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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一次转弯之后,它突然闯入布雷区,或更确切地说,被不自然的意外光亮、耀眼的黄色彩虹损坏的场地:沟渠尽头那些像所有陷阱一样被我们车灯照亮的宽阔、虚假的出路,在我们的碘钨灯前退缩的地面;以及所有那些与我们相遇而过、被我们侮辱——就像他们在我们之间猛然用狰狞的面目侮辱我们一样——的同谋共犯的陌生人。以及,所有那些不知名的驾车人,那些溅了我们满身污水、搞得我们昏头昏脑、在转瞬即逝的虚假月光下把我们抛弃在浇了柏油的死胡同里的敌人。有时,为了躲避来自他们的强烈光亮,我们不得不忽而冲向右边的树林,忽而冲向左边的鸟群。
还有,那些汇集了混凝土、苏打水和零钱的歇脚地,多亏自己的本能反应才从高速公路上死里逃生的冒险者们常常躲避在其中。那里只有休憩、寂静和黑咖啡,人们想,这杯黑咖啡差点儿成为最后的咖啡,因为,在欧塞尔,卡车都十分疯狂,因为,在欧塞尔,人们在骤雨下和薄冰上什么也看不见。不计其数、谦虚的高速公路的英雄们早已习惯了与突如其来的死亡擦肩而过,仍然不停地前进、飞奔,眼睛在光亮下眨巴,想象在假设中驰骋,“他现在会超车吗?我还有时间通过吗?”双手冰冷,心脏有时甚至要停止跳动!每天在高速公路上和咖啡馆里遇见的谨慎、匆忙、安静的英雄们显得疲惫而坚忍,一心为里昂和瓦朗斯或巴黎和鲁昂之间还有一百公里路途,而过了芒特或沙隆后只有数不胜数的停车场和加油站而忧虑。于是,他们躲避在这些中途停靠站里,退出游戏五分钟,并且,安然无恙、死里逃生的他们在加油站站牌的阴影下看见前一刻跟在身后或被超越的车辆像神风突击机一般飞驰而过……于是,人们喘一口气,假装在那些临时的——极为短暂的停留——歇脚处,那些必须离开的——哪怕身前和身后那些黑色的怪物以及它们放射出的强烈、专注、敏锐而可怕的光亮令他们感到恐惧——避难所安顿下来。于是,人们自我克制,强迫自己和他的机器,于是,机器呻吟着发出隆隆声,让您受它的支配,也让它自己受您的支配。当您在座位上、在那张塑料或皮垫子上重新闻到您自己的香烟的气味时,当您用活生生的、温热的手触摸到冰冷的木制或塑料方向盘时——它把您带到那里并打算带您去别处——您就知道您的汽车不仅是一个交通工具,也是一种神话因素,是您命运的潜在工具,能够毁灭或拯救您,是希波吕特希腊神话中亚马逊的女皇。——译注的战车而并非流水线上第一千个复制品。与人们可能相信的相反,速度的节奏并不是音乐的节奏。在一首交响乐中,与每小时两百公里的速度相符的并非轻快或狂暴的快板,而是行板,缓慢而庄严的乐章、一种令人们行驶其上能够超越某种速度的平面,在那里,汽车不再挣扎,不再加速,相反地,它和身体一起任凭自己沉浸在一种清醒、专注并被人们习惯地形容为“令人陶醉的”眩晕中。这是夜晚发生在偏远公路上,有时也白天发生在僻静地区的事情。它发生在这样的时刻:“禁止”、“强制休息处”、“社会保险”、“医院”、“死亡”这些字眼不再有任何意义,而是被一个简单的、所有时代的男人都使用的、与一辆银白色的高速车或一匹栗色马有关的词所取代:“速度”。在这样的速度中,某种东西超越其身外的某种东西,在这一瞬间里,不受控制的暴力摆脱了机器或重新变得野蛮且几乎不受智慧、感情和机敏——以及性感——控制的动物,无论如何,由于控制不足而不得不让它成为一种乐趣,不得不让它有可能成为一种致命的乐趣。在我们这个可憎的时代中,冒险、意外和非理性被永远地抛置在与数字、亏损或计算的比较中;在这个可悲的时代中,人们被禁止自杀,这并非出于他们灵魂不可估计的价值,而是因为他们身体的已经计算出的高价。
事实上,汽车,他的汽车,将给予它的驯养者和奴隶一种不合常理的感觉:终于获得自由,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回归最初的孤独,远离一切陌生的目光。无论行人、警察和邻近的汽车司机,还是等待他的女人和不等人的生命,都无法把他赶出他的汽车——他唯一的财产,总之,唯一使他的身体能够每天一小时重新回到天生的孤独状态的东西。此外,如果车流在他的汽车面前散开,就像红海的浪潮在希伯来人面前退却一样;如果红灯一个接一个远去,逐渐稀少、消失;如果道路开始摇晃,开始随着他的脚施加在油门上的压力而低声抱怨;如果从车门边掠过的风变得猛烈;如果每次转弯都是一种威胁和惊奇;如果每一公里都是一次小小的胜利,那么,您将对那些在他们的企业里有辉煌前程的安分的小职员感到惊异,对那些平静的人是否会在最后一次冲向大地、最后一次拒绝他们的未来时原地作一个混合了铁、沙砾和血的漂亮旋转感到惊异。人们把那些惊跳称为“意外”,并提到心不在焉、分神,提到所有的一切,唯独忽略了最主要的、与前者恰恰相反的东西,那就是身体与精神的突如其来、毋庸置疑、无法抗拒的相遇,一个生命对自己突然产生的念头的赞同:“怎么,我是谁?我就是我,我活着;我感受得到这一点,根据‘宪兵队’、社会和失望的规则,我在城市里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行进,在国道上每小时11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每小时130公里,在我脑海里每小时600公里,在我身体中每小时3公里。那些从童年起就围绕在我身边的失常的计速器是什么?那种在我生命——我唯一的生命——历程中强加给我的速度是什么?……”
然而,我们逐渐远离乐趣,也就是说,被视为乐趣的速度——这是它最好的定义。让我们像莫朗、普鲁斯特和仲马那样说一说吧,这不是一种模糊、冗长而可耻的乐趣。在道路上极速前进,超越汽车的安全限度,超越地面的承受力,或许也超越他自己的反应力,这是一种确切的、激动人心的、也几乎是从容的乐趣。并且,我们还要说一说,这不是和自己的赌博,不是对自己才能的愚蠢挑战,不是自己与自己之间的竞赛,也不是对于个人不利条件的一次胜利,而是纯粹的运气和他本人之间的一次愉快的打赌。当人们快速行进时,在某个时刻,一切都开始在这个铁皮独木舟里飘舞,而在这个铁皮独木舟里,人们达到海浪的顶点,并希望借助水流而不是他的敏捷安全回落到水面。对速度的爱好与运动无关。正如它酷似赌博和机遇一样,速度就像生存的幸福,因此也仿佛延伸在生存的幸福之中的那种对死亡的隐约渴望。这就是我最终坚信不疑的一切:速度既不是一种征兆和证明,也不是一种怂恿和挑战,而是一种幸福的冲动。
萨冈与我们
[法国]亨利·哈热著段慧敏译
1954年,一位青涩的少女写出了《你好,忧伤》。这部小说引起了轰动一时的丑闻,也创下了惊人的销售纪录。自此,这个女赌徒便开始毫无顾忌地挥霍她的生命和财富。她在69岁的年龄悄然离去。而她那轻巧的旋律已经开始引人怀念。
90年代初,萨冈亲自为作家词典撰写自己的墓志铭:“1954年,她带着一部单薄的小说《你好,忧伤》走向世人,这部小说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丑闻。而在写出了众多轻率的文字、经历了同样轻率的一生之后,她的离去却是一个只属于她自己的丑闻。”这便是萨冈的风格。
弗朗索瓦兹?萨冈极度厌恶粗俗的言行。她所受的良好教育使她与粗俗绝缘——这位丑闻女主角毕竟出生于一个天主教资产阶级家庭。恼羞成怒的时候,她会大喊一声“见鬼!”来发泄情绪。她的谈吐中总会充满一些陈腐而考究的词汇,她的语言世界里充满了有点“荒诞”的“怪人”和非常“恼人”的“泼皮”们。当有什么人或什么事让她觉得不开心的时候,她总是会说一句“真是讨厌……”作为惩罚。弗朗索瓦兹?萨冈曾屡次与死亡擦身而过:车祸、胰腺癌、在波哥大的昏迷……但是每次她都能够重新站起来,没有泪水也没有怨言。她就像是一个小勇士,只有心灵的疲惫才能让她感到乏力。她曾坦言,“身体上的任何痛苦我都能够忍受,但是我不能对别人说我再也不爱他了。”她也曾描述过死后的彼岸世界,就像在描述一片熟悉的风景,然而听起来却是那么让人沮丧:“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说,没有过去的生活,没有走廊,没有灯光。那是一件太过平常的事情,确实不足为奇……”至于余下的一切,她很久以来便已经摆脱了那些令人厌倦的仪式。墓志铭便已经足够。
临终圣事呢?1957年,人们在屋顶上找到她的阿斯顿?马丁车之后便有神甫为她主持过了仪式。
死后如何?“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说,没有过去的生活,没有走廊,没有灯光。那是一件太过平常的事情,确实不足为奇……”
几天前,弗朗索瓦兹?萨冈因呼吸不畅住进了医院,最终于9月24日19点35分与世长辞。萨冈于69岁辞世的消息在国内外传播开来,成为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这位小说家不仅仅是一个时期、一代人的图腾,她也是——尤其是当代法国最具世界知名度的小说家。巴黎评论界指责她的高傲态度时,她曾解释道:“是我的错,我在谈到自己的小说时,总是带着漫不经心的态度。”自从她18岁戴上荣誉的桂冠以来,巴黎的评论界便乐此不疲地抨击她的作品,就像是用红笔评改一个小女孩的作业。然而打在手上的戒尺并没能阻止她,她依然写就了20多部小说、10几部戏剧,改编了10几本电影剧本,写下了许多歌词,甚至创作了一部芭蕾舞剧。这些确实可以称得上是辉煌的业绩。她的书在法国销量达300万册,被翻译成了15种语言。美国大学里众多研究者写出了关于她的论文。俄国的小学生们通过她的小说学习法语。日本建立了众多的萨冈俱乐部,就像米雷耶?玛蒂厄俱乐部一样流行。怎样去定位这样的现象呢?纽约社论撰稿人约瑟夫?费希特成为了一个志愿者。两年前,他在《先驱论坛报》的专栏里写道:“萨冈便是法国文化的特例!”一个光着脚的调皮女孩儿。是的。半个世纪以来,正是这个小女孩儿,历经了丑闻、名誉和人们对她童年的嘲讽。也正是这个小女孩儿,在她的小说里为美国读者亲笔题词“Withallmysympathies”(寄予我深切的同情)。这个小女孩儿不是任何评判委员会的成员,不是任何组织的候选人,也从未获得过任何勋章——“我不喜欢在自己的身上留下任何印记。”在她整个创作生涯中,她仅获得过两项文学奖:出道之时的批评家奖和几近收笔之时的摩纳哥亲王奖。1980年,弗朗索瓦兹?萨冈几乎比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更有希望进入法兰西学院。她本来也可以进入。“绿色不适合我,”她对那些蔑视她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说。永垂不朽,万古长青,这真是让人生厌啊……
近些年来,萨冈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萨冈了。她很轻易就会骨折。她的髋部动了一次大手术,只能借助拐杖和轮椅移步。破产之后,她寄居在朋友家中。她再也不能写作了。她的生活是在医院和法庭之间度过的。她的很多朋友都已经去世,当今时代也不再把她当作什么人物。确实如此,当人们看到美国影星罗伯特?米彻姆(萨冈在20岁的时候也曾迷恋过他)走进一个一无所有的晚宴,只有“伪装成汉堡”的芥末和番茄沙司充当菜肴,那么法国电影《阁楼故事》的凡俗生活中也可以没有青椒。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场美丽的邂逅又使萨冈对别人和自己产生了兴趣。1997年,她在巴黎彭蒂厄街的玛蒂斯酒吧遇见了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尔,一个厚颜无耻的花花公子,也是巴黎社交界和出版界的重要人物。“我们比赛喝伏特加,我输了。”这位《世界上的窗子》的作者如是记载。当时他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后生。他足足胆怯而歆羡地等了三年,才敢邀请萨冈共进晚餐。也只是在多喝了几杯伏特加之后,他才朗诵出了铭记在心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这并不是出于偶然:“这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以烦恼而又甘甜的滋味在我心头萦绕,对于它,我犹豫不决,不知冠以忧愁这个庄重而优美的名字是否合适……”这样的语句仿如水龙头里的水倾泻下来。萨冈发现这个晚辈后生、这个文学与自我之间的使者崇拜着她,崇拜着她和她柔顺的文字。她低头倾听着他朗读《你好,忧伤》的第一页,揉弄着仅存于指尖的一点羞涩青春。她黑色的眼睛里透出半是温柔半是揶揄的神情。那个晚上,萨冈回到了18岁。她又变回了那个“迷人的小精灵”,她又重新获得了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头条上为她加冕的这个称号。
“坦率。完全的纪实。天生的才情。小说与诗的和谐。没有任何不当之处。”
1954年夏天,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陷入了困境,自行车手波贝飞上了图尔马莱的陡坡。而年轻的人们都在翘首等待。几个月之前,一个富裕工业家的女儿、心不在焉的大学预科生弗朗索瓦兹?夸雷将一份手稿放入了朱利亚尔出版社的编辑信箱。这是她花了32天时间在圣米歇尔大街林荫道的咖啡店里写出的作品。这部单薄的小说就像是放在文学共和国门槛上的一枚炸弹。弗朗索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