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之之后呢？短期内也许知所警惕吗？后来想，还是借了同出身于红楼，又为南星所推荐的光，1946年上半度过，依例，暑假期间可以变动人事，可是学校还是表示继续聘用。暑后开学，仍是每一周十几课时，每两周一百几十篇作文，可不在话下。有变化的是大环境，内战的局势紧了，物价上涨的速度快了，连带的胜利从而万象更新的美梦断了，冤有头，债有主，除少数正统人物以外，心里当然都有些、甚至很多不满。物不得其平则鸣，我不免也就面对学生说些愤激的话。其后当然是汇报，因为异端的味道更加浓厚，得到的回报不再是委婉的劝告，而是“不要在课堂上谈国事”。稍通世故的人就会知道，我的对应之道最好是主动离开，以免校当局不好办（辞退，碍于情面；不辞退，难于交差），或自己丢脸。学期结束，又凑巧，文学院的同事也多有交往的田君仲严（名聪）来，说贝满女中有初中修身课，问去不去教。饥者易为食，又因为修身可以不改文，轻松，就欣然答应。有了新枝可栖，立刻就表示不再往四中任课。学校顺水推舟，表示同意，面子上维持个好合好散，我业依旧，只是换了个地方。
贝满女中是教会学校，分初中、高中两部，都在灯市口路北，初中在西口内教堂旁，高中在东口内佟府（清初大臣佟国维的府）夹道。与西什库后库相比，距离我住的后海北岸，灯市口要远一倍左右。这是就路程说，我不得不舍乔木而取幽谷。其实呢，除路程稍远以外，其他方面，我觉得都是由幽谷而迁于乔木。这里就说说其他方面。我视为最重大的是有所想，到课堂上说几句，万一与校当局的想法不尽同，能不能获得容忍的待遇。这在上面已经说过，四中是由（国民）党统治，不能容忍。贝满呢，由教会统治，能容忍。我这样说，像是公然与近代史上诸多反帝国主义侵略的说法唱反调，有媚外之嫌。那就缩小范围，或换个角度，说，来自新旧约的教条，总是不像来自党义的教条那样厉害，那样可怕。原因很简单，是党义的背后必有政治力量，也就必有武力；教义的背后则未必。再缩小，小到贝满女中的课堂，像是没有安插定期汇报的人物，证据是，在教会有力量管理的时期，我没有听到委婉的劝告或警告。在这种我视为重大的之下，还有值得欢迎的。一种是，学生由男变为女，空气就由粗率变为细致，生硬变为柔和。细致和柔和何以就高过粗率和生硬？答曰，这是由感觉来，至于理，我也说不清楚。另一种，也许因为呆得时间长，前后四年，交了不少知心的朋友，至今还念念不忘的（留待另一篇详说）。还可以加说一种，与生活有更密切关系的，是对抗物价飞涨，学校有妙法，是开学时收学费，都折合为面粉，每月领工薪，就不会因通货膨胀而吃亏。且说1947年初我离开四中往贝满女中，本来只有初中的修身钟点，可是到校之后，因为高中国文课还缺人，就又分了一班国文钟点。以后是高中课逐渐增加，就只教国文不教修身了。
苏东坡诗有句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四中混了一年，接触的人不少，且不说怀念，有没有值得说说的？可惜我记忆力很坏，单说同事，除有大名的教数学的马先生（文元）和教化学的刘先生（景昆？）以外，几乎连印象也没有了。但系人于事，也可以选拔两位，代表生活之道（也许不宜于高称为“道”）的两个尖端，略为点染。一位是王桂，字月舫，教历史的。何以对于这位就网开一面，记得一清二楚？以时间先后为纲，原因可以凑两种。一种，他是1930年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毕业生（还有个印象，是他毕业以后舍不得离开红楼，曾根据学校毕业生可以不经过考试再念同院另一系的规定，继续上学），因而就有同学之谊。另一种，是我在四中，以及离开四中之后，同他都有些来往。有来往就有可能多有了解，而说起他，了解就不只是可能，而且很多。这也有原因，是他的为人，诚朴而柔弱，关于柔弱的一面，纵使习俗认为不宜于外扬的，他也直言不讳。这里只说一次的直言不讳，是在四中的教员休息室里，两课时之间，我发现他下课后和上课前都往厕所里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一直怕学生上课时候闹，更怕因闹而失业，所以课前课后就想到这些，而每一想到就小便失禁，只好多上厕所。他的话不禁使我想到旧话的“行自念也”，也就更加感到人生旅程的不易。王桂同学的心理状态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另一位就不然，而是及时行乐，有今天不管明天。这是一位教体育的，恕我忘记他的大名，已经三十出头，还没有如意佳人，也许不曾想过什么如意佳人。他也有所好，是到西单商场，用工薪换自己喜欢吃喜欢喝喜欢玩的。所以他的行踪也形成规律，如他自己所宣扬：“发薪之后头十天，想找我，到西单商场，后二十天，到学校，因为钱袋空了，就决不出门。”这位的生活态度也使我有所感，不再是慨叹，而是惭愧，因为我领得工薪，如果也走入西单商场，至多只是买两本旧书而已。现在，由离开四中之时算起，已经近半个世纪，月舫兄如果不早作古，这样多怕，红卫恐怖的大革命十年，大概只能昼夜不离厕所吧？至于那位旷达先生，无家一身轻的生活，究竟能够延续多长时候呢？语云，不要为古人担忧。其实，为今人担忧也大可不必，那就不再想这些，任其如云烟消散吧。
《流年碎影》 《世间解》（1）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机遇》（收入《负暄续话》），说它可怕，因为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却又一时一刻离不开它。自然，它也会使人走入一种可望而难即的诗境，但惟其这更是不可必的，至少是有遐想的时候想到，就仍会觉得可怕。不过怕也罢，不怕也罢，正如一首寻猫的诗所说，是“有时还自来”。何以会又想到这些？是写旧事，追寻40年代后期生活之影，就想到上课堂面对学生、入家门面对稿纸之外，还编过一种名为《世间解》的月刊，费力不小，也就留下一些值得说说的痕迹，而编这样一种期刊，就更像是完全由于机遇。以下就由机遇说起。
因果锁链无尽，只好由目力所能及的地方说起。那是七七事变之后，我困在北京，失业，在北海金鳌玉桥头巧遇通县师范同学大唐（名家桢，字伯枚），不久之后他升官，任民众教育馆馆长，我得以滥竽，到馆里充数，每月领几十元钱。其后，为了省时间和鞋底，在鼓楼附近找房，又凭机遇，在后海北岸租到一处，其东邻是和尚修行之处，广化寺。寺是十方性质的大寺，房子多，出家人多。因为有许多院落，就于比丘、沙弥之外，兼住一些与寺中显要人物有关系的在家人以及一些归西而尚未入土的。且说这在家人之中，有赵君介眉，也属于中学教师阶层，大概经过韩君玉西介绍吧，不久我们就熟了，我常到他住的东院南房去闲谈。任人皆知，友谊也如感冒病毒，易于传染，于是渐渐，我同一些出家人也认识了。为首的是住持玉山和尚，河南人，其时约莫年逾不惑，人朴厚，笃于信，自律甚严。在清朝晚年，广化寺的大施主是恭王奕訢，所以直到民国二三十年，画家溥儒还常到寺里消夏。不知道是不是来于恭王府的施舍，在通县城和北京之间，广化寺还有田十顷。用俗人的标准衡量，寺是大地主，因而寺里的设置也就不寻常，比如食，厨房的厨师有个出身于御膳房的；行呢，自用车有旧新两辆，旧是骡拉的轿车，新是人拉的东洋车。可是玉山和尚不特殊化，晨昏随着僧众上殿诵经，一日三餐，随着僧众吃窝头，初一、十五改善，也只是吃面条而已。行则不管远近，还是恪守行脚的禅风，一步一步走。更值得称赞的是有开明的事业心。先是内，组织年轻僧众为学习班，学一般的文化。和尚吃十方，不便出钱请教师，于是通过赵君介眉，请我布施些入世知识。记得由1946年起，先后讲过逻辑、国文和英文。学习计划还由内扩大到外，是成立了小学，招收附近住户的子女来上学。小学有董事会，我也得一顶董事的帽子。总之，来往增多，关系变为密切，与寺内的出家人，尤其上层的，就都成为熟人。
也许就是我到寺里讲课的时候吧，寺里来个有文化的僧人，法名续可。他是江苏人，估计受过高等教育，何时出家，为什么出家，没问过他。人小个头儿，精明，活动力强，也就难免有些江湖气。因为好活动，活动力强，不久就同我结识，而且不见外，常到我家里来，吃素斋。人健谈，大致说，也谈得来。他还常到天津原日租界大觉兴善寺去住，同天津一些挂居士之名的名人有来往。也许就是因为既有文化又在社会的上层活动，在天津，寺住持喜然，在北京，寺住持玉山，都以上宾之礼相待。上宾是名位换来的，其结果是，就是宣扬万法皆空、向往涅槃的人，也是更加追求名位。这位续可法师设想的取得名位之道是编印有关佛教的期刊。佛教有三宝，佛、法、僧，敬三宝是大功德，于是布施钱财，支持僧人编印宣扬佛法的书刊就成为大功德，善有善报，乃入世间和出世间之人所共信，又于是而经过什么曲折或竟未经过任何曲折，据续可法师说，就有天津某居士愿意出钱赞助，并希望早日出刊。以下该动真格的了，约稿，写稿，发稿，排校，等等，续可法师有自知之明，他办不了，就希望我除拉赞助之外，都担起来。我其时还年轻气盛，又认为成人之美，义不容辞，就欣然答应。
之后是如开杂货小店，准备这准备那，择吉开业。先要有个活动之地，承广化寺盛情关照，拨与内西院北房靠东的一间，作为月刊社社址。或更在之前，刊要有个牌号，续可法师拟定佛的一个称号“世间解”，义为世间一切事，他都了解。牌匾定了，更重要的是都卖什么货。赞助者是居士，主办者是比丘，当然主张内容是清一色的佛理。我看过一点点佛教经典，可是头脑里异教的东西太多，比如最高目的的证涅槃，我就一直认为只是玄想。这是说，对于佛教，或佛理，我并未信受，只是过去治人生哲学，把“苦集灭道”的四圣谛法看作一种（重要的）人生之道而已。且夫人，没有受过整风训练，隐瞒观点是很难的，但也不能不世故，兼顾或多顾有关人士的观点，于是经过交换意见，架上货色就成为大部分是“教”小部分是“学”的混合。这种混合，还定型于我写的“发刊辞”中，抄有关的部分：
于是我们就选定了以显扬佛理为主，这并不是由于有什么成见，而是因为一千多年来，在东方，佛理精深而影响浩大。其次，由于不怀成见，所以对于由浮面看非佛理的研讨人生之道的文章我们也一律刊载，盖道无二，明道与显扬佛理在最后的效应中正是一件事。
显然，这最后一句话是调和八股，因为所明之道大有可能是反佛理的。透过字面寻实际，是我这个负主编责任的喜欢“学术”超过喜欢“宗教”，所以就尽可能在三藏的库房里放一些主旨为研讨的文章，以增加学术气氛。本于这样的企图，第一期发表了废名先生的《孟子的性善与程子的格物》。孟不知佛，程（至少是口头上）反佛，竟也挤入牌匾为佛一称号的小铺！但我觉得还不够，在同期的“编辑室杂记”里说：
本刊是一个研讨人生之道的刊物，其目的与其说是致知，无宁说是致用。所谓致用尤着重普遍。以是，我们希望由下期起，谈人生之道和生活经验的文章能够比本期增多。
果然，第二期就刊出《食化篇》、《理学探原序》、《力的宇宙与动的人生》等篇，学术的气味大增。
学术气味浓，还有主观以外的原因，是约稿，主要只能找与我自己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我出身于北大，求人写，这所求之人，显然就最容易是北大的师辈以及一些同学，而这些人，几乎都是学究而不是信徒，所能写，也就必成为论学式的，与始于“如是我闻”的文本不是一路。专就第二期说，偏离办刊主旨的形迹很明显，续可法师会不会有什么看法？他没说，我想是因为一，约稿不容易，不收这些，架上无货，就难得开业；或竟是二，比喻主办者是坐轿的，写稿人是抬轿的，抬轿的都是名手，坐轿的就既舒服又冠冕。实际也是这样，两三期发出去，反应不坏，续可法师就更成为佛教界的名人。且说这些抬轿的，有常常出面的，是顾随、熊十力、废名、王恩洋、虞愚、吴晓铃、任继愈、（印度）师觉月等，有间或出面的，是韩清净、俞平伯、朱自清、金克木、赵景深、丁文隽等。出力最多的是顾随先生，写一篇连载的谈禅的文章《揣龠录》，每期不缺。同学中，吴晓铃给的帮助最大，不但自己写和译，还代约人写和译，如师觉月教授是印度国际大学研究院的院长，恰巧来北京大学讲学，就是借他认识的光，给月刊写了六篇之多。我呢，因为一则少所知，二则没有时间，只写了一篇《关于度苦》（刊于第二期），虽然也说了些肯定宗教信仰的好话，却仍有不少外道气。
内容性质之外，还想说说编印事务。经费有限，不能多用人。续可法师经常住天津，就是来北京，也是述而不作。找个鼓楼时期的同事黄君来帮忙，也只能做包装期刊、跑跑邮局一类事。于是约稿、编稿，直到跑印刷厂，发稿、校对，都要我一个人唱独角戏。而我是另有正式职业的，就每天还要到贝满女中去上课。还有准职业，为京津二地的两种报纸写专栏。此外是广化寺的奉送课，也要上。总之，情况就成为，纵使说不上苦不堪言，也总是忙不堪言。其中还有越渴越吃盐的，是在宣武门外长城印刷厂印了五期之后，找承印的地方总是不顺利。就这样，天天骑车各处跑，风雨无阻，披星戴月，闯过多种困难，由1947年7月印成第一期起，到次年10月印成第十一期止，计迟延了三个月，因为政局即将有大变化，停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