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进行的一定的行为。 在“通常的战争犯罪”之外，这次审判增加了“对人道的犯罪”和“对和平的犯罪”两条新原则，这是为了使国际审判能够追究国家指导者的刑事责任。 被审判的是哪些人？ 东京审判设在东京市之谷的原陆军省（现在的自卫队市之谷驻屯地），从1946年5月开始，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来自11个同盟国的法官审判了犯有对和平之罪的25人，作为Ａ级战犯。由于政府和军队在战败之际为掩盖罪行烧毁了大量的资料，所以将取证的重点放在听取证人的证词上，当然这也有很大的困难。 如果没有这样的审判，诸如太平洋战争的开战过程，日本军队实施的拷问、强奸及在南京进行的大屠杀，对俘虏的非人道的行为等等，是决不可能被公诸于世的。从这一角度看，审判是有很大意义的。日本国民原来从不知道日本军队居然犯下了如此暴行，这也使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1948年11月，判决东条英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担任首相、陆相）、板垣征四郎（陆相、发动九一八事变及策划成立“满洲国”）、松井石根（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南京大屠杀时的最高责任者）等7人死刑，判决南次郎（陆相、原朝鲜总督）等16人为终身监禁。 未被审判的是哪些人？ 由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所以对审判有绝对的发言权。基于利用天皇的影响而顺利实施占领的考虑，美国与天皇的亲信及政治家合谋，以“东条等陆军军人对战争负责”为由，使昭和天皇免除了战争的罪责。官僚及财阀等人的责任也未被追究。澳大利亚的韦伯审判长对此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认为“进行战争必须要得到天皇的许可，如果天皇不希望战争的话，应该可以不予许可的”，但是他的意见没有影响判决。 东京审判侧重于日本对美英作战的罪行，而没有考虑日本把台湾、朝鲜变成殖民地的罪行，对“慰安妇”制度等性暴力问题也没有从正面触及。至于731细菌部队及使用毒气的化学战的责任者，也以把技术资料交给美国为条件被免于追究责任。 遗留的问题 日本在旧金山和约中表示接受了东京判决的结果。因美国的冷战政策，审判只进行了一次便结束了。此后，战犯嫌疑人被全部释放。25名Ａ级战犯中，除了7人被判死刑外，其余的也全部被释放。A级战犯嫌疑人，曾任东条内阁工商大臣的岸信介后来还当了首相。由于日本对亚洲的战争责任认识至今仍很暧昧，重新认识战争责任，搞清战争责任，是留给日本的课题。 二 旧金山和约与赔偿、补偿问题 对于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因日军的暴行而受到的伤害，亚洲各国的受害者至今仍发出“没有任何补偿”这样的呼声。可是，日本政府却表示“赔偿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现象呢？让我们通过旧金山媾和条约来进行分析。 旧金山会议及和约 旧金山媾和条约，正式名称是“对日和平条约”。其目的是为了正式结束亚洲太平洋战争，商讨对战争受害的赔偿，使日本与盟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会议于1951年9月在旧金山召开，与日本交战的52个国家参加了这个会议。 但是关于这一会议的召开，与日本相邻的韩国与中国有不同的声音。韩国总统李承晚认为：“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最长时间抗争的韩国人，被从对日媾和条约的签字国上排除，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提出强烈抗议：“美国擅自召开对日媾和会议，却将中国这样同日本进行战争的国家排除在外，是破坏缔结真正的和平条约的行为。”而日本国内以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为首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和平问题谈话会也表示：“日本不要仅仅和两个世界一侧的国家媾和，必须维护宪法的和平精神，与全部国家媾和。” 中国与韩国未被邀请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对意见呢？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均没有被邀请出席会议。在邀请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出席会议的问题上，由于美国和英国有分歧，结果决定均不邀请。韩国虽然要求参加，但是被认为是战败国日本的旧殖民地而并非盟国，所以被排除在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未加入联合国，所以从来没有作为讨论的对象。另外，参加会议的国家当中，苏联等三国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在旧金山媾和条约签字的同一天，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也签字了。这象征着日本重新回到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社会，而与中国及韩国的关系没有改善。 暧昧的、被遗留的赔偿、补偿问题 有关赔偿问题，旧金山媾和条约第１４条规定：日本应对在战争中受到伤害的盟国予以赔偿，鉴于目前日本经济状态的困难，盟国在希望获得赔偿之际，也可考虑以日本人劳务形式（并非金钱及财物）的赔偿。 这一条款意味着几乎盟国全都放弃了对日要求赔偿的权力。结果日本仅对东南亚4国进行了赔偿。但都是在“赔偿”的名义下，进行经济合作或用贸易的形式，没有对受害者个人进行补偿。 另外，条约中规定日本正式放弃在华的权利及利益，承认朝鲜的独立，结束对台湾的占领。然而，该条约却不承认日本对其原来的殖民地朝鲜和台湾两地的赔偿，仅规定在涉及处理日本遗留在当地财产（请求权）时，可与日本在直接商量后决定。就是说，在媾和条约中，不承认因日本对殖民地进行统治和发动战争对朝鲜和中国造成的伤害而进行的赔偿与补偿。 从东亚的和平与和解的观点来看，旧金山媾和条约还存留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旧金山媾和条约与赔偿、补偿 参加国 拒绝参加或未被邀请的国家 盟国中46国（美国、英国等）放弃赔偿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南越赔偿（以经济协力、贸易形式） 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拒绝签字。在日苏共同宣言（1956年）中，放弃赔偿要求。 缅甸拒绝参加。赔偿（以经济协力、贸易形式）。 未参加。在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中放弃赔偿要求。台湾曾在“日台和平条约”（1952年）中放弃赔偿要求。 大韩民国未参加。日韩条约（1965年）中“经济协力”。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未参加。迄今未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
第二部分 战后的东亚第7节 殖民地统治及战争遗留的社会问题
朝鲜及中国台湾战前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当地的许多人被强行征用到了日本，还取得了“日本国籍”住在了日本。另外，战争时期，大陆的中国人也有作为劳工被强行征到日本的。战后，这些人又该何去何从呢？ 居住在日本的朝鲜人、台湾人 日本战败之时，国内有超过200万的朝鲜人，占当时朝鲜总人口的1/10左右。如果没有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决不可能有如此数量的朝鲜人渡海来到日本吧！这些人中的3/4虽然在战后第二年就通过自己的努力回国了，然而，由于日本对携带出国的财产有严格限制，加上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祖国尚处于混乱中，仍约有65万人留在了日本。这些人及他们的后代现在成了在日韩国、朝鲜人（这一概念有时也包括持有日本国籍者）。另外，台湾人中也有因相同原因留在日本的。 从“日本国民”到“外国人” 盟军占领日本时期，在日朝鲜人和台湾人被作为“持有日本国籍”的人，而实际上是被“视为外国人”，处于十分矛盾的境遇。比如，日本政府认为作为“日本国民”必须接受日本的教育，因此取缔朝鲜人的民族教育。但另一方面，1947年5月，又规定那些人应依照“外国人登录令”的要求履行登录的义务。1952年4月，由于旧金山和约签订，日本恢复主权。那些人便逐渐失去了“日本国籍”，被视为一般外国人，同样适用于“出入国管理令”。这样一来，由于他们“在国籍上不属于日本人”，在养老金、儿童医疗等社会保障及就业、居住等方面就受到了差别待遇。 被遗忘的战后补偿 在作为殖民地被日本统治时期，约45万朝鲜人和台湾人以“日本人”的身份被征兵成为军人或军队的文职人员，送上了战场，其中5万人战死。另外，作为劳动者被集体强行征用到日本本土及萨哈林岛等地的煤矿、矿山、军需工厂等进行强制劳动的朝鲜人约72万。日本政府虽然于1952年4月开始对原军人或军队的文职人员的日本人进行个人补偿，但是对上述朝鲜人、台湾人，则以“并非日本国籍”而不予补偿。因此，从1952年开始，居住在日本的原军人或军队的文职人员的朝鲜人开始了要求补偿的运动。这是最早要求战后补偿的运动。 20世纪70年代时，在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爆炸伤害，后来回国的朝鲜人（4。3万人），被强行掳掠至萨哈林岛的战后遗留的朝鲜人（4。3万人），以及原日军士兵中的台湾人等向日本法院提起了要求补偿的诉讼。不过关心此事的日本人却并不多。 在战争中，日本将大约4万中国人强制征用到日本各地劳动。战后，其中大部分人回到祖国。可是，也有一些人留在了日本。如刘连仁在日本战败前夕逃到北海道的山中，度过了14年的逃亡生活，1958年才被发现。 90年代后，由于“慰安妇”问题在国际上被提了出来，被强制征用的中国劳工也掀起了追究日本政府及企业的法律责任的诉讼。 被遗留下来的社会歧视 到2002年，常住在日本的外国人共有约191万（占总人口的1。5％）。其中，最多的是韩国·朝鲜人（约61万人），其次是中国人。在日韩国·朝鲜人的大部分是在日本出生长大的第二到第五代。日本政府在1982年批准了难民条约，规定“内外人平等”，所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国籍差别对待变少了。但战后补偿问题和社会歧视依然存在。 原殖民地出身的军人及军队文职人员统计表 复员兵 阵亡者 合计 台湾 176877 30306 207183 朝鲜 220159 22182 242341 合计 397036 52488 449524 栏目1 其他的战犯审判 再让我们看看东京审判之外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犯罪的审判吧。 德国的纽伦堡审判 这是在美、苏、英、法四国主导下，对纳粹的主要战争罪犯和组织的国际军事审判。它比东京审判开始得早，从1945年11月起历时一年，在德国的纽伦堡市法院进行，最后宣布了包括死刑在内的判决。该审判采用了“对人道的犯罪”与“对和平的犯罪”这一新的提法，在历史上首次追究挑起战争的个人的刑事责任，对东京审判等战后的战犯审判以很大的影响。 对日本BC级战犯的审判 除了东京审判，对BC级的日本战犯也进行了审判。东京审判是针对战争指导者即A级战犯的，而BC级战犯审判，则是针对虐杀·虐待俘虏及一般市民的“通常的战争犯罪”。美、英、澳大利亚、菲律宾、中国等7个同盟国从1945年10月开始到1951年4月在49处法庭对5700名原日本军人和文职人员提起诉讼，其中有984人被判死刑。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审判中，追究了“马尼拉大屠杀”的指挥官山下奉文陆军大将的责任，判处其死刑。 在这些BC级战争罪犯中，作为“原日本兵”而受到审判的朝鲜人有148人，台湾人173人（其中各有23人和26人被判死刑）。他们几乎全部是俘虏收容所的看守。这些朝鲜人和台湾人作为“日本国民”被判刑。这些人出狱后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但是被日本政府以“不是日本人”而驳回。但是，作为原战犯的日本人却得到了补偿。 原BC级战犯李鹤来（1925年生于朝鲜，曾在泰国的俘虏收容所服役，在澳大利亚被判处死刑，后减刑）的证言：“我们不是在乞讨，而是要告诉日本政府一句话：‘还没有完呢’。因为我们认为：征用我们并使我们成为战犯是日本政府的责任。” ——〔日〕内海爱子《朝鲜人BC级战犯的记录》 栏目2 战后补偿的国际比较 日本的战后补偿主要针对日本人的原军人和文职人员，即以“对战争做出贡献的人”为中心，但对国内的民间人士和原殖民地的人，对亚洲的战争受害者个人却没有补偿。那么，在日本以外的各国，对战争受害者又是如何进行战后补偿的呢？ 德国 德国（原西德）于1950年制订了《联邦援护法》，不分军人和平民，凡是战争牺牲者一律实施援护。1956年又制订《联邦补偿法》，对在大量杀戮犹太人的纳粹罪行中的受害者，以支付养老金的方式加以补偿。后来，对根据《联邦补偿法》仍未能获得救济的牺牲者，也设立了特别的基金，制订了相应的规定。从战后到2030年，预计支付补偿金额约1200亿马克（约9。4兆日元）。国家间法律责任问题虽然已经解决，但是德国于2000年7月又设立了“记忆·责任·未来”基金，开始对被迫强制劳动的予以个人补偿。 法国 法国政府对在1919年以来出身于殖民地的负伤军人及遗属进行了补偿。如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塞内加尔于1960年独立，而有的塞内加尔人在殖民地时代曾在法军中服役而负伤、生病。塞内加尔独立后，法国向这些已取得塞内加尔国籍的原军人也支付了与法国人同样金额与条件的伤害年金和遗属年金。 美国、加拿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曾经将12万日裔人作为“敌国人”而强制性地进行集体收容。到了70年代，那些日裔的第二代和第三人发起了补偿运动。1988年美国制订了“市民自由法”。从1990年开始，由美国总统签署给每位生存者的正式道歉信，同时支付给每人2万美元的个人补偿金。虽然补偿的对象只有6万人，但美国认为犯错误的是美国政府，寻找对象者的责任应该由政府负责，无论对方是什么国籍，无论居住在哪里，都予以补偿。 加拿大也向美国学习，在进行道歉与补偿的同时，还对日裔社区的建设采取了扶助的政策。
第二部分 战后的东亚第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