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和《城堡》中整章整章的外壳和现实主义的苞叶取材于作者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中亲身经历的环境。可以相提并论的还有腹稿《新灯》（日记111页）和1913年7月2日的日记：“为关于一个玛丽…阿布拉哈姆的二十三岁姑娘的审理消息抽泣了一番。她由于贫困和饥饿，解下一根她用作袜带的男人领带勒死了她九个月的孩子巴尔巴拉。完全是老一套的故事。还有下面那篇写于最后几年的一个改革草案，这篇文章在卡夫卡的作品中非常孤立，这是关于一个显然意志自由、几乎是修道院式的甚或纯粹清贫的工作集体的计划：
一无所有的工入群体。
义务：不占有或接受钱和贵重物品。只允许下列财产：最简单的衣服（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工作必需品、书籍、自己所需的食品。其他一切属于穷人。
必须通过劳动获取生活费用。不畏惧任何不损害健康的工作。可以自己选择工作，在无此可能性的情况下，服从直辖于政府的工作咨询处的安排。
工作一天的报酬不得超过两天所需的生活费（具体根据不同的地区而异）。
生活尽量节俭。只吃身体必须的东西，比如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最高薪金的最低薪金：面包、水、枣子。赤贫者的伙食、赤贫者的住处。
同雇主的关系建立在信赖的基础上，从不要求法庭干预。接受任何工作后要在任何情况下完成，即使遇到对健康严重不利的情况亦然。
权利：最高工作量每天六小时，体力劳动四至五小时。
患病或到了无工作能力的年龄后由国立养老院、医院负责照料。
劳动生活是良心的体现机会和同仁的相信程度的体现机会。将拥有的财产献给国家，以便建立医院和养老院。
当前至少要排除自立者、已婚者和妇女。
建议（沉重的义务）与政府斡旋。
即使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有两句话无法辨认。那是可以为他人出一臂之力的地方，在荒僻的地方，贫民房子，（当）教师
最高限度五百人。
“试用期一年”。
卡夫卡从未积极参加过政府集会。但是他以观察的方式参加所有为改善人类命运作出的一切努力。因此，他积极参加捷克群众集会和讨论会，我经常耳闻他对伟大的大众演说家如苏库普、克洛法契、克拉玛尔的具体分析（多半是尖锐的批评）。直到他死后，我在为写作长篇小说《施蒂凡…罗特》搜集第一次世界大战捷克无政府主义革命运动的材料时才偶然发现，卡夫卡与这一运动的一名幸存者——卡恰老先生熟识。根据他真实的、已得到其他方面证实的报道，我得以在我的长篇小说中写下这么几行：“在另一群捷克人中，另一个操德语的客人坐在大饭馆的桌旁，非常瘦，看上去很年轻，尽管他的实际岁数八成已经超过三十了。他整个晚上一言不发，只是瞪大了闪光的灰色大眼睛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这对眼睛与浓密探黑的头发覆盖下的棕色脸庞形成奇特的反差。他是作家弗兰茨…卡夫卡。他常常不动声色地给这个团体以帮助。卡恰喜欢他，称他为‘Kitdas’，亦即‘沉默寡言者’或‘沉默的塑像’（假如人们试将布拉格行话捷克语译出来的话）。”这段话说的场所是那“姆拉迪奇”青年俱乐部的翻版。参加这个俱乐部的捷克作家有盖尔纳、托曼、施特拉梅克、施坦尼斯拉克…诺伊曼、马雷斯、哈谢克等。
当然，在卡夫卡的职业生活中并非始终笼罩着阴暗色调。他有能力与同事和下属包括与他们中间思想非常简单或非常混乱的人相交。我的故纸堆中有这些先生中的一位给我的奇特的备忘录。开头的这两句话：“Nose－culesfilllEvaeInhoelacrlmarumvalle”，结尾处载着弗兰茨手书的笔记：“从开头记载的作者——一个五十岁的人——的一段经历中开了一个有弹性的、范围更广的纲领，根据这个纲领，可通过东方犹太民族（达利雅——犹太人当今的母亲）和斯拉夫民族（乌尔苏斯——斯拉夫人当今的父亲）的结合以拯救二者，并造就西蒙——一个有宗教创造精神的新人。”弗兰茨把这篇奇特的纪念文章作者带到我这里来，我们三人一起去看了一场东方犹太人的话剧演出。关于这场演出后面还将予以报道。
在他写给我的一封取消约会的信中，他给他的职业活动抹上了一层堪称走在卓别林电影前面的幽默色彩：“我干些什么！撇开我其它的工作不谈，在我四个区域的主力阵容中，人们像喝醉了似的从架子上摔下来，掉到机器里面，所有房梁都倾覆了，所有斜面都松动了，所有的梯子都滑了下来，递上去的东西一概掉下来，送下去的东西人们自己则掉在那上面。瓷器厂的年轻姑娘们真叫人头疼，她们不停地连同手中捧着的高高的一叠叠餐具摔倒在地上。星期一我算碰到了最气恼的事情。……
“在日记中，他详细地记载了一个监督员年轻时的经历。然而他很难同高层人士合得来。——有一次，他激动万分地跑到我这儿来。他告诉我，他刚闯了一个大祸，这也许会使他失去花了很多力量争取得来的好职位（他为了父母的缘故而重视这个职位）。他被任命为设计员。理事会的一位高级人士召集了新任设计人员，向他们作了一番庄严的、教父施圣利般的讲话，逗得他（弗兰茨）突然大笑起来，不可抑止。我同心绪无法平静下来的弗兰茨共同起草了一封给这个高级官员的道歉信。事实证明这封信是写得明智的、不乏幽默感的。奇怪的是，弗兰茨碰到的总是好心人，好像是补偿他内心的障碍似的。他们促进他，至少不有意地与他过分亲近。而其他内心平衡的人一生中几乎总得同伴逆者纠缠不休。于是一切均被纳入某种秩序，这就是说：谁也别想轻松自在。
在职业生活中，精神负担日益上升，日益难以承受，有趣的或令人激动的插曲十分罕见。关于办公室工作妨碍写作的问题，日记中写得惊心动魄，全无补充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平常十分谦逊的人的一段表白，他必须挣扎一番才能弄出篇把公文，就像从自己身上撕下一块肉一样，然后“大吃一惊”地发现：“……我身上的一切都是为文学劳动而准备的，这种劳动对于我是一种神妙的轻松，一种真正的活力之表现；而在这办公室内，起草一篇该死的文版却必须从我有能力享受这种幸福的躯体上活生生地夺去一块肉。”那时他出于家庭的利益形式上接受了一家工厂的部分管理工作，后来不得不至少有时候抽时间关心一下这家企业。就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他那种语调急剧强化。这事情对他来说是根本不可忍受的。他感觉到巨大的创作力在体内膨胀，却又为这种义务而压下去。他的抱怨与莫扎特答复父亲催促他接受“攻读学位”而从巴黎写给父亲的那封信非常相像，莫扎特写道：“您别以为这是懒惰——不！——而是因为它与我的天才、我的生活方式截然相反——您知道，我可以说是钻在音乐里了——我一天到晚同它打交道——所以我乐于思索——研究——考虑。这里的这种生活方式（即阅读）妨碍我这么做——我当然需要几小时自由活动时间，一个人——这短暂的时间用来休息比工作更重要。”——可惜永远会有那么些庸人，认为天才有那么“几小时自由活动时间”就够了；他们不懂，白昼黑夜所有时间统统加起来才刚够使灵感和休息的交替来往保持宽阔的“振幅”，中途不受干扰。有些人认为卡夫卡出自真心地认为自己的文学工作是差劲的、微不足道的，并出于这个原因什么也不想发表；这些人会感到一定的惊讶：他居然像莫扎特在信中自封“天才”一样，以同样的自信在日记中谈到他的“能力”以及由可恶的日常办公室杂务造成的能力紊乱，这是我们接下去要摘引的。假如认为一个天才，一个目光敏锐、善于塑造的天才恰恰对他自己固有的独特力量看不清楚，那真是可笑之至。从外表看卡夫卡确实表现出一定的自我低估；在他与所追求的目标，与宗教彻悟（说到底他的内心就是这样的）的关系中，他感到自己渺小；但这些根本不能阻止他正确地估价上帝对他的仁慈程度及这种仁慈在人间受到的阻碍的扭曲表达。他写道：
1911…11…15。昨天晚上怀着一种预感摊开被子躺了下去，这时重新意识到了我的全部能力，仿佛都抓在我手心里似的；它们胀满了我的胸膛，点燃在我的脑海中，为了不起床工作安慰自己，有一阵我反复念叨着：“那样不利于健康，那样不利于健康”，显而易见地故意强迫脑袋钻入睡意中去。我老是想着一顶有沿的帽子，为了保护我自己，我使劲用手把它按紧在头上。昨天我失去了多少东西！血液是怎样在窄小的脑袋里挤涌着啊！有能力于一切，却被我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阻止住了，这些力量应该说是浪费掉了。可以肯定，事先我即使在很好的感觉中逐字逐句或仅仅是顺便地、却是以明确的句子形式想出来的一切，一到伏案把它写下来时，读上去却总是这般枯燥、颠倒、呆板，妨碍整个氛围，畏畏缩缩的，尤其是漏洞百出，尽管想出来的东西丝毫不曾忘记。大部分原因当然是，我只有在振作的时候（虽然我十分盼望这种时候，但对它的畏惧心更甚）才能脱离书面构想出好的思路来。可是这时候文思如潮，过于充足，迫使我作出取舍。于是我盲目地、完全根据偶然机遇从思潮中抽取，抓到什么是什么。这么一来，经过考虑而写下的成品与它存在于其中的思潮的充足相比简直不足挂齿。没有能力反映这种充足的思潮，这样自然显得很糟糕，因为它毫无吸引力。
1911…12…28。工厂给我家带来的折磨。当他们要我每天下午到那里工作时，我为什么会容忍呢？其实没有人强迫我，可是父亲以他的责备，卡尔以他的沉默，再加上我的负疚意识给我造成压力。我对这家工厂一无所知，今天早晨受命巡视过程中我感到自己毫无用处，如同遭受鞭挞一般。我拒不接受深入工厂企业的琐碎事实中去的可能性。假如通过所有参与者没完没了的问题和纠缠使我终于这么去做，那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有了这么点认识，我知道能干点什么实际事情。我仅仅适于干一些虚事，我的头头以他正直的思维给我做的事情添油加醋，使之看上去真像是成绩卓著。通过这种为工厂做出的毫无意义的努力，我将在另一方面剥夺了自己将下午的几个小时为我所用的可能性，这必然彻底摧毁我的生存；即使没有这么回事，我的生存面业已在不断缩小了。
1913．621。我头脑中装着庞大的世界。可是如何既解放我并解放它，而又不使它撕裂呢。我宁可让它撕裂，也
不愿将它抑止或埋葬在心底。我是为此而存在的，这点我
十分清楚。
“我头脑中装着庞大的世界”，日记中充满了计划、草稿、开头部分，于细微处见全貌。莫扎特反抗顶撞父亲。卡夫卡沉默不语。但是我有他的一篇文字，将他卷入赚钱职业的不幸表达得非常清楚。依我看，这里（而不是受父亲的束缚）是他进一步踏入苦难世界的根源之所在。这种进展最终导致疾病和死亡。夸张的父亲约束力把他接在职业的枷锁中不能动弹，只不过起到了助长不幸的作用；这个不幸从根本上说是由这个事实造成的：一个怀着如此巨大而丰富的才情和强烈的创作欲的人恰恰在他的青春活力发展的时期被迫回复一日地从事着与内心毫不相干的事情，直至精疲力竭。给我的这封信中是这么写的：
我从星期天到星期一的这个夜晚写得很好——我恨不得写它个通宵和一天、一夜再一天，最终飞逝而去——今天肯定也可以写得很好——甚至完成了一页，本来只是昨天那十页的一气呵成——然后我由于下面的原因不得不搁笔。X先生——那位企业主今天早晨踏上了一次公务旅行的途程，将外出十至十四天，先前我由于心不在焉而未注意到这个动向。于是这段时间里工厂真的由那位车间主任一个人管了。没有任何投资者（只要他不像我父亲那么神经质）会对厂里那完全是骗人的经济形势产生怀疑。我也有同感，尽管并不是像父亲那样担心钱的问题，而是。心单调乏味、良心不安。我想象中的局外人是不会怎么怀疑又亲的担忧心情是在情理之中的；而我也不能忘记，说穿了我也琢磨不透，为什么一个比X先生在技术上和组织上都高明千万倍的车间主任，在X先生不在时就不能将一切处置得像以往一样井井有条，因为，归根结蒂，我们是人，而不是贼。……
最近曾在一次我向体声称，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干扰我的写作（当然这不是吹嘘，而是自我安慰），那时我老想着，母亲几乎每天晚上对我唠叨，说我为了使父亲安心应该什么时候到厂里去看看，而父亲则用目光及拐弯抹角地对我说出了更严厉的话。这些请求和责备虽然就其绝大部分内容来说与荒唐不相干，可是我却（这里便表现出这番话的无法消除的荒唐性）即使在最佳精神状态中也无力承担那种监察使命。但今后十四天中的问题并不是这么回事，这十四天中可以由任何两只眼睛在工厂中穿梭巡视，当然也可能正好是我的眼睛。对于这个要求偏偏冲着我来，说不出任何反对意见，因为大家都认为我对这家工厂的建立负有主要责任——我感到，这种罪责我一半是在梦中接受下来的；再说，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到工厂去，父母本来就不可能去做此事，而且现在正是生意最旺的季节（新酒馆中的生意好像也有起色），比如说，今天中午母亲根本就没有回来吃午饭。
今天晚上母亲又开始说那老一套的抱怨，除丁暗示我的过错使父亲陷入痛苦的疾病中外，她又以X的离开和工厂的完全无人照管作为新的依据，我只感到一种苦水（不知是否只不过是胆汁而已）在全身流动，我看得很清楚，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