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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中国人同他们的古人没有太大区别。”我们相信这是一种合理的说法，而且我们相信一些富有才干的学者的观点也知意，毫无疑问，中国。关于信的标准，与西方各民族诚信——那才应该称为信一的标准有很大区别。一个独具慧眼细读中国经典的人，会在字里行间读出许多含糊其中的拐弯抹角、闪烁其辞以及谎言。他还会发现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坦率，压缩成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直而无礼则绞。”＇注＇孔子的《论语》中有件孔子与孺悲的故事，对西方人来说意味深长，而儒学家却完全不解其中味。以下这段文字，摘自理雅各的译文：“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之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注＇孔子的目的是避免不愉快，孺悲不是孔子想见的那种人，因而采用了非常典型的中国做法。
孟子也仿效了孔子的这种做法。作为某诸侯国的客人，他被邀请去上朝，但盂子希望得到诸侯王先来拜访他的荣耀，便称病不去，为了显示那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他第二天就出门拜访别人了。陪伴孟子的那位官员，夜里同孟子长谈了这种处理方式的可取之处，但他们之间的讨论只涉及礼节问题，根本没有涉及为方便而说假话这样做是否道德。＇注＇没有明显的根据可去猜测其中任何一位当事人曾经想到过是否合乎道德这一点，而现代的儒学先生在给学生解释这段文字时，也没有多加思索。
毫无疑问，中国的古人在保护历史记载方面，要比同时代其他国家先进得多。他们的史书，不管有多么冗长罗嗦，但肯定面面俱到。许多西方作家，似乎对中国的史书极其赞赏，对书中的叙述绝对相信。下面一段文字摘自维也纳大学讲师辛格博士的一篇文章，其译文刊登在1888年7月的《中国评论》：“科学的考据早就承认中国古典文献是可信的。而且可信度越来越得到证明。比如李希霍芬，这位刚对中国进行过全面考察的学者，在谈论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具有令人惊讶的矛盾成分时认为：中国人记录历史事件时严格求实，若涉及到统计数字，其追求真知的精神更为认真，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在一般交际和外交谈判时撒谎的掩饰风行，这是被绝对公认的。”有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在心：历史的精确性可以通过两条全然不同的线索来体现：一是按照时间顺序有侧重地途述事件，二是通过对人物和动机的分机来解释事件。那些广泛地考察过中国历史的人说，用前一种写法，中国的这些史书无疑都是关于发生在写作之前的事情而用后一种写法看，这些史书则绝无半点合乎辛格博士所说的严谨。我们不对自己不十分了解的东西妄发议论，只是让人们注意，一个耽于撒谎的民族，与此同时却能塑造一代又一代尊重事实的史官。这样的现象如果不是史无前例，也算独此一家了。同样的爱憎，曾经使其他许多国家历史受到歪曲，难道中国就会例外吗？同样的原因，难道就不会作用于中国，如同作用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吗？
记住这样一点很重要：不尊重历史，这不仅仅是注释儒学的教义的缺陷，孔子本人的做法也是如此。理雅各博士对“以一青掩大德”＇注＇很不以为然，但他十分重视孔子作《春秋》的取材方式。《春秋》记载了鲁国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起于鲁哀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下面一段话摘自理雅各博士关于儒学的演讲，后来发表于他《中国的宗教》一书：“孟子把《春秋》视为孔子最伟大的成就，并说它的出现会让乱臣贼子感到害怕。＇注＇孔子本人也有相似的看法，说有人会因此了解他，也有人会因此怪罪他。＇注＇当因为《春秋》而受到怪罪时，他有没有心生不安呢？事实上，这部编年史十分简略，不但如此，还闪烁其辞，容易使人误解。《春秋》问世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公羊为此书作增补并评论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种‘讳’包含了三个英语词语的涵义——忽视、隐藏和误传。我们该对此说些什么呢？……我时常希望自己能够否定《春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快刀斩乱麻地解决我们的疑惑；但孔子笔下的证据与他自己的生活紧紧地捆在了一起。如果一个外国学生采用这种激烈的方法，使自己所看到的这个哲学家的真实品格，那么，中国的众多统治者和大多数学者就不会对他有所同情，也不会怜悯他的内心苦恼。真实，是孔子经常要求弟子坚持的一条原则；但《春秋》还是让他的国人在这个帝国或诸位圣人的名誉有可能受损的情况下隐匿事实真相。”
我们刚刚看到，那些声称中国人的历史真实可信的人，随时准备承认：在中国，真实仅限于历史。当然不可能去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说谎，即使有可能我们也不准备那样做。中国人自己所说的话便是最好的证明。我们时常听他们谈论自己的民族，如同南海岛屿上的首领说他的部落那样：“我们一张口就说谎。”然而，在我们看来，中国人似乎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为说谎而说谎，而是因为不说谎就得不到某种利益。“他们不说真话，”贝德禄先生说，“同样也不相信真话。”笔者有一位朋友，曾经有一次接待了一个中国小伙子的来访，小伙子学过英语，希望在他的英语词汇中增加一句“你说谎”。我的这位朋友把这句话告诉了小伙子，并告诫他不要去对外国人讲这句话，否则准要挨揍。小伙子对这个不可思议的提醒毫不掩饰地表示奇怪，因为在他心里，这句话与“你在哄我”的意思一样无伤大雅。柯克先生（1857年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在谈到西方人最反感被称为说谎者时评论道；“但如果你这样去说一个中国佬，你根本不会让他生气，不会让他感到有失身分。他不会否认这个事实。他的回答是人我可不敢对阁下说谎。’对一个中国佬说‘你说谎成性，现在就在编瞎话’，如同对一个英国人说‘你一贯讲俏皮话，我相信你现在脑子里就有好几条糟糕的俏皮话’。”
中国人的日常谈话，尽管还算不上完全虚假，却已让人难以得知真相了。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到的。人们永远都吃不准别人是否把整件事情说了出来。即使有人向你寻求帮助，比如，打官司，希望交给你全权处理，事后你还是极有可能发现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没告诉你，这显然是出于普遍的隐瞒天性，而不是出于恶意掩饰，因为他本人才是隐瞒不讲的唯一受害者。全部事情只有等事后才能弄清楚，不管你是从哪一点着手，每次都这样。一个十分熟悉中国人的人，不会因为自己听说了全部事情，就去认为已经明白了一切，而是要把所说的桩桩件件同其他事情联系起来，最后叫上几个信得过的中国人一起仔细推敲一番，来确定这些亦真亦幻的事情中哪些可能是真的。
诚信的缺乏，再结合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猜疑，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常常交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一点实质性内容。就外国人之所见，中国人很多不可理解之处都是由于他们不真诚。我们无法肯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总是感到背后还有东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一个中国人来找你，并向你神秘地耳语一番关于另一位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情时，你往往会心头一沉。你无法肯定说话者是否在讲真话，还是在背后使坏。人们无法保证中国人的最终结论就是最后一个结论。这个如此容易说清的命题，对商人、旅行者和外交人员来说，本身就包含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烦恼的因由。
任何事情的真正原因，人们几乎不可能指望得知，即使真的知道了，也无从确信。每一个中国人，与别人一样没受过教育，天生有一种墨鱼的能力，一旦被追逼，就放出一些墨汁，使自己安全地退居其中。如果有人在旅途中把你拦住，让你捐点钱给那些贫穷但又希望探索新天地的朋友作旅费，你捐钱的时候，你的随从不会说“你的钱同我没关系，你自己看着办好了”，而是产孩子般温和地笑笑”，向你解释说，你的钱只够你自己用。因此，你就被剥夺了向旅伴捐资的快乐了。我们很少看到一个中国的看门人，会像外国人教他的那样对门口的一群中国人说“你们不能进来”，而是在那里看着，他们肯定不会进来的，因为那条大狗会咬他们的。
很少有中国人具备守约的道德。这与他们天性误解和漠视时间有关。但不管失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人们会有趣地看到各式各样的借口。一般中国人总是这样：有人怪他失约，他答复说没关系，下次补上。假如指责他的某个过失，他一定改正的话就像清泉一样流出嘴唇。他完全承认这个过失——事实上，承认得过于彻底，反倒没什么可期望的了。
雇了一位中国教书先生来撰写并且评论中国的格言，他写下古人的一条精辟意见之后，作了一条注释，大意是人们永远不能粗鲁地拒绝别人的请求，相反应该表面上接受，哪怕你根本不打算那样做。“推迟到明天，再明天。这样，”他在注解中写道，“你安慰了他的心灵！”据我们所知，此处公开承认的原则，有债要还的中国人一般都照此行事。谁也不会指望一去讨债就拿到钱，他不会失望；但是他会被很肯定地告知，下次就还了，下次，还有下次。
中国人对待孩子的态度，最能说明他们天生虚伪。他们教会孩子虚情假意，而大人、孩子却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在孩子还没学会说话的时候，在孩子刚刚开始有点朦胧地听懂人们说话的时候，就被告知，除非他听大人的话，否则，藏在大人袖口的某个可怕的东西就会把他抓去。而外国人时常被说成是不知名的怪物；单单这个事实，就足以解释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我们的一切坏话了。这些孩子小时候受过这种朦胧而可怕的恐吓，而等到长大之后、明白其实并不危险，只是荒唐可笑时，他们怎么会不在大街上叫嚣要驱逐我们呢？
马车夫拉着外国乘客，车后跟着不少调皮的孩子在边追边叫，马车夫被惹恼了，大声嚷嚷着要抓几个孩子绑起来带走。船夫碰到这种情况，就骂骂咧咧地说，浇点开水在他们身上，就算完事儿了。“我揍你”、“我宰了你”这种表达，在一个有点懂事的中国孩子理解来，简直就是“别那样做”。
谁想成为一个“有礼”的人，汉语词汇中的一系列词语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些词语中，凡是表示说话者自己的，都非常卑贱；而凡是指对方的，都非常尊贵。“懂礼”的中国人，如果不得不谈及自己妻子时，就称她为“拙荆”，或者另外几个类似的文雅的谦称。而那些粗野的乡下人，也抓住了礼的本质。尽管不懂这些文绉绉的说法，却或许会称与自己休戚与共的伴侣为“臭婆娘”。中国有一个故事恰当地体现了中国的礼这个特点：一个客人身穿一套出客才穿的最好的衣服，坐在客厅等着主人。房梁上本来有一只老鼠，正在嬉戏，把鼻子伸进一只为了安全起见而放在房梁上的油罐里，客人的突然到来，把它吓得逃开了。但它逃的时候带翻了油罐，不巧翻落在客人身上，弄得礼服上全是油迹。正当他被这场飞来之祸气得满脸发紫时，主人进来了。他们互相进行了得体的寒暄之后，客人解释道：“鄙人进到贵厅坐在贵梁之下，无意中惊动了尊鼠。尊鼠带翻了贵油罐，落在鄙人的寒衣上，这就是您进来时鄙人这副鄙相的原因。”
自不待言，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按中国方式招待中国人。请客时，要长时间地对宴席上的中国人诚恳地鞠躬，口中还得和气地招呼“请诸位入席”，或者把一杯茶举到唇边，在面前划个半圆，郑重其事地向大家说“请用茶”。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还有在各种合适的场合高呼“磕头，磕头”，意思是“我能够，可以，必须，可能，也许，或许，或者应该（视情况选择一种）向您拜倒”；或者，有时还得加上一句“我该打，我该死”，意思是我礼节不周；或者，骑马骑到一半，碰到一个熟人，便建议他“我下来，您来骑”，不管走的方向对不对，也不管合不合常理。而最无知最没有教养的中国人，也会时常用这副神情发出这种邀请。我们曾经说过，这样的神情让最冷漠的西方人都不得不开口赞赏，不由得对能够如此待人的中国人表示尊敬。这种小小的尊重，可见于时时处处，它是个人被迫对全社会作的贡献，人与人的摩擦可能会因此而减少，而拒绝贡献的人则会受到半真半假的惩罚，因为这种惩罚是间接的。所以，假如一个车夫忘记把辫子从头上拿下来就下车问路的话，别人就很可能故意给他指错路，还要在背后骂他。
东方人来送礼物，你如何恰当处理，这是一门学问，或许在中国是这样，在别的国家也一样。有的东西根本不能要，而另一些东西则不能全部拒绝，其中一般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而一个外国人自作决断，则肯定要出错。一般地说，对送来的礼物要考虑一下，尤其是那些在某个方面特别不同寻常的礼物，生儿子时收到的礼物就属此类。有句经典的格言可资参考：“我害怕希腊人，即使他们带着礼物。”这句格言，时时处处都适用。送礼背后总有事情，正如一句朴实的中国格言所云：“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或者，换言之，（实际上）要求回报比付出多得多。
关于这种送礼的虚伪性，许多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曾有过经历。我们曾有机会熟悉了其中的全部细节。有一次，一个中国村庄为了对几个外国人表示尊敬，请他们看一台戏，当然，暗含的意思是外国人要设宴答谢。我们断然拒绝看戏，他们又提出让我们捐款，确切地说数目很小，来建一所公共的房子。建房这件事情后来在第一个村庄办成了。而当我们刚应承下来，就有十一个村庄也派人跑来说他们深深地感动于我们的赈济饥荒和医疗援助，也说要请我们看戏，他们这样做时，完全明白会被拒绝，肯定拒绝。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