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某哲学家的话，是凡是已然的都是应然的。视为应然，有理由。其一，人之常情，以男本位为例，纵使所得是西施，新机缘送来另一西施，也会“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何况其二，也是人之常情，男女之间，唱“惊艳”的时候，入目的缺点也是优点，及至挤入一室，一天面对两个十二小时，日久天长，眼就会少见优点而多见缺点，也就会感到，相伴之人并不像见信不见人时那样好。其三，参照我前面所说婚姻可分等级的看法，恕我直言，我们是属于不可忍一类，因为除道德修养一个方面以外，考虑其他三个方面，都是宜于分的。应然则不怨，还有更重要的理由，是其四，如果不能走万物皆备于我的路，就要有婚事，婚事也有花期，是诚而热的互恋之时，最值得珍重，我现在回顾一生，也有这样的花期，仅仅一次，就是我们由相识到共朝夕的前两年，仅仅这两年，是难得忘却的。推想她也没有忘却，是解放战争胜利之后，她回到北京，我们又见了面。
她参加革命，没有扔掉文学，建国前写了《苇塘纪事》，署名杨沫。50年代她出版了《青春之歌》，因而出了名。不少知道我的读者认为其中有些事是影射我；我的室中人则更进一步，说是意在丑化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却没有在意，因为：一、影射是高位人的常有想法，我无位，就不该这样想；二、可能也见于小说教程，是为了强调某种教义，是可以改造甚至编造大小情节的；更重要的是三，要明确认识，这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与入史部的著作是不同的。一晃大革命过去，迎来80年代，据好心人相告，她追述昔年常提到我（这回不是小说），言及分手之事，总是明说或暗示，我负心，兼落后，所以她由幽谷迁于乔木，相告完，并想知道我有什么想法。我说，认定为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至于由幽谷迁于乔木，我祝愿她能够这样，但据我所闻，也未能天衣无缝。但她有名，为了名，举事以证明迁得好，也是应该的，至少是可谅解的。有的好事者好得出了圈，一定问我为什么总是沉默。我说，理由不少。其一，这类过去的事，在心里转转无妨，翻来覆去说就没有意思。其二，我没有兴趣，也不愿意为爱听张家长、李家短的闲人供应茶余酒后的谈资。其三最重要，是人生大不易，不如意事常十八九，老了，馀年无几，幸而尚有一点点忆昔时的力量，还是以想想那十一二为是。也就是本诸这样的信念，我昔年写《沙滩的住》（收入《负暄琐话》），末尾述走过大丰公寓时的心情，是：“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依然繁茂，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世说新语》中桓大司马（温）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这人是可怀念的人，虽然今雨不来，旧雨是曾经来的，这就好。写到此，估计还会有好事者问：“你不总是沉默吗，何以这回拉开话匣子，说了这么多？”答曰，这是写存于头脑中的旧事的碎影，头脑中有，秘而不宣是不应该的。那么，旧事，远年，就一定能够如实吗？曰，可保证者只是秉良知画影图形，即主观上不以半面妆见人，如是而已。
至此，要退回去，说1936年暑后，为了该结束的能结束，我到保定以后的事。前面说过，我为之代进德中学课的李列五，为打官司住在保定，我来保定当然要去看他。他住在西街路南明远客栈，打官司并不常开庭，我呢，初来乍到，熟人很少，因而交往就多起来。闲谈，共酒饭，次数多了，相互了解就加深。于是有那么一天，他张了口，说他有个甥女，比我小一些，聪明漂亮，尚待字闺中，想给我介绍，问我有意无意。我存有乡村的旧印象，未加思考就以为此路必不通，笑了笑，没说什么。想不到李君如我的二姑母，有说媒之瘾，是10月10日（其时的国庆）之前，他旧事重提，说恰好国庆假日与星期日紧邻，可以休息两天，他决定回容城，到家里看看，希望我一同去，与他的甥女认识认识。对于相看乡村姑娘，我有一搭无一搭，但想到连续两天，一个人闷守宿舍，就不如出去，到个生地方看看，所以就答应同往。李君的愿望初步实现，当然要加一把劲，于是进一步介绍女方的情况。是他有个堂姐，嫁白洋淀大北流村（在淀的西北部堤外，南距新安镇十里）李家，只生此一女，丈夫就病故了。李家是世家，有功名，开烧锅。女名李芝銮，因为是独生女，养得娇，愿意找个读书人，托终身，所以年过二十还未出嫁。女的祖父是个秀才，祖母是新安世家曹家的小姐。女的未出外上学，家里有家塾，读书也不少。当然精于刺绣，还能唱京剧。因为只母女二人，就常常随着母亲住在外祖家。昨家里来人，他问过，正好在外祖家住。听了介绍，我的设想的印象变一些，心里想，耳闻不如眼见，看看再说吧。且说就到了10月10日，李君和我，还有李君的五叔父，三个人，早晨由保定上火车，北行不远到固城站下车，改乘骡车，东行十八里就到了他们家北张村（东距容城县城八里）。时已近午，饭后在街门内的柜房休息。李君则由到家就更加忙碌，因为他的地位是导演。演员中，我知道演什么，女方不知道（怕我不同意，女方难堪），他的夫人也蒙在鼓里。他让他夫人饭后去接女方，就说有点急活，求她来帮着做，加说一句：“一定要接来！”下午，女方来了，由柜房前过，我远远看到，穿一身浅粉色衣服，很窈窕，原来也是剪发、大脚。其后，我们在李君的住屋里见了面，虽然还有李君夫妇在场，她也是坐立不安，很少说话，说就粉面含羞。短时间我的印象，她体貌清秀而性格温婉，是地道的旧时的大家闺秀。这一场演完，很明显，接着就该我表态，如何决定呢？后来想，其时还是佛家视同蛇蝎的情欲占了上风，我略考虑之后就点了头。所考虑是这些。其一，我是常人，面壁，参禅，口头说说，心里想想，都可以，实行则必做不到，那么，有“新人从门入”的机会，还是开门纳之吧。其二，清秀温婉，我喜欢。其三，加个纯理方面的理由，是虽然远走保定，心则有时还在动荡，为了化动荡为一块石头落地，最好是筑一个有另一女主人坐镇的新巢，我把己身交给她。其四也许更重要，以行路为喻，东方是新，我兴致勃勃地往东，结果碰得头破血流，很自然，会觉得应该转身向西，即复旧，以期不再有头破血流的危险。总之是我告诉李君，我愿意，然后原路回保定。其后是演刘媒婆的李君也不易，曾兼说一点点假话（如说比我小，实际是长我一个月有半；说能唱京剧，实际是不能唱），傅朋同意了；孙玉姣呢？仍须努力。据后来所闻，是除了说我人如何好、学问如何大之外，还迎合乡村的心理，说家道如何富足，又亲身往城隍庙，找个瞎子，给两角钱，为我配个好八字，之后是八字到家，找另一个瞎子批，说命太好，前途比官还大云云，她母亲与诸姨皆大欢喜，亲事就成了。
两厢情愿之后，不知道是谁的主意，说配我这个洋学堂毕业的，女方也应该用新颜色染一下，即到保定的某—个学校混个资历。人已经是我的，这件事就交我办。我知道这个想法必不成，可是使人（所谓新亲）扫兴的话不好出口，只好说试试看，于是女方就来了，住在我同班同学李耀宗的住处，已故画家姚丹坡的半弓园。我们不能不常见面。她确是温婉，谈起近事远事，她都不表示意见，由我做主。成婚的事，我很厌恶旧习俗，也为节省，主张到北京，约一些最亲密的朋友，聚会一次，算作正式通知，礼成，她也同意。记得是12月上旬，我们一同往北京，住在王府井大街迎贤公寓，照计划，与友人欢宴，游游市场，买点用品，就回了保定，一件大事就这样办完了。其后是我们就过起用小煤火炉做饭吃的生活，虽简陋而安适。次年暑假来了，我们到北京暂住，想不到就遇见七七事变，不能再回保定。路不通，她也就不能回娘家看看。其后是北京有了穷而陋的家，她支撑着，饥寒而无怨。积日成月，积月成年，年也过得不慢，就到了1966，大革命的暴风刮起来，与她熟识的西邻被抄家，女主人用刀抹了脖子，她抗不了这刺激，很怕，精神有一点点失常。幸而抄家之风不久就过去，但据我观察，她的内心深处遗留了病根，表现为容易起急，有时甚至拍桌子。但通常还是脾气好，能忍。这使她虽然瘦弱，还是能够高龄。是1986年夏日，我们到北戴河住一周，算作结婚五十年纪念。近两三年，她脑力退化，近事，如司马温公之旋踵即忘，可是她仍在计划，到明年，1996，能够庆祝结婚六十年。
《流年碎影》 婚事（4）
五十年，六十年，这样的婚事，该是合于理想了吧？像是也不好这样说，因为，仍用上面说过的理论衡量，我们并未始于浪漫主义。她的感情以及表现是旧时代的，嫁谁，护着谁，甚至舍己，却并不火热到总想抱住卿卿我我。语云，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就没有感到过有这样的火热。合于理想，要是情人变为夫妻，或情人变为夫妻和情人的混合，而我们，只是夫妻，纵使是能够唱随的夫妻。但我们也有所得，是就不会有火热的衰退，由积极方面说是宁静，比喻为春秋两季，虽不热，也不冷。有人也许认为，与动荡不安（轻如怨恨，重如分离）相比，这宁静是较可取的。如果竟是这样，就等于承认，在婚事的大伦方面，旧的也不是毫无足取。用妇女的眼看，这大有男本位之嫌，也是一种落后吧？真是一笔糊涂账，留给电子计算机的专家去算也好。
也有我清清楚楚，用不着别人去算的，是她的为人，也想说说。先说可以为训的一面。其一是宽厚，总是以善意对人。外人的印象是最有力的证据，不管关系远近，交往多少，都说没见过这样好的，待人总是那样和气，那样热情，见着高兴，离开就想，长时期不见，再见到就掉眼泪。也确是这样，比如现在，我们老了，却还能吃能喝，几个昔年常聚会的朋友则都已先后下世，因而周末或星期日就经常门庭寂然，她常常想到他们，就说：“那时候多好，平弟，他刘大伯，老李，星期日就来吃饭。现在没有人来了！”她退而取其次，是有生客来访，尤其是女性，带着孩子，她就热情招待，拿吃的，泡茶，陪着拉家常，人家告辞，她诚心留，表现为舍不得。对我当然也是这样，或更是这样。我缺点很多，她像是视而不见；见，也决不向她的亲属说。我的生活习惯，推想有的她未必同意，但她还是表现为赞同，比如现在还摆在案头的乾隆时期砚山，是40年代难得温饱的时候，我在一个挂货屋子见到，定价十二元，没舍得买，回家同她说，她劝我最好还是买了，不然会后悔，才壮了胆，忍痛买回来的。对我，她总是这样克己，吃穿等小事，她主持，让我占先；我有时任性，触犯了她，她也会不痛快，但一会儿就若无其事，她说她向来不记仇。她也有所记，是怀念旧事，她现在老了，日常无事可做就翻腾她那十几本相册，对着一些人的昔年的留影出神。其二是脾气好。这与她的宽厚有关，但她是好得希有，所以值得单提出来说说。这也容易说明，是除了对我，有时候争吵几句以外，一生没有跟谁说过带怒气的话。她不是不骂人，是“不会”骂人。这一点，她自己也明白，所以有时谈及自己的脾气，就说：“李大姑娘故意把水泼在我门口，我绕着走，也不说话。”绕着走是能忍，但能忍也是希有，要列为其三，也加重说说。她出身世家，而且是闺秀，嫁我以前，没进过厨房，没到商店买过东西。出来以后，用小煤火炉做饭，要买这个买那个，干这个干那个，“是可忍也”；难忍的是到了北京，七七事变以后，立刻就没饭吃，秋风乍起，连夹衣也没有。我观察，她真的是处之泰然，没有一点悔和怨的样子。这样的坚忍地面对穷困的态度，她是整整维持了四十年。其中还有50年代初的我第一次挨整，每月只领十几元生活费，她不得不侵晨到小市去卖家中旧物，换柴米。我是穷小子出身，出头露面卖破烂，也会很为难，她当然更是这样，可是她没有表示为难，这是一切苦都咽到肚里去了。还可以加说个其四，是她淡泊，不见势和利眼开。她的亲属有经商（自然就难免加点欺骗）发了财的，她每次谈到就表示厌烦，而对于我的一些存书则爱护备至，所以有时我想，如果有掉书袋的机缘，我就有资格大写其“糟糠之妻不下堂”了。
再说不足为训的一面。其一是能力低微。说这一点，有轻视她的嫌疑，但既是事实，也就只好说。有的人，如我曾与之结邻的北大物理系李守中，虽下肢残疾而多能，在汉中参加乒乓球赛，他能打败许多健壮的高手，取得冠军；夏天，厕所顶部（老房子，很高）铁管滴水，他能悬起一块塑料布遮挡，我始终想不明白他是怎么上去的。我的这一位是正好相反，比如室内的电灯泡坏了，买个新的，她是必不能换旧为新。总的说，除了幼年在家乡学的一点点技能以外，一切生疏的，她是既不会做，又不想做。做，也是慢条斯理，不想快，想也快不了。我有时起急，甚至想到天之生材，——后天的力量也许同样不小吧？总之，不管什么原因，结果她是没有自立的能力，更不要说走出家门，创点什么业的能力。其二是，也许正是由于能力低微，她就谨小退缩，除了每天常规的作息以外，她是什么也不敢做。大事，听到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或徐敬业提笔写檄文，她怕；小事，比如我登桌子换个电灯管，她也怕。她自己的事更是这样，只举两件为例。她识字，估计也未必不能写，可是有时我们不在一地，我写信，她不写，不是无话可说，是怕写不好。又，为了节省她缝缝连连的精力，60年代初买了缝纫机，于今三十年过了，她没试用过一次，起初我还劝她学，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