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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还是变了，有那么一点点变化。自从他去了一趟柏林回来后，他不仅操着一口柏林话，而且还故意模仿喜剧演员迪蒂·哈勒福登的口音。这就是他的幽默风格，是他长期不懈地锻炼出来的。我觉得很好玩，便用笑声来表示赞赏。另外可能也有想让他保持良好情绪的原因。有一些镜头他能一遍接一遍地表演上五六次，就是因为我笑得很开心。尽管我很快便看透了，他的表情变化和——很遗憾！——语言手段也是很有限的，因为他一直都是在自个儿演，但我还是笑了。这就是男人，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受欺骗。
等我们笑够了，就又想方设法去寻找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这时他往往很大方地把中间台词的写作权留给我。
我很清楚自己任务的重要性，晚上便一直忙着整理那些极为风趣的对白，那些被威尔·格罗斯想像成喜剧的台词。孩子们入睡后，我就拿上一瓶啤酒放在写字台上，开始起劲地工作起来。
埃诺时而过来，善意地笑我无能，笑我不会用灰色界面覆盖，不会将数据存入软盘，可我一直干得很顺利。
这些日子过得可真愉快：上午我和威尔一块儿写作，两点半帕拉把刚洗过澡、受过教育的孩子们交还给我，下午我就带着他们去市郊森林，晚上又跟我的电脑和埃诺亲切会面。
这期间，我两次乘夜间航班去维克托那儿。
遇到这种情况帕拉就留下来过夜。悄悄地，不必费什么口舌。
我的生活中没有比这段时间更幸福的了。
埃诺为我设计了一幅宣传画，依靠电脑和照片编辑器的帮助，这当然不成什么问题。这幅宣传画设计得绝对具有专业水平，在我的一张明信片大小的黑白照片（摄影：温克尔）下是一行黑体字：新女性出版社——弗兰卡·西丝。尽管不是很押韵，但我敢肯定，埃诺绝对没想到这一点。
一翻开这幅广告，我的小说的封面便赫然入目。斜上方印着：发行量：十万册！
后面便是风趣的广告词，说我的书目前正在全德国范围内销售，说它即将由知名导演推向全国的电影院，说作者的作品朗诵会日程表已基本排满，仅有个别日期还空着，有兴趣者请从速与我的经纪人，科隆的埃诺·温克尔博士或者与我的编辑，汉堡的维克托·朗格博士联系。
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太棒了。
很快，第一位记者便来报到了。
他是汉堡《我们妇女》画报的记者。
到底是我的经纪人埃诺·温克尔博士还是我的编辑维克托·朗格博士使《我们妇女》报社的这位小伙子对我产生了兴趣，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妇女》报社原本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
不管怎么说，终于有一位记者按照我们电话里约好的时间在午饭后过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位摄影师。
我呢，还正跟威尔坐在一起搞电影脚本呢。
孩子们跟着帕拉在地下室。刚过两点。
这位记者姓伯克，摄影师姓伯尔克。他们的名字都是施奈德。很可能就是由于他俩的名字过于相像而经常被人搞混，他们才成了搭档。
伯克先生和伯尔克先生穿着牛仔服，蓄着大髭须，看来又年轻又友好。我像迎候老朋友似的把他们请进屋。他们俩是开着一辆半新的雪铁龙来的。两人蛮有兴致地在我家下面的几个地方转了转，稍事休息后，伯克先生就开始准备他的录音机，而伯尔克先生则把照相器材从车里取了下来。当他们的目光投向我的写作间时，我向他们介绍了威尔·格罗斯，可他们对他并不感兴趣。
“你可以先回去了。”我说，“我看今天肯定是写不成了。两点半帕拉就要回去了。”
威尔·格罗斯并不想现在就走。
我思忖着要不要打电话把埃诺叫来，不过他要来了，肯定又得跟这两位男人神侃一通他的机器性能，而这些我早就听够了。况且，这次终于是在没有埃诺的法律帮助下，我自己办的一件事，一次简单的、可怜兮兮的采访！威尔·格罗斯他愿意蹲在工作间里就让他蹲在那儿吧。
我用电话通知帕拉，让她把弗兰茨和维利打扮得像对双胞胎，衣服色调明快一点，过会儿把他们带上来，一块儿照张相。
“好吧。”帕拉说，“咖啡和糕点都放在桌上。”
太棒了！我并没有告诉她要准备这些东西，可她早已烤好了蛋糕，煮好了咖啡。和散那①，特劳琴姑妈！
①希伯来词汇，原竟为“救助”，转意为“赞美”。
我把两位记者劝到咖啡桌旁，让他们先慢慢喝着，我则马上冲进盥洗室，匆匆打扮了一下。
我对《我们妇女》画报来说是否上相？该报会不会觉得我太丑了？他们欣赏的可是那些梳着拉罗发廊式发型、粉脖桃面上不见一丝皱纹的俊俏女郎啊，他们才不要看我这样年过三旬、饱经风霜的普通脸蛋呢！
不过，墙上的镜子里反映出的形象并没有什么糟糕的地方，而竞争出版社那位妇女读物的女作者也不见得比我漂亮多少。
啊，我还是很不错的，看起来像是初夏的化身，这主要得益于最近一段时间充足的睡眠。
伯尔克先生建议我们在花园里拍一张吃早餐的全家合影。这个主意真是出人意料而且独具匠心。他说，这种相片总是很受读者的青睐。我想了想，确实如此。所有的报刊在报道那些在社会上多少有些影响的人物时，总会登出这种在花园里的家庭早餐照：桌上摆着橙汁、新鲜面包和优质黄油，桌下是一只心满意足的长毛狗，桌子旁边坐的总是爸爸妈妈和两到四个穿着颜色搭配相称的衣服的孩子，所有的人都在冲镜头笑。底下写着：罗丝·波才兰①非常重视饮食健康，图为她正从容不迫地和本亚明、尤丽娅、亚历山大三个孩子吃早餐。或者，照片上是她、丈夫尤尔根（左）和他们那条叫阿克瑟的狗（右）在花园里共进早餐。
①原文借用了一幅漫画的名字，原意是形容母亲像瓷器一样纯洁。
我觉得这个主意真不错。我们立即开始把咖啡桌收拾干净。尽管已经开始滴雨了，我们最后还是把桌子拖到了花园里。摄影师很遗憾不能拍这张漂亮的咖啡桌，因为他必须为《我们妇女》提供一张花园早餐照，而不是饭厅里的咖啡桌。他说，饭厅里的咖啡桌太俗气了，请别介意。他问我们是否有桌布。帕拉在家里到处找桌布，可我从来就没有桌布，因为我觉得这纯属多余，特别是有了两个小孩，他们会胡乱拉扯，引起危及生命的火灾；或者会手脚乱动，至少会把桌布上的瓷器连同食物一起拽到地上。再说这样的一块桌布也总是干净不了，看看桌布就会知道昨天和前天吃的是什么饭，哪个顽皮孩子坐的是哪个位置。顺便说一下，桌布太俗气了。请别介意。
伯尔克先生却坚持认为，在绿色的天然篱笆前配上黄色桌布与紫色杜鹃花，视觉效果一定非常好。
“我们有黄色的床单。”帕拉果断地说。
于是我们冒雨给桌子铺上床单。孩子们已经穿着一模一样的水兵服（看起来像一对小搭档），乖乖地站在一旁等候照相。我们把孩子连同他们的小凳子一块儿拉了出来，然后大家在绿篱笆前面站成半圆。帕拉取来了面包、黄油、果酱、拼盘、奶酪和餐巾，并且很艺术地把它们摆到了桌面上。伯克先生正好闲着，就把杯碟分放在床单上。
“我要红色杯子。”弗兰茨嚷道。
伯克先生急忙把红色的杯子放在他的跟前，并且说，他不知道我们家谁用什么餐具。
“我要褐色杯子。”维利嚷道。伯克先生于是环顾四周，寻找褐色杯子。我解释道，维利是色盲，他指的实际上是蓝色杯子。
对此，伯克再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怀着恻隐之心，关切地问维利是不是也看不了彩色电视。他自己还没有孩子，这么问至少不是有意的。哈哈哈，这真是一个大笑话。
“看不了。”我内行地答道，“维利到现在为止只能分辨黑白两色。”
“桌布是什么颜色的？”伯尔克问，因为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爆炸性新闻。
“黑白色。”维利说完便开心地笑了。
当大家都哄笑的时候，他又得意洋洋地加了一句。“黑白色，你这个浑球！”
伯克和伯尔克先生于是又问了许多东西的颜色，而维利则用他在这方面为数可观的词汇把他们臭骂了一顿。
我及时制止了这种行为，并且建议趁现在雨不太大照几张相片。
伯尔克先生让帕拉和伯克先生一起拉住一块巨大的圆布。这块圆布看上去就像志愿消防队在着火的房子下面张着的、以便让人们从十八层楼上往下跳的玩意儿，所不同的是，他们的那块大圆布是垂直而不是水平地拿着的，又像是要点上火、让几头不情愿的狮子从中间跳过去似的。
孩子们觉得这个新花样像放映米老鼠动画片一样亲切、好玩。反正他们立刻吃了起来，因为电视里演动画片也总是在晚饭时问。虽然弗里茨·费斯特先生认为，这对孩子的教育没有任何意义，但我没有理会这一套。与其看着他们嘴里塞满东西说话，不如让他们看看动画片。
“您有果汁吗？”伯尔克先生在相机后面问道。
“没有。孩子们只喝矿泉水。”
“矿泉水的视觉效果不太好。”
“我们有牛奶。”帕拉说。
“好吧。牛奶的视觉效果不错。您有大玻璃瓶或者类似的瓶子吗？”
当然没有，我要大玻璃瓶干吗？玻璃瓶碎片会带来好运还是什么好处？帕拉放下大圆布，跑向电话，请求阿尔玛·玛蒂尔尽快拿上一只大玻璃瓶、一些鸡蛋以及与黄色相配的糖罐来。
阿尔玛·玛蒂尔送来了大玻璃瓶、糖罐和鸡蛋，并高兴地打量着我们。我们把鸡蛋放在与黄色相配的鸡蛋杯里，幸福地冲着相机微笑。帕拉重新举起她那半块布。阿尔玛·玛蒂尔不希望闲站着，她也帮着举起那块布。这样一来活像是在跳蒂罗尔州民间舞蹈。两个健美的少女随时都可能与伯克先生围成圈跳起来，嘴里高兴地发出嗨嗨嗨的喊叫声。最后，伯尔克先生的镜头就会对准民间舞蹈，而不是我们这些脸色苍白、死气沉沉、冒雨坐在生鸡蛋面前的人了。
一阵雷声划过这幕欢乐的场景。
伯尔克先生通过镜头还在找着什么。
“少点什么吗？”
“您有狗或者别的动物吗？”
“小兔子！”维利嚷嚷着，从凳子上爬下来，去取一个经常放在嘴里咬的破玩意儿——早餐鸡蛋旁的那只脏乎乎的布兔子。
“我说的是活动物。”伯尔克先生说。
“一定要黄色的或者是其他与绿篱笆颜色相配的动物吗？”我问，心里想着去哪儿尽快弄一只金丝雀来。
“不，”伯尔克先生在他的相机后面说，“只要看起来像这个家庭的一员就行。”
我想了想，是否能把八号的那只长毛狗请过来拍一张全家福？但是，雨越下越大了，我认为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纯属浪费时问。
“阿尔玛和帕拉也是我们家的一员。”我说。
“不，不，”伯尔克先生反对道，“不能再增加女士了。我们妇女需要鲜明的陪衬：要么是动物，要么是男人。”
“里面的那个男人怎么样？”伯克先生问道，“他不是这家的成员吗？”
“不是。”我赶紧说。
12
“不过，我们也许能让他一块儿拍张全家福。”伯克先生仍不罢休，“一幅没有动物或男人的家庭早餐照没有什么意义。”
此刻我反而变得固执了。整整五年，威尔·格罗斯从没有和我们在篱笆旁一起吃过早餐，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而偏偏是现在，他们却要他和我们一起拍全家福，让他在公众面前扮演一个理想父亲的形象。不！
“这可不行。”我说，“格罗斯先生和我现在离婚了。如果我的律师在报纸上看见我和丈夫冒雨在篱笆前共进早餐，他很可能会中断我的委托。”
阿尔玛·玛蒂尔垂下了她举的那部分圆布，点头证实。“不行。她是对的。这绝对不行，无论是出于法律上还是个人的原因，这都是行不通的。”
帕拉也垂下了圆布，冷笑着。孩子们变得烦躁起来。他们饿得用小叉子敲着小盘子。
“我们至少可以让老奶奶一起坐在桌子旁。”伯尔克先生一边提议，一边擦掉眼镜片上的雨水。“既然没有男人和动物，那么至少得有个老奶奶。我们妇女需要鲜明的陪衬。”我的上帝，我想，《我们妇女》真是无聊。
和我们一起冒雨坐在绿篱笆前的黄色床单旁边，这个主意使阿尔玛·玛蒂尔心花怒放。她可不想错过这个向公众显示家庭团聚的大好时机。她立即开始整理头发。
“我早该去做头发了。”
我迅速考虑了这个变化的后果。让阿尔玛·玛蒂尔作为老奶奶出现在早餐照上！这简直就是向全国公开我与埃诺的订婚消息。这简直会让维克托心碎的。我也一样。
“温克尔夫人可不是我家的老奶奶。”我立即回答道，“她只是一个非常非常慈祥的邻居……”
伯尔克先生要用那只与桌布配套的枕套盖他的照相机。
帕拉放下大圆布冲进屋里。我匆匆瞄了一眼手表，已经三点过五分了。
当务之急是，你该让帕拉下班了！
“帕拉！”我喊道，“您现在可以走了！”
“您的意思是让我扔下您不管吗？”帕拉反问道。她把枕套递给了伯尔克先生。
“好了，现在我们得赶快拍几张漂亮的相片啰。”摄影师喊道，“我的相机全湿了！谁愿意一起来照？”从视觉效果上看，穿蓝色汗衫的伯克先生是很适合上镜头的。维利开始还以为是黄色的，惹得大家