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裕，有所愿而不能使之成为现实，就产生苦，拮据之苦。这有时使我想到治平的大问题，或说社会问题，具体说是，仅仅为自己的心安也好，多数人没钱不如多数人有钱。仍打小算盘，比如情况是多数人有钱，“我独无”，依照概率论，我的亲友就多数是口袋鼓鼓的，不到我这里来告帮可不在话下，说不定还会发恻隐之心，周济我千八百的吧？我不懂经济，对于近年的改革开放不敢说评论的话，但看现象，以我们的家乡为例，多年吃不饱，现在能吃饱饭了，再看我的周围，有不少人发了，或兼及大多数，是都不那么穷了，那么，不放弃子曰诗云的旧习，说“既庶（人多，古代人口少，故以多为好）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论语·子路》）就对了。还可以推论，大跃进，继以大革命，闹得“四海困穷”，“老弱转手沟壑”，是错了。但对了就不再有问题了吗？也不然，因为还是子所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用现在的话说，是惟其钱多了，更要讲精神文明，以求钱神保佑天降之下民，对己，不堕落，对人，不欺压危害。这比“既庶矣”，“富之”，也许更不容易吧？所以说句泄气的话，为政，还是应该谦虚谨慎，看准目标，试探着往前走，凭幻想胡闹是必没有好结果的。王艳云录入
《流年碎影》 山雨欲来
题目来自唐许浑咏《咸阳城东楼》的一首律诗，颔联是：“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有如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之类，这“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句也走运，由书本跳到人的口头，以表示世间的一种境，或大或小的祸乱将至，已见预兆。明眼的读者会立即觉知，我是要写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正是这样。但这有困难，而且不少。其中一个小字号的是事多而杂，且是二三十年前的，现在只剩一点点模糊的印象，写，就难免，小失，取轻舍重，大失，张冠李戴。幸而手头有一本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其中记大小事都时地清楚，有根有据，参考它，至少是涉及大事，总可以八九不离十。困难还有大字号的，来于我们的封建或干脆说君主专制的传统，是至上与小民，有关德和法的评判，用的是两个系统，具体说是，败德和违法，小民要负责，至上就可以不负责；不只可以不负责，还要说这是天经地义。这样，拿笔，写文化大革命的各种现象以及己身的观感，就会碰到多层困难。由浅一层的说起，追述往事同于著史，就是不想用春秋笔法，也躲不开春秋笔法，就是说，至少由读者方面看，都寓褒贬，且夫贬，就会触及什么人吧，也就会成为不合时宜。深一层，依另一个传统，“处士横议”的传统，执笔为文，要明是非，以期引为训戒，近可以修身齐家，远可以治国平天下，可是明是非，就不得不说某事是，某事非，而事是人做的，也就不得不说某人是，某人非，而非的某人，也许是一贯供在龛里的，斥为非，可以吗？还会更深一层，比如公私都已经惯于称为十年浩劫，为了浩劫不再来，我们应该明因果，因为必须认清其因，消除其因，才可以避免果之再现，可是追寻浩劫之因，稍有逻辑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进因果锁链之门，升堂，就会看见发号施令之人，入室，就会看见容许一个人发号施令的制度，明因果，明到至上之人，已经“期期以为不可”，况制度乎？但事理是明确的，我们所以会经历这样一次浩劫，我以为主要原因是两种。一种，应该说很可怕，是容许一个人滥用权力，而没有办法扼制，至少是补救；另一种，应该说很可悲，是人民的教养差，几乎是多数人，如罗素在所著《中国之问题》中所慨叹，愚昧，自私，残忍。痛心吗？但痛心之后，还是不能放弃坏变为好的希望。所以纵使记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经历会有不少困难，我还是要勉为其难，说几句出自肺腑的，是非也好，因果也好，目的简单明确，是让来者认知，我们曾经荒唐、错误，今后不要再这样荒唐、错误。
帽戏唱完，说大革命出台之前的山雨欲来。幕后的勾心斗角只有幕后人能知道，至于移到幕前，则是姚文元的一篇充满火药味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时是1965年11月，地点是上海《文汇报》。对于政治，我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无兴趣，想脱离，一方面是怕，也就不能不注意。但姚文元的文章远在上海，而且主脑是评一个剧本，以为与自己井水不犯河水，也就不怎么重视。大约是二十天之后就不同了，北京有几家报纸同时转载，转载，而且不只一家，这就暗示，或说明示，有位甚高的什么人授意这样做。授意如何做，必有所为。为什么？虽然不知道，鉴往知来，就不排除涓滴之水发展为长江大河的可能。读了姚文中这样的句子，“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多年来常喊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不能不猜想，也许又将发起一个什么运动吧？
我疑神疑鬼，有“理”方面的来由。其一，建国十几年来，在思想意识方面，我们是处在有如波涛翻滚的一种形势中，批判一个接着一个，大小运动断续来，表现在口头上，是“正确”重重复复压倒“错误”。至于某种想法、某种措施之所以为正确，其他想法和措施（未必是对立面）之所以为错误，除定于一尊之外，像是找不出可以说服多数人的理由。其结果，缩小到己身，就常常苦于不能知道，某想法或某行动，究竟算不算错误。其二，也是十几年来，有多种飘在多数人头上的大帽子，如资产阶级思想、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反社会主义、反党、敌我矛盾等等，几乎谁也不能知道，某一顶，某一天会不会扣在自己头上。其三，仍是十几年来，运动不断已经成为规律，大跃进，没饭吃，略恢复，已经平静一些时候，照规律，必致来个新的运动。总之，其时见到风吹草动，就不能不心惊胆战。
接着，这疑神疑鬼就迎来“事”方面的来由。只说三件，都是1966年上半年发生的。一件是公开提出进行文化大革命，并成立了领导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另一件是继批判《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之后，扩大为批判三家村。还有一件是北京大学贴了聂元梓等人的等于进军号角的大字报，其中说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至于某人是不是牛鬼蛇神，依旧例，判定之权不是在法院手里，而是在各种形式的有权人的手里。这样，显然，自己算不算牛鬼蛇神，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情况反映到心态上就成为“待命”，说严重些是日日如坐针毡。
何以故？是一，形势已经表明，运动的声势在加紧，范围在扩大。也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加紧，扩大，很快就会落实到具体人的头上。三家村，开卷第一回也，其后，会不会如《红楼梦》，多到八十回，甚至百二十回呢？自然只能走着瞧。还有二，“文化”是个庞大而模糊的名词，抽象的如思想意识，走向具体的另一端，书本，以至案头的小花瓶，等等，都不能漏网吧？因而就可以推想，说不定哪一天，整治的鞭子就会抽到自己背上。总之，还是怕。但也没有想到，只是两三个月之后，就刮起非君子之风，动口兼动手了。
事过境迁，回顾，都不免有些感想。我不能独无，也想说一点点，我认为值得深思的。其一，用运动的办法求治平，使安定的四海之内变为动荡，多数人心惶惶然，少数人被整得求生不得，应该平心静气想想，合适吗？我有时想，就是发号施令之人，也未必不明白此情此理，而一再走老路，我看所求有排在治平前面的，那是独尊和出气。如果竟是这样，辨明真相，也会有教育意义吧？其二，权力无限之大，滥用而无法扼制，以致成为浩劫，这经验是惨痛的。惨痛之后怎么样？讳疾忌医是不对的，应该明辨是非，改。其三，由《海瑞罢官》想到吴晗，想到葛剑雄先生《两件有关〈海瑞罢官〉的小事》（见1996年2月17日《文汇读书周报》）那篇文章，其中说：
1986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中国社科院的吴晓铃先生在哈佛燕京学社作了一次有关《海瑞罢官》的学术报告，披露了吴晗写戏是出于毛泽东授意的事实。
吴晓铃是我的北大同学（晚于我两年），是研究戏剧的，这方面的见闻多，推想所说必有根据。若然，为《海瑞罢官》，吴晗先是中了姚文元的炮弹，接着更大的火力从四面八方射来，抗不了，提前走到上帝身边，旁观者都会说他可怜，替他抱屈吧？我则认为，也无妨戴上另一副眼镜看，知识分子，心同孔老夫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是已经种下可怜的种子，其后发驯服之芽，结被踢开之果，都不希奇，也就说不上可怜不可怜。求不可怜，也不是无路可走，其上者可以学许由、段干木，其中者可以学范蠡、张良，乃不出此，而甘居下游，以至于一旦被踢开，哭诉无门，说“悔之晚矣”也就晚矣。
《流年碎影》 倒地声声（1）
批判《海瑞罢官》的浪潮是1965年近年底兴起的，也是依照惯例，作品有了问题，生产作品之人就有随着倒下去的危险。据《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所记，这里边还有一些曲折，是初期，有些人认为只是学术问题，可以研究，可以争论，有些人看法同于姚文元，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显然，这就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看法不同，如果走自由争论、畅所欲言的路，正如昔人之争辩人性是善是恶，必是一两千年也难得定论。建国以来，我们用的不是自由争论的办法，而是定于一尊，一尊说甲是而乙非，这“非”是某种性质的矛盾，一言定案，也就不会有人再说话。这次的《海瑞罢官》也是这样，拖延到1966年四五月，一尊表示了明确的态度，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应该批判。批判某一人，是运动中的一个小节目，运动是涵盖乾坤的，所以就不能不扩张，其意若曰，有同样错误的必还有不少，也就应该都挖出来，批判而清除之。挖，循目力的本性，先看到近的，于是由吴晗而波及三家村，即又拉出邓拓和廖沫沙。
吴晗是旧知识分子，积极维新而入了党的。善有善报，成为有新观点的历史学家，还做了北京市的副市长。依常情，他的思想意识中会有些旧的残余，但总不会有意反党反社会主义吧？可是来自至上的定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何以处之？两难，如果承认，是早已丧失了党性，如果不承认，是抗拒，没有党性。总之，在世间已经无路可走，只得暂投佛门，往生净土了。再说三家村，我像是见过《燕山夜话》，印象如何，早不记得了。但这模糊也未尝不可以用作推理的前提，是里面不会藏有长枪短剑之类。可是成为批判的对象，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就有口难分辩了。三家村的三家，我只见过邓拓，记得是在批判三家村之前不很久，地点是地安门外大街路西的宝聚斋文物店，是夏天吧，穿绸衬衫，清秀，风度是三分之一官气加三分之二名士气，店中人恭敬招待，门外有汽车等着。他是北京的显官，文物店都同他熟，因为他喜欢文物，尤其书画，常逛文物店，买了不少。说起买，我同他还有过一次未见面的接触，是有那么一天，我到隆福寺人民市场文物摊看看，熟人齐君拿一方端砚给我看，清初坑，制为行砚（薄而轻，便于携带），背后云溪外史（恽南田）题，有“伴我诗，伴我酒，伴我东西南北走，仍不嫌我丑”之句，我觉得有真的可能，问定价，说三十元，但暂不能卖，因为有人让留一留，说完，附我耳小声说：“邓拓。”也许只是过半年左右吧，三家村倒了，我曾想，这喜爱文物是否也得算右倾机会主义，因而也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想到此，立刻又想到自己的蜗居里也有些书画、砚之类，就说都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吧，上升为思想意识，也就不免于受批判吧？真是不寒而栗。
但三家村，我既与他们无关系，又未参与写什么札记或夜话，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像是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然而不然，因为运动的主旨是清除一切“错误”，而错误是没有具体内涵的，有谁敢说自己没有错误？就是有胆量说也必没有用，因为断定有没有的权利不在自己手里。更可怕的是谁也不知道某时某地，这断定的权利是在谁手里。也就只能等待加希望，希望天降时雨，雨点不落在自己头上。等待和希望是消极的，可以不可以兼来点积极的？想想，也可以说是有，这是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以便知所趋避；还有二，是顺从而退缩，以求人都看不见，像是人间不再有自己。
且说这耳听八方，就真有大收获，是近近远远，不断传来，小小大大，都有官位的人的倒地声。以近在眼前的为例，谁决定的，不知道，现象是，某一日的某时，有人走入办公室通知，几点在什么地方开会，批判某人（副社长或室主任之类）。当然要参加，如果未布置发言，就闭口，只是听。发言的都像煞有介事，举出不少言和行，然后上纲，说是反什么。受批判的人当然不敢申辩。稍后，批判升级，成为批斗，受批受斗者要大弯腰，成为喷气式，就欲申辩而不可得了。听，任务还有受教育，我惭愧，觉悟太差，常常苦于不能知道，某言某行竟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作用。还有甚焉者，比如某一句，同样出于某人之口，只是时间是前些日子而非今日，我们就称为指示信受奉行，何以运动一来就突变为大毒草？更不可解的是毒草竟如此之多，就社内说，几乎所有头面人物，我一向认为人品不坏，言行多有原则性的，都倒了。上班，重要任务成为参加会，听批判；散会之后，要身心投入运动，编写大字报，揭发、批判。批判或批斗的会也扩张。先扩张到直接的上级教育部，高层人物，直到部长，几乎都有错误，有就要批判，或批斗，我们直属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