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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冷家姊妹的殷勤照料，两人很好发展为通家之好，歌德成月住在席勒家，而席勒在歌德家也一住就是几星期。１７９４年夏天，他在写给克尔纳的信中这样描述他们的友谊：“我们俩相得益彰。从现在起我播撒的思考种子在歌德那里扎下了根。他现在觉得有必要与我联手行动，并与我共同走上他迄今为止孤独无援走过的路。我们的精神交流对我来说收获甚丰，我为此而欣喜莫名。”
两个文坛巨匠的神交，并非人人乐见。所以马上有好事者向席勒指出，如此与歌德交往，将有抑此扬彼的副作用。席勒的回答证明了他人格的伟大：“我开辟的道路让我走进了歌德的领地，这是确定无疑的；诚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可能会失去点儿什么，可剩下的东西都是天生我才，他永远也达不到，所以他的优越不会损害我和我的作品。我想，这就叫各得其所。”
冷佳琳在回忆录中称歌德让席勒焕发了创作第二春。可从歌德的角度看过来，他的所得更大。从１７９５年开始，他们共同出版《时序三女神》——席勒的《人类审美教育书简》、历史论文《围困安特卫普》和美学名篇《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均在此发表。１７９６到１８００年，他们共同出版《文艺年鉴》，席勒还与歌德合作讽刺短诗在《文艺年鉴》发表。这期间席勒继续写作《华伦斯坦》。这期间不愉快的事情只有一件：１７９６年９月７日，席勒的父亲去世。
就在１７９６年８月，席勒美梦成真：在外飘游了一段时间的冷佳琳回来了。在几经婚姻之后，她终于嫁给了从巴黎使馆回德的追求者沃威封，而后者在魏玛大公那里找到了工作。所以，冷佳琳正大光明地跟着丈夫回到了魏玛，回到了席勒身边。对此，冷佳琳写道：“我们少女时期的诗意梦想终于实现了，美丽的生命活色生香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此之后，席勒又可以经常看到两姊妹像穿花蝴蝶一样在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身边，飘来飘去了。
冷家姊妹这期间的贡献，是促进了席勒与歌德的友谊突飞猛进。他们此时的交往不仅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交流，而且也成为双方日常生活中的赏心乐事。歌德非常投入地干预席勒的一切事务，同时还不忘时时与爱好建筑的沃威封讨论建筑史。擅长绘画的歌德曾在席勒家为冷莎露专门作过一幅月下景色画，影响得席勒也开始拿起画笔。
他们的这些精神交流的成果，是人类史上不朽的作品：席勒的《华伦斯坦》和歌德的《赫尔曼与窦绿苔》。《华伦斯坦》中明显含有歌德的气息，而《赫尔曼与窦绿苔》中席勒的精神也一目了然。歌德曾眼含热泪向冷家姊妹朗诵《赫尔曼与窦绿苔》的片断，朗诵完毕，他一边擦去眼泪一边说：“我们就是这样被自己的心火熔化。”
１７９８年，歌德与席勒共同推动的魏玛剧院将要落成，歌德决定用席勒的《华伦斯坦》来为这个新舞台揭幕，逼着席勒日以继夜地加快写作速度。１７９８年１０月１２日，剧院以演员朗诵《华伦斯坦的阵营》作为落成典礼，当晚在观众席上观赏这一盛大典礼的只有冷家姊妹、歌德和席勒。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虽然此前已经多次听过席勒自己的朗诵，可冷家姊妹仍然再次深深地为席勒的这部伟大作品感动。而席勒，则因为她们的感动而感动。
是的，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同时让两个爱人幸福更愉快呢？何况她们还是姐妹！何况她们还是公认的如花美人！
１７９９年秋天，在两个儿子之后，冷莎露给席勒生了一个女儿。产后１１天，她患了严重的产后忧郁症，幻觉严重，甚至企图自杀。与歌德不同，席勒并不忌讳老婆的病。他守候在冷莎露床前，夙夜匪解，举案齐眉，直到她１２月初勉强痊愈。１２月３日，他们终于实行了冷莎露的计划——西迁魏玛。
４０岁的席勒举家搬进了他负债买的房子。他的这次搬家最大目的是有利于他与歌德的友谊：席勒的新家与歌德位于“女人们策划”广场的家只隔了几栋房子。席勒住在新家的最高一层，房间里清晨与中午都充满了愉快的阳光。惟一美中不足的是，席勒母亲在他们搬入新家的当天去世。如果中学可以西传，这将是“子欲养而亲不存”的德国版。
此时的席勒并不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再活五年。
他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冷家姊妹。
产女、病妻、搬家、丧母，如此纷繁复杂的世务之下，席勒丝毫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在离开耶拿之前，他彻底结束了《华伦斯坦》三部曲，并开始写作剧本《玛丽亚·斯图亚特》。
席勒搬到魏玛的目的没有落空。搬到魏玛之后，席勒和歌德两家几乎合二为一。冷家姊妹与伍碧丝和夏露笛的良好关系，保证了这两位文学巨星的伟大友谊。冷家姊妹未曾料到的是，她们就此酿成了自己爱情的惟一一次失败——席勒曾称自己与歌德的友谊是“我整个生命中最美的事件”，超过了他与冷家姊妹的爱情。当然这样的失败，是真正可以称为“败亦欣然”的。
歌德家地方宽大，还有一个大花园，所以每逢周末他家总有聚会，而通常不喜欢凑热闹的席勒不仅每请必到，而且每到必兴致高昂，流连忘返。据歌德回忆录记载，他与席勒很多诗作的灵感均来自这个私人聚会。席勒在这个时期写下的诗作《钟之歌》（Ｄｉｅ Ｇｌｏｃｋｅ）２００４年更被评为“德国人最喜爱的诗”。他们的友谊如此之深，以至于迎接新千禧年的１７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夜，他们都未参加宫廷和社会组织的庆典活动，抱病在促膝谈心中进入了十九世纪。
新世纪新生活。席勒的家庭虽然仍然难说富裕，但却在冷家姊妹的主持下丰富多彩，席勒的创作也随之进入了高峰期。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同时却走上了下坡路。１８００年，被称为“德国莎士比亚”的席勒终于实现了他长久的心愿：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成德语演出剧本。６月，他结束悲剧《玛丽亚·斯图亚特》。１８０１年，描写英法百年战争中的法国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奥尔良姑娘》完成。这个剧本被誉为德国解放战争的宣战书，鼓励德国人民将祖国从拿破仑的异族统治下解放出来。同年，席勒改编了意大利的中国题材名剧《图兰朵》。
１８０２年１１月１６日，在魏玛大公的大力促成之下，席勒被普鲁士国王册封为贵族。席勒本人对此当然不以为意，但是，１２年前冷莎露为了嫁给他而被迫卸下的贵族头衔，他现在可以亲手给她戴回头上，对席勒这个文学江湖的大侠而言，何尝不是快意恩仇的仰天长啸时刻！
作为文学巨星，席勒的朋友遍天下，然而历数他的终生莫逆，只得三男三女。三男即克尔纳、歌德、威廉·封·洪堡，后两者都是在冷家姊妹的撮合下结识的。三女即冷家姊妹和冷家姆妈。他自己曾经说过，他最愉快的时光，就是和这三个女人单独相处。独处时刻，他通常会把自己的最新作品朗诵给她们听，期望从她们的嘴里得到第一声由衷的赞美。
１８０２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恰逢丈母娘来访。晚饭之后，席勒把刚完成的《墨西拿新娘》初稿朗诵给她们母女三人听，而她们的反应之热烈，令到席勒最后大声宣布，今后每年的元旦前夜，他都要给这三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朗诵一出新的悲剧。席勒的爱如潮水一般包围了三个美丽聪明的女人，她们的呼吸急促，胸脯起伏，彻底沉浸在被天才呵护的幸福之中。
她们完全不知道，一生说话算话的席勒，将永远无法兑现他的诺言。
１８０３年１月，《墨西拿新郎》在魏玛剧院上演。为了给铁哥们儿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歌德从头到尾接管了排练，根本不让席勒参与，直到此剧最后正式上演，才让席勒和观众们一起观看。歌德达到了目的：作为作家本人，席勒为这部悲剧的凄美所深深打动，以至于他当天晚上回到家中之后还因为过于激动而说不出话来。
作家固然是作品的父母，然而作品一旦问世，就像孩子成年一样拥有他自己的人生，他将从此独立在世间行走，令最护犊子的父母也无从置喙。
后来，有个不识相的批评家指责说该剧的前几幕情节不够突出，歌德是这样回答的：“嗨，席勒写戏根本就不需要情节！”
１８０４年３月１７日，席勒的《威廉·退尔》在魏玛首演，演出取得巨大成功，《威廉·退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一面鲜艳的红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曾在中国的各大城市演出，并赢得广泛赞誉。托马斯·曼曾盛赞席勒说：“他自创了一套个人的戏剧语言，从独一无二的语调、表情和旋律中立刻可以判断出是他的作品——这是在全德国、也许在全世界所创造出来的最辉煌、最富有诗意的语言。”
综观席勒的戏剧作品，可以看出他的作品以整个欧洲为诉求对象，他追求的是整个欧洲的自由。《唐·卡洛斯》写的是西班牙，《奥尔良姑娘》写的是法国，《华伦斯坦》写的是中欧，《玛丽亚·斯图亚特》写的是英国，《墨西拿新娘》写的意大利，《威廉·退尔》写的是瑞士，未完成剧本《德墨特里乌斯》则写的是俄罗斯，此外，他还改写过中国题材的意大利作品《阿依达》。席勒的作品不仅超越阶级、种族和等级，而且也超越了民族和国界。他不仅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欧洲主义者，他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公民。德国著名诗人亨利希·海涅说：“席勒为革命的伟大思想而写。他打碎了思想上的巴士底狱，他建造了自由的神庙，而这个伟大的神庙将会让所有的民族结为兄弟。他是世界主义者。”
歌德一世生活富足地位崇高，他对自由的看法与一生困蹇的席勒大相径庭，例如他对拿破仑就五体投地。席勒死后，他曾对爱克曼说：“贯穿席勒毕生作品的主线就是自由……在青年时期他追求的是肉体的自由，在其后的生命中他追求的是理想化的自由。”歌德认为“其实我们用不着太多的自由……只要能健康生活和干自己愿干的事，一个人的自由就足够用了。而我们要获得这样的自由并不难。只要不逾越出生时上帝为他划定的界限，公民就与贵族享有同样的自由”。
这个当然是屁话（愿歌德在天之灵原谅我的粗鲁）。在血海中沉没的法国大革命虽然以残暴黯然收场，但１７８９年８月２６日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却奠定了此后世界历史的惟一正确走向，而“自由”，是《人权宣言》的核心价值之一。受尽暴君欺凌迫害的席勒，一生始终怒发冲冠地为自由鼓与呼，他的喜欢办报、当出版商和编辑，而且经常同时身兼三职，原因概在于此。论到为自由而战，永远自动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边的他，远比歌德来得高明。他的那声断喝：“不，暴君的权力不是无限的！”直到今天听来还像二百多年之前一样振聋发聩，绕梁三日而不绝。
１８０４年４月２６日至５月２１日，乘去莱比锡办事的机会，席勒应当年曼海姆剧院时期他的主要对手、著名演员伊夫兰（Ｉｆｆｌａｎｄ）之邀偕全家造访柏林。柏林当时是普鲁士帝国的首都。１７９９年夏天，普鲁士国王夫妇曾专门到魏玛看过席勒的名剧《华伦斯坦》，王后当时就惊叹于席勒的天才，很想把他延揽到柏林。伊夫兰像达贝格一样，早已臣服于二十二年来席勒的辉煌成功，从不服气的对手变成了最热情的拥趸。他非常努力地想把王后的想法付诸实施。
席勒全家到达柏林，欢迎仪式盛况空前。柏林人为席勒提供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丰厚的年薪，促使席勒一度决定举家迁移柏林。不过，这时的席勒已经比当年星夜出逃斯图加特时老了二十多岁。人老的明显标志就是不愿接受陌生事物。两周之后他回到魏玛，马上开始生病。生病的席勒更觉得自己离不开魏玛的朋友。而且，歌德还说服大公将席勒的年薪翻了一倍，并保证今后逐年提升。
最重要的是，冷莎露不喜欢柏林。魏玛因为夏露笛而得到了歌德，柏林却因为冷莎露而失去了席勒。
杰出的女人这样影响历史。
为了留住席勒，魏玛大公在歌德的劝说下特许他每年可以带薪去柏林住一段时间。在当时说来，这是异乎寻常的优厚待遇。席勒终生未能享受这个待遇。
虽然薪水翻了一倍，但席勒却开始担忧自己身后四个子女的生活。因为，他已经听到了死神在遥远的地平线传来的沉重的脚步声。最后一次与冷佳琳在公园里散步时他曾说：“如果我能给孩子们留下足够他们独立生活的费用就好了。一想到我的孩子仰人鼻息，我就觉得无法忍受。”一生始终没有丰厚收入的他，太明白仰人鼻息的可怜和悲伤。
然而，他的身体却等不及他为孩子们做出妥善安排。当冷佳琳最后一次陪他去看戏时，席勒告诉她自己身体很不好，多年以来总是疼痛的左胸现在却一点儿都不疼了！他去看过医生，医生说他的左肺叶完全空洞化了。
随着健康的每况愈下，席勒开始避见陌生人。只有与冷家姊妹独处，他的心情才能明亮。
１８０５年４月２９日，席勒最后一次踏出房门看戏。戏到一半，他开始发高烧。他的生命由此进入倒计时。
五月头几天他还支撑着接待朋友，但病情很快就恶化了。５月７日晚冷佳琳去看他，他跟她讨论悲剧怎样才能激起人类内心的崇高。因为不想让席勒过于激动，冷佳琳的回答比较平淡。敏感的席勒觉得了，于是说：“嗯，如果没人明白我的话，而且我也不再明白自己的时候，我还不如沉默。”过后不久，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