是这么设想的：我有五千克朗。这笔钱使我有可能在德国共处，在柏林或慕尼黑，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假如不得不如此）生活两年。这两年使我能够从事文学工作，并能使我将布拉格期间由于内心的松弛和外界的干扰而在清晰度、充实度和谐和度上达不到要求的东西从心中带出来。这个文学工作将使我能够在这两年后靠自己的收入生活，即使那收入是菲薄的。即使是菲薄，那也是我现在在布拉格过的日子和在那之后将过的日子所无法相比的。你们会提出异议，说我错误地估计了我的能力和由这能力决定的挣钱可能性。当然，这不能绝对排除。只是应该考虑到，我已三十一岁，这类错误估计在这个年龄不可能发生，否则一切估计都不可能做出了；此外还应该考虑到，我已经写过一些东西，尽管不多，毕竟获得了一定的承认；最终可据以驳倒这个异议的是：我丝毫不懒，生活上要求不高，因此，如果一个希望破灭了，会找到另一种挣钱的可能性，反正不会麻烦你们，否则的话，不仅对我，而且对你们的影响都会比目前在布拉格的生活的影响更恶劣，将是全然难以忍受的。
我对我的状况知道得很清楚，我渴望知道你们的看法。因为我确信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我确信，假如我错过了这个计划的实施，便是错过了关键性的一步——因此我当然对于知悉你们的看法看得非常重要。
致最衷心的问候！
你们的弗兰茨
这个计划注定不能成熟。大战爆发了一个时期开始了，在这个时期面前，我们所遭受过的一切不幸和痛苦在与之相比中全都隐退到蒙着粉红色的童年般光泽的童话世界中去了。
克制着一切激情绪，弗兰茨在此时期内同时写三个作品（《诉讼》、《在流刑营》、《俄国铁路》）。十月间他休假一周，“以便将那个长篇小说推向前进。”他把休假又延长了一周。“十四天，部分是成功的写作，对我的处境的充分理解。”F．的女友寄来了一封信，她试图从中斡旋。与F．的联系只中断了两个月，在这期间还曾与F．的姐姐通过信。在给那位女友的回信中（他自己把信抄了下来），他说：“我不想提及与您的信一起到达的是什么。”他记载道：“自杀，给马克斯的信带着许多使命。”稍后又写道：“稍稍翻阅了日记。对这种生活的结构产生了一种预感。”
令人惊奇的是，在这场灾难中他的创造力也并未枯竭。而且这种创造力恰恰在那时达到高峰。12月13日他写完了《传说的诠释》，他自己描述了我收为《诉讼》第九章（最后第二章）予以发表的那章的特性，在日记中写道：“……满意感和幸福感，如同我在那个传说中那种……”12月19日又写道：“昨天几乎在昏迷状态中写下了《乡村教师》。”这里谈到的是短篇小说《巨鼹圣诞节休假期间，他同我的夫人和我到库腾贝格作一次短暂的旅行，去参观那里的历史性建筑物，避开大城市中已经强烈地感觉得到的战争恐慌和贫困，做一短暂的（也就四天）喘息。在科林一家旅馆中他给我们朗诵了《美国》（即《失踪者》）——长篇中未完成的本章，使我们如痴如醉。（在这一年的夏天，在这次旅行前还同奥托…皮克到海勒劳去了一次）1914年12月的最后一天，他不同以往地作了一番小结：“从八月开始工作，一般来说不少也不坏，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没有达到我的能力的界限，本来是应该达到的，尤其因为从各方面展望（失眠、头痛、心脏弱），我的能力都持续不了很久了。写了一些未完成作品：诉讼、对卡尔班铁路的回忆、乡村教师、副检察长和一些较短小的开端。写完的只有，《在流刑营》和《失踪者》的一章，二者都是在十四天的休假中写完的。我不知道为何做这番小结，这与我的脾气完全不符。”
与F．的关系还远远不曾枯竭，它在1914年最后几个月中经历了一次痛苦的新生，——我心底里不愿—一详述细节，只须在指出频繁的信件往来之外（约有几百封弗兰茨致F．的信保存了下来），提一下主要的几站就行了。在博登巴赫的一次会见（1915年1月）、在玛丽亚巴特的一次会见（1916年7月），再就是搞清这种伟大的经历与卡夫卡的创作和宗教观发展之间始终存在的、意义不断上升的联系。他的情绪是绝望的。他写入日记之中：“我在此抱怨，是为了求得解脱吗？解脱不会在这本子上产生，当我躺在床上时它才会到来，让我仰卧，使我躺得舒适、轻松，躺在淡青色中。其他解脱不会到来。”——再不就是：“我认为我们是绝不可能结合的，但我既不敢对她说，也不放在关键时刻对我自己这么说。”——再不就是：“共同生活的艰辛。为陌生感、同情、懦弱、虚荣所挤迫，只是在深处也许流着一条浅浅的小溪，它值得被称为爱情，但却无法接近，在片刻的瞬间有时向上闪光。”——再不就是这类归纳中的一例，这种归纳与其说有利于做出决断，不如说使之更为难产：
1916年8月30日，
保持纯洁结了婚
单身汉丈夫
我保持纯洁纯洁吗？
我聚集我的一切力量你处于内在关系之
外，成了傻瓜，飞向一切
方向，但却飞不远，我从
人的生命的血液循环中
汲取一切力量，一切我
能用得上的力量。
只对我自己负责于是更加为你
（对你）变傻。
（格利尔帕策、福楼拜）
无忧无虑。集中精力工作。由于我的力量增长，我
可以承受更多了。但这里有
一定的真理。
除此之外，却不乏他认为与F．结婚是完全可能的与值得欢迎的言论。他从玛丽亚巴德寄给我的信中就这么写着：“可是现在我看见了一个女人信赖的眼光，我便不能封锁自己了。有些我想要永久维持的东西被撕裂了（不是个别的东西，而是整体）。我知道，从裂口中会跑出超出人的一生的不幸来，但它不是招惹来的，而是托付的。我没有抗拒它的权力，更没有权力用自己自愿的手去做应该发生却未发生的事，以达到保持原来的目光的意图。”还有：“现在情况不同了，应该说挺好。我们的协定简而言之是：俟战争结束后就结婚，在柏林近郊租二三间住房，每人经济上自己承担。F．将像现在这样继续工作，而我，现在该我了，我还说不上来。假如要将这个问题阐述得更明了，那么就是，有两个房间，大约在卡尔霍斯特。在一个房间里，F．一早起床，匆匆忙忙地离开，晚上疲倦地躺倒在床上；另一个房间里放着一个长沙发，这是我躺的地方，我靠吃牛奶和蜂蜜度日。于是那里躺着那不道德的人（照众所周知的格言），四肢伸展。尽管如此，现在有着平静、确切，因而有着生活的可能性。”附言：“写完后看一遍，发现是强大的语言，几乎不能由柔弱的笔锋长时间压服。”
从某种角度看，在以后，在最终分手之后，弗兰茨始终将F．视为理想形象。1921年，当我告诉他我在柏林作了报告的消息后，他从一个疗养院里给我的来信中还这么说：“F．没有听你的讲座吗？——到了柏林，却未见到F，我私下认为是不对的，虽然若是我自己当然也会这样做的。我对F．的爱情尤如一个不幸的统帅与一座城市的关系，他占领不了它，但它却因此而成为某种伟大的东西——两个孩子的幸福的母亲。”（参见《乡村婚事》252页）“我爱一个姑娘，她也爱我，但我却不得不离开她……”等等）。
卡夫卡竭力将同F．的婚姻联盟从自身和抗拒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这成了他五年中生活的主旋律，他的创造性劳动和他宗教观上不平静的思索的鞭策力。在这段时间里他读了许多斯特林堡的著作。此外还读《圣经》、阳思妥耶夫斯基、帕斯卡尔、赫尔岑和克罗泡特金。他对赫尔岑的《伦敦之雾》评论道：“全然不知所述何事，但那整个不熟悉的人显现了出来，坚决的、自我折磨的、自我控制的而又是消逝着的。”韦尔弗给他读诗，以及一个叫《艾斯特，波斯皇后》的剧本片断。他活跃地参加朋友们积极的努力，比如参加菲利克斯…威尔奇教的课；他总是给予鼓励、赞扬、评论、推动，不让任何人（他自己除外）陷入绝望之中，他对我为加利齐恩流亡孩子们开办的学校中的工作感兴趣，经常来听我的课，同我的一个女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