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强军的著名战例。晋军善于运用示弱骄敌（退避三舍）、示强慑敌（下军）、佯退诱敌（上军、下军）等示形方法，欺骗楚军，是晋胜楚败的重要原因。以上几例充分说明，我国春秋时期，军事欺骗的形态已比较完整，有不少战例，欺骗手段的运用相当成功。
在西方，有关军事欺骗的记载也有两干多年的历史。例如，公元前490年，波斯王大流士一世授命海军大将达提斯和阿塔菲尼斯为远征军统帅，率领数万大军再次进犯希腊。一万一千多名希腊军在米太亚的指挥下，在雅典城附近的马拉松平原迎战登陆的波斯军。雅典军指挥官米太亚采取了两翼埋伏、正面佯攻的战术，把实力雄厚的雅典重步兵摆在两翼，以薄弱兵力在正面发动佯攻，引诱波斯军反击。战斗开始后，中央阵线首先出击，气势汹汹的波斯军立即反攻，雅典军且战且退，波斯军队形在追击中越拉越长。就在波斯军骄纵得意之时，埋伏在两翼的雅典军主力象洪水般俯冲而下，波斯军猝不及防，队形大乱，自相践踏，雅典军一直追杀到海边，波斯军丢下6400具尸体，仓惶爬上舰船逃走。
公元前480 年，波斯王薛西斯率领三十万大军，一千多艘战舰，再次对希腊远征，企图征服整个希腊。当时，希腊联军只有三百 余艘战舰，处于明显劣势。希腊海军统帅提米斯托克里斯提出了在沙拉米斯海峡与波斯军决战的方案。他认为，弱小的舰队只有在窄海中作战，才能取胜。沙拉米斯海峡水面狭窄，浪急潮高，不利于波斯军发挥优势，但有利于希腊军隐蔽行动，布置伏兵，出其不意，战胜敌人。他把自己的舰队全部集中在海峡内，然后派人乘商船给薛西斯送去一封信。信是以希腊主和派将领的口气写的。信中说：“等到夜幕将垂的时候，希腊人不会再坚持下去的。他们将借着黑暗的掩护，各自飞奔逃命。”波斯王一直听他的间谍说，希腊人内部发生了分裂，许多船正准备逃跑，所以，相信了这封信所提供的情报，决计趁机将希腊舰队一网打尽。于是，命令舰队改变目标，秘密地驶向沙拉米斯海峡。就这样，波斯舰队被诱进了海峡。一进入海峡，舰队顿时大乱。隐蔽在夜色中的希腊战船乘机全速冲杀出来，展开了惊心动魄的伏击战。激战中，波斯舰队的前锋抵挡不住希腊船的猛攻，纷纷调转船头，打算撤出海峡。恰在这时，波斯军后队顺着风势，鼓着满帆冲入海峡，几百艘战船挤在一起，进退不得，乱作一团。经8 小时激战，希腊联军击沉200 余艘波斯军舰，俘获多艘，而自己仅掼40 艘。此次海战的胜利，得益于假情报诱敌的成功。
古希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特洛伊木马的传说。说的是，希腊人围困特洛
伊城十年之久，没有攻下。希腊人假装撤围登船，特留下一匹巨大无比的木马。欣喜若狂的特洛伊人把木马运进城去。深夜，希腊人的船队又回到特洛伊城下。藏在马腹中的士兵冲杀出来，猛烈袭击酣睡中的特洛伊人。希腊人里应外合，一夜功夫，夺取了特洛伊城。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军事欺骗的早期运用。
那么，上述有文字记载的战争或会战，是不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早的军事欺骗呢？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早期的战争有没有军事欺骗的运用？换言之，军事欺骗是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还是与战争同时产生？笔者认为，军事欺骗的历史与战争的历史一样久远。萌芽状态的军事欺骗与原始化的战争同时产生，相伴而行，只是在客观上存在以下情况罢了。
1、自觉运用与自发运用
兵圣孙武在乓法《计篇》中指出：“兵者，诡道也”。意思是说，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行为。诡道的“道”即规律之意。即然是规律，那么，不论哪个阶级，只要进行战争，就要遵守这一规律，反之，就要受到惩罚。当然，对这一规律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尤其是把它上升为理论，更需要对大量战争实践进行总结、概括、升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提出诡道理论之前就没有对诡道的自发运用。
战争起源于原始社会。据我国先秦古籍记载，我国最早发生的战争有神农伐斧燧之战，炎帝与黄帝贩泉之战，炎帝与蚩尤榆冈之战，黄帝与量尤涿鹿之战，等等。当时尚无职业军队，同自然作斗争的生产工具往往就是打仗时的常规武器，作战方式方法十分简单，基本上是他们有组织地与动物作斗争的方法的直接移用。据《易·原群》记载，我们的祖先在围猎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形成了十人一组的打虎队形。奇数队员编为助攻队，偶数队员编为主攻队，居中的一名队员兼任指挥。助攻队负责发现、吸引和轰赶野兽；主攻队负责设伏、突击、歼灭。当部落间发生冲突和战争时，这种诱、伏有机结合的围猎方法，便很自然地运用于战争中。这就是人类对诡道的自发的运用。尽管与当代军事欺骗相比还显得太低级、太原始，但它毕竟体现了以诡道制敌的思想。
2、普遍运用与个别运用
诚然，军事欺骗在早期战争中的运用还不很普遍。但是，即使有个别运用的例证，也足以把军事欺骗的历史前推几个世纪。即便在近代和现代战争中，也并非每战都有欺骗，在每个层次、每个方面都有欺骗。它需因情依势而施，有时是战略欺骗，有时是战役战术欺骗，有时是单兵欺骗；有时是在兵力数量方面欺骗敌人，有时只在行动性质方面欺骗敌人，有时则是在作战时间和地点方面欺骗敌人。总之，只要在某个问题上欺骗了敌人，我们就可以说，此次作战运用了军事欺骗。
3、高级阶段与低级阶段
任何事物的初级形态与高级形态都有明显的区别。有时甚至让人怀疑其是否是同一事物。军事欺骗也是这样。城濮之战中的诱敌，与我军在陕北战场上的诱敌不能相提并论。刘邦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盟军的诺曼底登陆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我们没有理由把前者排斥于军事欺骗之外。因为从本质上看，它们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隐匿自己的企图，迷惑敌人，给对方造成错觉和不意，为以小的代价打败敌人创造条件。就隐形伪装这一欺骗手段而言，从古到今不知有过多少次重大发展，在原始
的草衣草帽、近代的迷彩服和高科技兵器——隐形飞机之间，似乎看不出什么联系，但性能和外观上的差别并没有改变它们作为隐形手段的质的规定性。它们都是为欺骗敌人的“眼睛”而制造出来的。我们不能用事物的高级形态否定其初级形态，对原始形态的军事欺骗采取不承认态度。
4、历史与历史中的“插曲”
我国和西方，都曾盛行过礼仪式的战争和战斗。比如，在古罗马，发动战争需要有极其复杂的程序。首先，负责调查部落之间以及部落同盟之间争执的祭司要几次前往破坏国际协定的城市，并且每次都举行仪式，高念咒语。然后，祭司们返回罗马，以33 天为期等待答复。在得不到答复的时候，祭司即向享有宣战权的元老院和公民提出报告。此后，“圣父”最后一次前往敌方城市的边界，将一支烧热并染有血污的镖枪投到敌人的土地上去，以表示战争行动开始。这种现在看来十分荒唐可笑的宣战方式当然毫无突然性可言，然而在当时是符合礼仪的。在我国西周时期，由于受周礼的影响，兵家也曾奉行过“仁义之兵”，提倡“不鼓不成列。”两国交战，要先下战表，通知对方，再行交战。甚至规定，两军对垒，不能进攻 还未布置好阵势的敌人，不能乘对方正处于困难之际发起突然袭击，等等。这很象盛行于西方18世纪的骑士决斗。不过，这种违背战争规律的做法很快就被“节制之兵”；“诡诈之兵”取代了。那么，应该怎样认识这一历史现象呢？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古罗马时代和我国西周以前，就没有军事欺骗存在呢？显然不能。因为这段历史与整个人类战争史相比，时间十分短暂，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它代表不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是诡道制敌，“兵不厌诈”。在我国，“仁义之兵”之所以出现，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各诸候国等级不同，拥有实力不等，势力范围有别，但分封利益共存，军事斗争主要限于调解相互间的矛盾冲突，而不是象春秋时期那样主要用于侵吞、征服、兼并。而“仁义之兵”有利于创造一种平等竞争的格局，便于为各诸候国所接受。二是周礼作为当时的最高道德标准和节制周王朝与诸候国关系的准则，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着较大的约束力。使一些战争指导者即使懂得使用诡诈之兵，也不敢公开提倡诡道。但是，宣扬仁义道德，并不能在实践中束缚人们的手脚。当“道义”和生存权置于天平的两端而不能两全时，道义就不再继续制约人的行为。所以，即使在那个时代，宋襄公那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也难免受人耻笑。或许正是这段历史插曲促使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更深刻地认识了故争规律，使随后而来的春秋战国时代，成为我国历史上军事欺骗异彩纷呈的时代。
综上所述，不难理解，萌芽状态的军事欺骗是伴随着战争的出现而出现的，不是战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产生的。军事欺骗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已经由一棵稚嫩的幼苗繁衍成枝繁叶茂的大树。然而不应以今日之华笑往日之陋。因为“华”是由“陋”发展而来的，历史就是从“陋”开始的。（二）理论的历史渊源
军事欺骗的实践可以追溯到4600 多年以前的黄帝、蚩尤大战，但军事欺骗理论的产生却是春秋末期（公元前500 年左右）的事情。
春秋是一个战火连绵的时代，也是一个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的时代。春秋时期，不仅战争实践极为丰富，而且哲学思想也得到了发展。反映战争规律的军事理论——兵法就是丰富的战争实践和朴素的辩证思维相结合的产物。其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孙武所著《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运用当时
已经比较成熟的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系统地总结了春秋以前的战争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兵法对军事欺骗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内容涉及诡道、示形、造势、虚实、奇正、用间等方面，其主要观点是：
1、诡道制敌是战争指导规律
在《计篇》中，孙子有两处谈到“兵”。一处说：“兵者，国之大事也”；另一处讲：“兵者，诡道也”。这两句结论性的话，集中概括了孙子对战争和作战问题的基本看法。孙子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他列举十二种战法，要求将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给对方造成错觉和不意，然后战而胜之。这十二条战法俗称“诡道十二法”，是对春秋时代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孙子从战争实践中领悟到，以诈术欺敌不是将帅的个人喜好，而是规律使然。因此，他把诡诈视为用兵之“道”（即规律）。孙子是世界军事学术史上第一个把诡道视为战争指导规律的军事理论家。
2、诡道的核心是虚实变换
孙子所说的虚实含义十分广泛，包括军队的强弱、优劣、饱饥、劳佚、众寡、真伪、专分、确实性与不确实性等等。然而，单纯的虚和实均不能欺骗敌人，重要的是把握虚实变换的契机。孙子强调善战者要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变实而为虚，变虚而为实，有目的地进行虚实之间的转化。“诡道十二法”中的能与不能，用与不用，远与近，佚与劳，亲与离，都是对立的两极。适时进行虚实变换，实而虚之，虚而实之，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使敌不知我何处为实，何处为虚，何时为实，何时为虚，才能使敌上当受骗。
3、实行诡道是争取主动的重要方法
在《虚实篇》中，孙子指出：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作战主动权。孙子不仅看到了主动权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争取和造成主动、避免和摆脱被动的原则与方法。一是进行巧妙的伪装欺骗，使敌看不出形迹（“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从而成为敌人的主宰（“为敌之司命”）。二是用示形佯动方法诱敌暴露企图，而自己不露形迹，从而使自己兵力集中而敌人兵力分散，然后以众击寡（“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也”）。三是利用引诱和胁迫方法调动敌人（“诱之以利”，“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使敌人陷于“无所不备，无所不寡”的被动境地。
4、诡道包括隐形和示形两个方面
孙子所说的诡道，不仅包括隐形（“微乎其微，至于无形；神乎其神，至于无声”），而且包括示形。孙子的示形主要是“反示”，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等等。这“四示”当然不是示形的全部内容。强而示之弱，弱而示之强；众而示之寡，寡而示之众；智而示之不智，备而示之不备；攻而示之不攻，退而示之不退；击西示之击东，等等，均属示形范畴。这说明，孙子的诡道理论是积极的，既包括被动的隐形欺骗，又包括主动的示形欺骗，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孙子十分重视战
场造势，认为它是军队充分发挥战斗威力的条件，并在《势篇》中提出了著名的“动敌”原则。孙子认为，成功的机动是“动敌”、”造势”的关键，而机动若无“示形”欺骗的配合是不能成功地牵制和调动敌人的。5、实行诡道的目的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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