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一样划过，怪兽嗖地从山岗跃出来，看见春山后立刻停下，引颈看看，仅仅几秒钟，就“嗖”地来个急转弯，不见了。怪兽早已没了踪影，它蹬下来的石头，还在山坡上哗啦哗啦滚动——春山一直站在那里，听石头滚动。由近而远，由强至弱，直到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夜又恢复了寂静。
春山失望地摇了摇头。想，跑什么跑啊？我和你们该是近邻啊，我们该处好关系，我怎么会伤害你呢？我们在一块，谁也不孤独了。你一走，我孤独，你也孤独吧？
对于春山来说，哪怕是一个蝴蝶、一只山雀、一条小虫子，都是伴儿，都是朋友。首先，它们跟他一样，都是生命。另外，都是他的近邻。大山不是生命，因为它太秃了，如果栽上树，引来虫儿鸟儿，大山成了娱乐园，成了“快活林”，也有生命了吧？有时，他会跟一条虫子说话，说许多话。说日语，也说汉语。起先，他怀疑自己的日语发音都不对，后来，他感觉自己的汉语说得也不对。是的，他好久没有跟自己的同类说话了。除了跟鸟儿虫儿说话，他还跟他的小树说话，跟小草说话，跟风儿说话……
天蒙蒙黑就上山，扛上镐头、铁锹，背上一壶水，带几个馍，挖啊刨啊，一直干到天蒙蒙黑才下山。周而复始。天暖时，有时他还住在山上。
手上褪去多少层皮？他不知道。
有多少伤疤印戳一样盖在身上，他不知道。
日子太快了。草青了，草黄了。草又青了，草又黄了。变化太快。不变的只有春山。同样的荒山，同样的劳动，每天围着日头转，周而复始。
刚来时，他为喜鹊发过愁。无边无际的秃山，能絮窝的树太少啦！
他关注一对喜鹊许多年。
眼见那窝喜鹊喳喳叫着絮窝，在一个树杈上从一无所有开始，衔来一根根干树枝，几天过去了，干树枝藏在树杈间，若有若无。而后，它们如用“２Ｂ”铅笔在一个地方描啊描，越描越重。终于，描成一个“黑蛋子”，像文章中的一个大大的“间隔号”。是的，间隔号。隔开了外界的死寂，让树上结爱，结出想象，结出生命，结出会飞的翅膀……
春山回头看看身后，身后一排排许多个“间隔号”组成了省略号，整齐而没有尽头的省略号，他乐了。喜鹊美化天空，他美化大地，都一样。他跟它们是“同行”吧？喜鹊站在树上，长长的尾巴“一挑一挑”的，看着春山喳喳喳叫着。春山回手打开布包，拿出一个东西，举起来，“嘿”地一声，把那个东西抛过去。树上的喜鹊尾巴猛地一挑，飞起来，在天空中画个好看的圈儿，猛地扎向那个东西——春山认识它，它也认识春山，认识春山甩给它的馍馍……
这对喜鹊不知在此住了多少年，春山早已离开这个地方。春山当年制造“省略号”的地方，已经碧波荡漾，林涛阵阵。周遭许多的树上，有许多个喜鹊，许多个“间隔号”。可春山，年年都来这里，回想当年镐头当当砸响石头，砸得火星四溅的地方，已经绿树如荫，百鸟齐聚，心里甜得不行……
不知为什么，那两个喜鹊突然不来了。
春山为它们担心起来。
种种不测都想到了。
眼见那个“间隔号”一样的喜鹊窝，那个飞出过无数小喜鹊的地方，被雨剥蚀，被风摇碎，当年“２Ｂ”铅笔描绘的地方，线条散了，一个一个飘落下来，春山竟落下泪来，无限感伤。尽管，周遭的大树已经很多，来此絮窝的喜鹊已经很多，可春山希望那两只喜鹊回来，那个窝还能飞出更多的翅膀……
我问春山，来这里多久了。
“太久啦。”春山说。
“时间对我来说，不是一年年一月月一天天，而是树，一棵棵，一片片，一山山……”
春山甩动一下披肩长发，拨开过胸的胡须，闪闪发亮的眼睛一转，呵呵笑两声，洪亮之声若空谷回响：“其实啊，我在前边已经说过了，‘造反派’批准我来给我爸妈守墓，不就说明了时间了吗？”
春山的故事很长。版面有限，我只能截取一小段儿。但我不能不告诉读者结尾。一个神话一样优美、意味深长的结尾。在此，我摘抄一段井上征男先生的文章：
“你说什么？春山叔病倒啦？！”
“大概是吧……一晃八九年没见到他了……”
人们这才想起，在那山上，在那墓地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孤零零地活着。
人们结伴去探望，向昔日的荒山走去。可此时人们惊呆了！这山没移、没动，可怎么变了模样，认不得了？
漫山遍野的杉树，都已长高成林，远远望去郁郁葱葱，一片翠绿！而在其他几座小山包上，还种着桐树、云松和桐柏。
而更令人们不解的是，每棵树干都拴一个有数字的小牌，从“１”开始数去，竟然数不到尾！
人们兴趣大增，好奇心越浓！年长的人的心却随着登山穿林的脚步放慢，而跳的越响，血流得越快。
望着满目青山，他们的眼睛湿润了！“到哪去找他呢？”人们在茂密的林子里追逐、奔跑，开始着急地大声喊起来：
“春山叔……”
“春山爷爷……”
喊声在群山中回响，像山歌、似民谣，好甜美、好生动、好悦耳。不一会儿，从山后传来一串苍劲粗犷的回应——
“我——在——这儿——哪——”
人们循声寻去，只见春山正向一棵杉树上拴着小牌牌，上面的数字是“３５００００”！孩子们惊喜得蹦了起来：“哇，种了这么多树啊！”啊，“３５００００”，这个数字代表了什么呢？它寄托着一位日本人怎样的胸襟和祝愿呢？
七轰动日本的“两个事件”
日本孤儿徐明的养父，是那个当了一辈子瓦匠的徐佐志，那个后来连削梨都如“掂”砖头那样掂来掂去的老人。在９３岁老人手中的那个大鸭梨，像个黄色的大青蛙一样在他手上跳来跳去……
他的日本女儿徐明，就是在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动作中，“掂”来吃穿用，“掂”来她考上师范学校的学杂费，也“掂”来回祖国日本寻亲的机会……
在此，我之所以讲述徐明的故事，是因为“徐明事件”牵动中国妈妈的心：“徐明事件”曾经轰动日本，促使日本政府对回国日本孤儿获取日本国籍政策“动摇”了；那些中国妈妈因“徐明事件”而对日本孩子“悬”着的一颗心“放下”了……
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３日。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北山宾馆。
当２５位日本孤儿第一次见到来自祖国日本的亲人，３５年的离别之痛涌上心头，什么都说不下去，一个个依偎着日本同胞的肩头，号啕大哭。会见持续了两个小时，尽管孤儿们大声哭诉自己的身世，却没有一个人完整地叙述出自己的经历。
徐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临别，徐明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菅原幸助说：“明天我还要上班，不能去车站送行了，千万要帮我找到在日本的亲人呐！”
然而，第二天早上，徐明还是来了。
徐明快速从人群中挤着，蹦跳着，跑到菅原幸助的车窗前，列车已徐徐启动。徐明灵机一动，把一封信从车窗塞了进去。
徐明的信很短：
我叫徐明，是日本战争遗孤，我的中国养父母能证明此事。我究竟是谁的孩子？我的生身父母又在何处？请您帮助我去寻找，今后我会把您当做亲哥哥看待。
菅原幸助在报上发表了数行字的短文后，札幌市某公司职员来信说“徐明是我的孩子。”此后，经过多次交换信息和各种情况判断，确认了他们的“父女关系”。
徐明挥泪告别中国的养父母，辞了工作，变卖了家产，并向中国朋友借些钱，母子４人回了祖国日本。
父女皆大欢喜。
可是，当做了亲子鉴定后，鉴定书上却填写了“二人之间无血缘关系！”
如同当头一棒，晴天霹雳，“父女”二人顿时“茫然无措”。
回家后，“父亲”一反常态，顿顿喝酒，每酒“必醉”，他大声吼叫着：“你已不是我的女儿，赶快回去，回中国去吧！”
徐明滞留日本签证的日期不多了，日本出入境管理局人员也发出无情的通牒：“只要父女关系明确否认，必须在１月２０日前从日本离境，如违法滞留日本，将采取强制遣返措施。”
话毕，管理员“啪”地一下，把公证书抛给徐明。
临来前，徐曾为自己找到日本生父而欣喜若狂，开明的中国爸爸妈妈支持她回来，热情的中国朋友为她举杯饯行，如今却落魄至此，她有何脸面见“江东父老”？
回想中国爸爸妈妈对自己这么好，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老了，宁可自己忍受失去女儿、年迈无人照料的痛苦，还是支持她回到日本。临走时，中国爸爸徐佐志的话犹如在耳：“孩子，去吧。不用惦记我。我挺好的。可我还是要说，如果你在日本生活不习惯，你可以随时回来。记着，中国，我这儿，永远是你的家！”
可是，她怎么回去？
徐明日思夜想的母亲祖国的政府竟如此冷淡、无情，如重锤落顶，一下把她的精神击垮了，她绝望了。一夜中她写了７份遗书。可是，当她寻觅要自缢的地方，掏出已备好的药物，她犹豫了。徐明回头看看睡得正香的孩子们的脸，极力抑制着自己别哭出声来，不免心中一颤：“我就这么死了，我的孩子又成为孤儿，这不是‘旧戏重演’吗？我不能给孩子们带来灾难，为了孩子，无论遇到了什么，我也要活下去！”
这天，当徐明站在札幌的丰平川大桥，看到日本市民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举行热烈的“欢迎仪式”，欢迎大马哈鱼回归故里。原来，大马哈鱼从这里出发后，每隔三四年就回游到故乡河一次，此时，众多的日本人会举办隆重的仪式兴高采烈地欢迎它们。
睹物生情，徐明悲伤万分。
我们不是大麻哈鱼，我们是人！可是，我们相隔３５年才回归祖国，却没有一个人欢迎我们！欢迎，已是太奢侈的词汇，为什么，日本政府不顾我们的感受和处境，在我们走投无路时，还要把我们强行撵回中国！难道，我们这些饱受战争之苦的孤儿，连条大麻哈鱼都不如吗？
徐明想到《朝日新闻》的记者菅原先生。
徐明在给菅原先生的信中说：“我以为找到了生身父亲，就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来到日本，走到这一步，我已经不能回中国了。前些天，我看到大马哈鱼由大海回游到札幌的河里，众多的札幌市民都去迎接这些回归的大麻哈鱼，报刊、电视媒体对这些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战争是国家发动的，从人道主义出发，国家应负责帮我找到生身父母，不仅没有如此，却要对我进行强制遣返，这是个多么无情的国家，我非常羡慕大麻哈鱼，我们战争孤儿也是人，但在日本人眼里，还不如一条大麻哈鱼，这是多么可悲呀！中国政府曾通过调查确认了我们是战争遗孤的身份，并发了公证书，尽管如此还要把我们强制遣返中国，我将以死抗议日本政府对待本国国民的态度。”
徐明在信尾强调说：“大麻哈鱼的回归比人的回归更感到喜悦，对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战争遗孤却采取强制遣返的无情祖国和国民，我将纵身跳进丰川（大麻哈鱼回归之河），以一家集体自杀以示抗议！”
菅原幸助接信后，马上分别给札幌市的板垣市长和在札幌市西区手稻田山口区从事帮助遗孤志愿者活动的柴田正雄医师发信。
柴田医师接后马上去徐明的宿舍，苦口婆心相劝，让她鼓起生活的勇气。还组织了居住在札幌市内的遗孤，为徐明举办了盛大的欢送会。
板垣市长与柴田医师马上回信说：“情况了解，务请放心。”板垣市长立刻准备了徐明４人的机票，并赠送了２０万日元生活费，委派福祉事务所的一名工作人员，将徐明母子安全送到了东京。
在菅原幸助的协助下，东京遗孤联合会事务局长郡司彦、铃木源太郎都议会议员协同出面，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在“住房难”的东京，为徐明在“新幸庄”安排了住房。
朝日新闻社记者清水胜彦在晚报刊登了题为《寻觅的父亲却为路人，羡慕大麻哈鱼》的文章，专门介绍徐明母子的情况，在全国影响很大，各地寄８００多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对徐明一家深表同情，对政府的冷漠进行抨击，还有人干脆寄来捐款。与此同时，法务省品川入管局寄来批准签证延期的通知；著名律师河合弘之愿意提供法律援助——很快，全国各地已寄来几百万日元捐款。
在日本，徐明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亲人而取得日本国籍的人。
“徐明事件”不仅在民间影响巨大，也冲击了日本政府，促使日本政府改变、调整了对归国孤儿不公正的政策待遇。
此后，徐明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就职。
多年如一日——只要日本孤儿需要帮助，她都无偿帮忙。
１９９６年，徐明在访日调查时在代代木中心咖啡屋巧遇亲姐姐——５１年后的再度相会，徐明才知道自己的出生时间，才知道自己叫池田澄江。
池田澄江忧伤地说：“我回日本１３年后，才找到了亲属。但当时我母亲已经去世了。如果日本政府真心实意地积极努力，协助我们寻找亲人，那么我梦里看见的亲生母亲就一定会见到。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无限悲伤，痛苦不已……”
除了“徐明事件”外，还有一件事轰动日本：状告国家和日本政府。
后一件事到我写这篇文章时，还在“进行时”。
日本孤儿回国后，因为语言和生活习惯上的障碍，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没能享受日本国民正常的“生活保护”待遇。日本官员这样催逼他们：“你们要早点自立，‘生活保护费’是全体国民的血汗钱！”“不管会不会日语，你们必须工作，不能这样‘享受’国民的税金！”
可以说，除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