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能够意识到，让民众服的办法，不是想办法去修理老百姓而让老百姓服，而是通过自我完善，这无论如何，其思想的进步性，跟现代民主社会，没有什么实质的差别啊。
孔子的“仁”和“礼”的手段，更多是套在中层的精英官僚们身上用的，这些人经过“仁”和“礼”的熏陶，完善了，他们治理下的社会就跟着好了。
现代民主社会，则不是强调对精英官僚们的自我教化完善，而是用中层之间以及民众对他们的监督，以及法令对他们的法治管理，来实现他们的完善和社会的健康。
由此来看，儒家思想，是与现代潮流不符的。
第二十句：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好，现在现在是那个“食言而肥”的季肥来了。就是季康子。他虽然经常欺负鲁哀公，但是对孔子的尊敬，则跟鲁哀公是一样的：“想让老百姓对上级领导部分又敬又忠，并且还工作还特有激情，怎么才能实现啊？”
看，他问的跟国君问的，差不多，都是鲁国的主宰者了。
孔子回答的也差不多：“我们对他们庄重，他们自然就恭敬我们。您做到孝和慈，他们对您就忠。你提拔他们中间那些干的好的，辅导那些干的坏的，他们就加倍有激情了。”
孔子的回答，还是教化治国的路子。精英官僚这个阶层的人，做到了“礼”（庄重）和“仁”（孝慈），这种风气影响下去，下面人就学好了，而且也崇敬上面人了。在如何激励人的方面，孔子强调的也是赏和辅导，对于法家的赏罚中的“罚”，则只字未提。
只是我们觉得，中上层人学会庄重和孝慈，而没有对中上层人本身的赏罚考核和流动升迁贬降机制，由着这帮人世袭地占据这个等级万年不变，即便他们学会了庄重和孝慈，确实也是“仁”和“礼”的，他们也往往是做出愚蠢的、不负责任的决策，不能让老百姓服，也不能推动国家强大发展。
而法家做的事情，就是不把对中层精英官吏的“仁”和“礼”的教化作为重点，而是首先打破这帮人的家族世袭，取消封邑，把他们变成市场化的职业官僚，有聘有辞，再用法令赏罚考核来治理他们。则他们必然带动社会走向了强大。实际上，秦国的强大，最终能统一六国，就是根本从这里来的（而不是因为陕西人胳膊粗力气大才灭了六国，山东人也是魁梧的啊！）
所以，鄙人的偏见，孔子说的，虽然不为非，但也不是最关键有效的东西。法家的，则我鄙人所推崇的。回到前面康德说的话，孔子这种教中上层的精英官僚们庄重孝慈，本身也是对人性的挑战，按康德的人性恶观点，他们是不会能做到庄重孝慈的，即便你和季肥先生拼命地带头示范并教化影响他们。
呵呵，其实季肥自己都做不到，如何要求下面的官吏。他自己对鲁哀公就是不孝不慈的啊！
第二十一句：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有人问孔子，您本事这么大，为什么不去为政当官呢？
孔子心里苦笑说，我倒是想以天下为己任呢？人家不让我当官啊。但是话不能这么说啊，于是他讲：“《尚书》告诉我们，只要在家对老爹讲孝，对兄弟讲悌，这就是为政了啊，还要再去为什么政？”
孔子意思说，在“仁”和“礼”这方面做好了，人们自然向善，政就为出来了，我在这里讲“仁”和“礼”，不就是为政的最重要的事和最有效的办法吗？
孔子还是按照自己的治国学说讲的。
确实做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了，随便讲点什么，都是与自己的学说一脉相承的。就像爆米花机器，随后嘣出来的，都是爆米花，绝对不会是复活节彩蛋。
第二十二句：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车兒”，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这是讲小的方面了，信。
信，比起“仁”和“礼”，是小的方面，从属的方面，一如孝悌信义什么的，都是从属的、小的。
马和车辕是这样联结的。车辕是一根向前伸出的杠子，上有一个横向与之垂直交叉的横木，横木上面再装个轭，马的脖子就在轭的下面。车辕与横木之间，是用铆钉连起来的，但是这个铆钉不是死的，是孔大钉细的，可以轻微活动的，这样，马脖子在乱转乱拐的时候，不会伤到车辕，而且车身会跟着乱震摇。所以这是一种弹性的连接装置。这个“铆钉”，就叫“车兒”或“軏”。
孔子说：“人际关系之间的诚信，就像车上的车兒、軏。如果没了这个东西，车子就别想走好了。”
所以，信，是社会的润滑剂。现代中国的诚信度，据老百姓自己说，是低到了极点了。那么，社会这架车子，是走不好了的。
如果没有诚信度，这种弹性的连接装置，人们只得用契约和法律来连接，那就像把横木和车辕用铆钉铆死，社会失去灵活转运的效能了。
那么诚信度的建立，又在哪里呢？
这其实依旧不是教化所能实现的，而在于社会结构向民主法治的进趋。
第二十三句：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子张又来问了：“听说您讲，十代以后的事情是可以预测的？”
孔子说：“是的，商朝的礼（泛指一切社会制度）是因袭与夏朝的，只是做了一些损益增减；周朝的礼，是因袭商朝的，也只是做了一些损益增减。如此下来，未来即便一百代以后，也不过是因袭了周朝的礼，他们的社会制度，也是可以预知的了！”
孔子这里说的很自信了。可惜我们还是不忍心地告诉他，他还是预测错了。两百年以后（三十年为一世，合七世），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由分封体系，走向了皇权专制体系。不但社会制度发生极大变化，秦始皇还怕就的社会制度会留在人们脑子中影响大家接受新的社会制度，于是搞了焚书运动，还杀了一些人。
已经不再是损益，而是很大的颠覆了。
如果孔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他也许能够嗅出社会正在向一元专制逐渐转型。但是在孔子生活的春秋后期，还是分封制的一片太平的卿大夫各有世袭封邑的时代。最多，是这些各家卿家族之间互相掐，或者对国君去干犯。
而战国中期开始逐渐形成的王权强化、分封走向郡县化，世袭卿大夫转向职业官僚化，最终成为一元皇权专制化，孔子还是没有看到啊。
否则，更是气得要七窍流血了！
不过，也许他也许是应该高兴，因为他所希望“崇”起来的君权，终于借助战国中期的法家的手，给极端地“崇”起来了。
自己教化了半天，没能崇起来的君权（鲁哀公是越来越哀了，最后是被三桓驱逐，去死在了越国勾践的避难所那里，“仁”和“礼”对卿大夫们的教化，根本没奏效），却是被他所看不起的法家，通过土地、经济政治的改革，给实现了！
？第二十四句：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斋
孔子说：“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先人（鬼），不是你的鬼，你却去祭祀他，这是谄媚。见到符合道义的事情，没有做，不敢做，这是无勇。”
这是讲人不要太怯懦的，该干的好事不敢干，不该干的没用的事，却因为不需要费掉勇气，而胡乱浪费着精力财富去干。
这一章讲的内容比较杂，有孝、敬、慈、信、勇这些低于“仁”的从属于“仁”的好品德，也讲了治学的态度和方法。总之，都是好东西啦！
第四章 《论语》“八佾”第三
这一章是集中谈第二个基本点“礼”的。
？第一句：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这是讲礼的。当时跳舞排着方队，好像打仗一样，天子是八八六十四人的方队，三桓里边的季孙这样的卿，应该是四八三十二人，可是季孙却用八佾在自家院子里跳，好比县委书记做总统级别的公务车，把孔子气得骂道：“这样的事他都忍心做，什么事他还不忍心做啊！”
当然，还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事我若能忍下不管，那还有什么是更严重的不能忍的呢？但是鉴于孔子并没有拎着宝剑带着徒弟们上去拼命，所以这种解释大约是不对的。
总之，情况很严重，孔子很生气，却是事实。
“礼”是孔子的第二个基本点，孔子是要用“礼”治国的。
而跳舞，这属于“乐”，乐是附属于礼的。演礼的时候通常都要演乐。
礼乐可以治国吗？倘使礼乐可以治国，那好，就取缔我们的省政府吧，让戏班子替代他们掌权，因为他们是唱乐的行家，念唱坐打，习起礼来又快又好，有走台步的基本功，鞠躬作揖，文武双全，还有锣鼓家伙伴奏，京韵秦腔齐鸣。
当然孔子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孔子重视一大套拜君、谒主的礼仪，如何朝趋，如何面恭，如何祭祀，如何送客，如何吃饭，所谓援、受、辞、让，谦揖、拜跪、顿首，这样复杂的一套礼仪，是社会等级秩序的基石。非礼则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家族之交。
在礼中，标识出了每个人的社会位置的坐标，方式、价值和态度，礼是一个温柔的枷锁，套在卿大夫们身上。这仿佛驯练动物，你让它每步中规导矩，只管教它好好走路，不多久，它咬人的野性也就没了。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就是给大夫用的“刑”。
礼能治国，孔子的理论滴水不露，高！真是高！他老人家是怎么想出来的呢？我欲不为之喝彩安可得耶？
当然，礼这东西，不是孔子的首创，也不是孔子年轻时候总梦见的周公的首创，其实从原生态的部族时候，就应该有类似的东西了。
于是孔子的门徒处处要讲礼，曾子临死时，发现自己的席子是华彩的，不符合自己的官阶标准，不能铺，于是要换席子，一折腾，人先断了气。子贡觉得祭礼用羊太可惜，想免了羊不用，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孔子认为，连“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刘邦不重视儒者，常往儒冠里尿尿。后来叔孙通大夫帮助刘邦作了礼，群臣都按照礼来给他磕头了，不在朝堂上拔剑乱呼砍柱子了，刘邦高兴地说：今天方才知道当皇帝的快乐了。
其实刘邦感觉到的还是礼的表面，礼推行得深了，久了，好处还在后面呢，刘邦就偷着乐吧。
现在，季孙家的，居然敢僭越使用天子的礼，孔子岂不气得要跳楼吗？（僭念见）
第二句：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季孙等三桓家族，又在僭越礼仪了，他们又在唱天子的歌：“四方诸侯都跑来当协助祭司的傧相，天子的仪容穆穆地。”那简直是把自己的家比喻成天子的朝堂了。
这次孔子已经见怪不怪，改挖苦了：“你们这些土包子，在家里堂上唱天子的歌，这又什么意义呢？”
第三句：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在这里，第一个基本点“仁”，第二个基本点“礼”，都登台献技了，而且说的很明白，仁比礼大，没有仁，礼和乐又有什么用呢！因为礼毕竟是约束外在的，仁是修炼内心的，内心有了仁，自然守礼了（我有一个大哥就叫守礼！）
所以《论语》里，孔子说的更多的，还是仁的范畴的各种好品德！
第四句：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甯戚。”
林放问：“礼的根本是什么？”
孔子很高兴：“问的好啊。我认为，礼，与其搞得很奢侈（各种礼仪，要用到道具和玉帛，是可以很奢侈的），不如宁可俭朴。丧礼（也属于礼的一种，是对于死去的老爹的），与其过分，不如表情上充满哀伤。”
这还是重复上面的意思，内心上的仁，是关键的，外在的礼，是次要的。心意到了，施用的礼仪寒酸了点，仍然是孔子赞赏的。修礼不如炼仁。
因为根本目的是在于维护等级秩序，心已经到了，认同等级了，形式就是第二位的。
第五句：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这句话因为太简单了，所以有很多不同理解。当时的夷人、狄人也建立了很多诸侯国，譬如山东就是好多东夷小国，山西也有翟国，河北有中山国。这些夷狄之国，它们的国君地位比较牢靠，没有发生鲁国、齐国、晋国这种君权旁落现象。所以说，夷狄之国是有君的。但诸夏之国，也就是齐鲁什么华夏诸侯，他们的国君地位在松动，权力归了三桓或者田氏，可谓是无君。
但是孔子认为，夷狄还是不如华夏。因为华夏毕竟还是在讲着仁和礼，虽然讲的不够好，有“礼崩乐坏”的趋势，但毕竟比无礼无仁之邦，还是“文明”的。
这是我的理解。
总之，孔子说这句话，还是在抬举着“仁”和“礼”的地位，认为这是华夏区别蛮夷的根本所在，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基因。
第六句：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孔子的徒弟冉有是个官做的很大的，跟子贡一样有财。他做了季孙家的家宰（就属于首席家族事务执行官，属于外聘的高级经理人），季孙要跑去泰山祭司，这又是个不合礼仪的事情，因为只有天子才有这个资格。
孔子气坏了，责问冉有：“你难道不能阻止季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